接上文:。上文谈到,张学良在陕北剿共屡屡失败,东北军被老蒋不断裁撤番号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停止内战,想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想法。
但是,想要和红军联合抗日,你得和党取得联系才行。你不能大张旗鼓地跑到两军阵地前,高喊:不打了,不打了,咱们讲和搞联合吧。
那样,就算红军相信东北军的诚意,但你当身边的戴笠军统特务是傻子啊?恐怕你刚有这个想法,还没有所行动时,你的通共报告已经放在了老蒋的面前。
因此,张学良必须得先和红军取得联系,而且是十分稳妥的联系才行。
张学良和红军取得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双方的努力进行的。
一方面,是红军通过在崂山—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进行牵线搭桥的。
另一方面,是张学良通过自己的渠道想方设法与我党取得联系的。
此前,张学良长居北方,对我党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印象中只知道党是在上海成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大革命时期,我党的领导机关也在上海。
所以,他一度误以为此时的党中央机关也在上海。
早在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就获知他的嫡系牛元峰师在直罗镇战役中被我军消灭。心情烦闷的他感到打内战不是出路,就想办法要和我党取得联系。
于是,他就来到了上海,准备找一找关系。由于事关重大,他不能举个牌子满上海大街小巷的找共产党。所以,他要找个关系,这个关系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这个人平时的政治倾向必须是抗日爱国的,并且可能与我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
二是这个人还必须是自己知根知底,信得过的。
正好,作为旧中国各路大神的风云际会之地,上海滩还真有这样的人。
首先是他以前的秘书,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这位仁兄此时正因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的“新生事件”而被判服刑呢。
只不过老蒋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没把他关进牢房,而是将他放在一个疗养院软禁。张学良就借着探监的名义来看杜重远,并和他商量今后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杜重远对于少帅的思想转变很高兴,就向他分析了当前形势。他建议张学良搞一个西北大联合,联合红军,联合共产党,争取苏联援助,逼迫老蒋,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共产党不要他,杜重远就向他宣传了《八一宣言》的精神,说明中共愿同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被杜重远说动后,就问他有没有和我党联系的渠道。
杜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服刑,外面军统特务一大把,自己不方便抛头露面。
但他告诉张学良,东北军的老人马李杜在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如今也在上海,还参加了国母宋庆龄发起的一个什么抗日组织,你可以找他去。
张学良于是找到了李杜,一番客套后,就表示他想在西北地区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看李杜能不能帮忙和我党拉上关系。
李杜对于老长官的思想转变也十分高兴,就打包票:“少帅就放心吧,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等好消息吧”。
二、我党通过争取高福源,与张学良建立的联系就在张学良在上海想方设法寻找与党的联系时,我党也没闲着。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也在想办法,着力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而争取的突破口,就落在了崂山—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身上,这些在前文:中介绍过,
高福源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也深受张学良的信任。
通过我们大量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后,高福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识到“抗日救国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
于是,他对彭老总等领导自告奋勇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出于对爱国将领的信任,彭老总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回洛川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由于建功心切,高福源在与彭老总谈完话的第二天清晨,就启程赶赴洛川,去找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去了。
高福源到达洛川后,就向王以哲介绍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自己的见闻。正好王以哲此时也在想办法寻找与我党的联系,于是他电告张学良,说是门路找到了。
此刻正在等李杜消息的张学良还是个急性子,收到王以哲电报后就马不停蹄的亲自开飞机赶到了洛川。
两个人见面后,高福源将自己在红军的感受和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少帅放弃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
由于屡屡被套路,这回张学良也学精了,为保险起见,还把高福源试探了一番。在确定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后,才明确表示: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要进行正式会谈。
随后,高福源回到红军总部,向彭老总复命:“彭总,这事成了,张学良要面见红军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彭老总立刻将高福源报告的情况电告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复电,同意派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此时,恰值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红色特工大王”李克农从外地回来,党中央经过考虑,就决定派李克农去负责和东北军的前期谈判。
三、洛川会谈,情报大王与张学良的首次谈判2月21日,由李克农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从瓦窑堡出发,他们在高福源陪同下,于25日到达洛川。
正好此时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他就委托王以哲先同李克农商谈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
所以,洛川会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张学良不在的时候,从2月26日到28日,第二阶段是张学良回来后,由他亲自参加的会谈。
第一阶段: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就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经过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如下协定:
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间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的东北军部队所需粮秣物资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
四、红军同意已经在甘泉县被围有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第一阶段会谈主要是解决两军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互通问题,因为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的那几个师的境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还困守在延安、鄜县、甘泉那几个孤立的点上,一出城就挨打,物资供应十分困难。
第二阶段:3月3日,张学良自己驾着飞机回来了。一下飞机,他简单化了下装,身着黑绒马褂,戴着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直奔谈判地而来。
李克农握住张学良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张学良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个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东北三省送给日本人,专打内战,不抗日,使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所以我党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之内。
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在这一点上,由于张少帅被老蒋坑得还不够惨,所以双方都有所保留。
二、对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
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是决定于人。发动全民族抗战,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
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中国地广人多,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十分赞同这个主张。
三、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李克农说,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
最后,可能是出于安全秘密起见,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学良再次商谈。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这次会谈虽是初步接触,但它有重要意义。它使张学良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促使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不久举行的周恩来与张学良延安会谈铺平了道路。
四、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洛川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回到西安,此时他的另一条联系线也有了消息。
老部下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
原来,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对于少帅的要求,李杜也不敢怠慢。李杜就向国母宋庆龄报告了张学良想和我党接触的事,想让国母帮忙找个合适的人选。
宋庆龄就想起了曾在她家待过的,化名为“周先生”的刘鼎,认为以刘鼎的学识、才干,应该是到张学良处做“说客”的合适人选。
于是,国母宋庆龄叫来了“红色牧师”董健吾,告诉他说:“张学良想与共产党联系,艾黎家里就住着一个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员就是刘鼎,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党组织给失联了。至于他的过往经历,可以写一部精彩的谍战小说了,我们这里就不详述了。
董健吾与刘鼎见面后,才发现原来他俩早就相识,曾一起在中央特科保卫局工作过。董健吾便把事情和刘鼎说了。
刘鼎一开始有点狐疑,按照组织原则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是组织派人来联系自己。这样通过个人联系,感觉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他对董健吾说:“我现在最着急的是要找到组织,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董健吾说:“现在情况特殊,到了西安以后就有机会去陕北,张学良此次联共抗日颇有诚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刘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张学良为人处世的品行后,也认为自己一直寻找组织寻找不到,这次如果能通过张学良和党接通联系,那是最好不过了。
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值得试一试。于是他决定接受邀请,到西安去与张学良面谈,尽力去做东北军的工作,再把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随后,刘鼎接受国母宋庆龄的安排的,和计划去陕北采访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从上海出发去西安。
到西安后,斯诺由张学良秘密安排,到陕北采访毛主席去了。而刘鼎则留下来会见张学良。
据说,张学良初次见到刘鼎后,可能是为了试探一番,一上来就不客气地质问起来:
“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几件事想请教。
我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
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的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
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
张学良的这一连串问题,让刘鼎暗吃一惊。他想:“我是他请来的客人,怎么一见面就想给我个下马威了!”
但这些问题显然难不倒久经地下工作考验的刘鼎,于是,他很坦然地回答说:
“1.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一样,不能不表示。
2.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
3.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是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为了自卫,才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吗?”
刘鼎讲完后,以为张学良一定要发脾气。结果,张学良沉思片刻后安详地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慢慢地谈吧!”
从此以后,二人越谈越投机,慢慢的相互引为知已。刘鼎的派驻,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即将举行的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天主教堂
五、肤施夜话1936年的4月,春天姗姗来迟,陕北高原的延安,雨雪交加,寒气袭人。
灰蒙蒙的延安城里,矗立着一座比较另类的天主教堂。当然,这个另类,是在国外基督徒眼里这么认为的,我们是看不出什么的。
它的另类就表现在那个钟楼的位置上。当初这个教堂是外国人设计的,而中国的匠人们可能看不懂外国人的设计图纸,将本应盖在正中间的钟楼盖在了一边。
等传教士发现时为时已晚,于是,这座教堂也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中西合璧的教堂。
但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这座另类的教堂却要见证一段足以改变近现代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周张肤施会谈。
不远处,一队人马顶风冒雪,行进在瓦窑堡通往延安(当时叫肤施)的泥泞小道上。
走在前面的一位,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约莫三十七八岁。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恩来。
紧随其后的一位,身穿中山装,目光锐利,鼻上架着一副圆玻璃眼镜。他就是我党著名的“情报大王”,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总理此行是应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赶赴延安同张学良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秘密会谈的。
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东北军代表的接引下进入延安城。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这座天主教堂旁。
不一会,身着灰布军便服的张学良也出来了,他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
“欢迎,欢迎,你就是共产党的美髯公周先生吧,军统暗探颇多,所以,现在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一定能大放光明。”
民国著名的两大帅哥,总理与少帅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
二人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烛光的掩映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没见过面,但都久仰彼此的大名,今天初次相会,他们一见如故。
周恩来热情地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惊讶。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师出同门了。”
俩人开诚相见,谈笑风生。
随后,会谈转入正题。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
会谈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停止内战,联蒋抗日问题。
张学良首先表示,他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但他主张联蒋抗日,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
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深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我本人同意张先生的主张。中共之所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视人民为死敌,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只要蒋介石放弃其错误立场,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要斗争!”
张学良接着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如果蒋介石确实有降日倾向,那我就坚决反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今后中国要走的道路问题上,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要统一集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一是条法西斯的。
他还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
“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应该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实行专政,把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的力量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他对张学良说:
“张将军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迫切心情,我们共产党人是理解的。可惜张先生的想法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
在历史上,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也经历过。法西斯是反社会、反人民的,它没有群众基础。
要抗日,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广泛民主,如果在民族危机的空前国难中去搞独裁,而不去发动群众,那必然是要失败的。”
张学良听后,恍然大悟,从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还对发动抗日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中国地域辽阔,从日本的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中国完全封锁起来;
而且中国需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取之于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国内爆发革命的可能就会增长,抗日持久战可能会引起日本内部的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说得入情入理,很是佩服。
3、红军进兵策略问题上:
张学良对红军的发展去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当时红军正在东征山西。
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们都让路。
但是他认为红军不要东征山西,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那样还会促使阎锡山与蒋介石勾结起来。
他的意见是红军“最好北上出绥远解决德王”,再东向察哈尔。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理由:
①绥远、宁夏人口较多,粮食也多,可作为红军抗日的后方;
②绥远临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
③红军和日军接火,他就能公开联共抗日,否则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学良上述意见,郑重地对他说: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我要回去和毛主席、张闻天等人商量,这个问题下一步研究。
4、争取外援问题上。
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苏联帮助,他判断苏联也会帮助中国。
他的这一想法和我党不谋而合,因为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一直是当前党和红军的首要议题。
对于这一议题,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苏联援助。
张学良派人从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关系去进行联系。
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派人先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后来中共中央派邓发经西安、新疆去了苏联。
后来,双方在这一议题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直接提出了建立三位一体抗日国防政府的构想,党中央还由此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产生了西路军西征的事件。
由于涉及的议题项目比较宏大,我们以后再分多篇介绍,这里就不详述了。
5、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
张学良说他不愿打红军,但老蒋经常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
简单来讲就是老蒋非要让他切断红军东征的退路不可,他想和周恩来商量个应对的办法。
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经二人商量后决定:
红军可派小股部队在关中西安一带积极活动,
一部在韩城、澄县活动,牵制杨虎城的西北军。
一部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
这样,张学良就可以找到不北进的借口了。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
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
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
东北军还可向红军赠送些弹药;
至于交通,双方互派得力的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侃侃而谈,直到东方破晓。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一夜未眠,却毫无倦意。
他看了看表,5个小时过去了,便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高兴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
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作为红军抗日军费。
天蒙蒙亮时,周恩来与张学良握手告别。张学良目送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部下说:“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
延安会谈后,我党就与张学良开始了一系列实质性的秘密谈判,双方在组建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援助通道、背靠苏联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老蒋反动派对红军新的围剿也随之而来,革命的残酷性,形势的复杂性却不断的考验着我党和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工作。
随之而来的就是宁夏战役计划,红军三军大会师,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西安事变等一件件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上演。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肩负起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重任,我们下回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