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许世友对那场愈演愈烈的“风暴”，不理解，也想不通，同时他也惹不起，只能选择走为上计。他离开南京，住进了位于大别山深处的126医院。许世友往大别山一扎，就是近百天时间。有人戏称，这是“武装割据”。是有点那种味道，但严格意义上讲，是“据”而不“割”。
尽管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但许世友同华东三省一市，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没有被割断。他不出山，不代表不能叫人进山。隔三差五，他就会召见军区和地方的各方面主要负责人。这一趟趟，只能靠汽车跑，也是够远的。他召见谁，全是临时决定，不跟任何人商量。单独召见，单独谈话，谁也不能在旁边。
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深居简出，每天就吃吃饭、钓钓鱼、打打猎、喝喝酒，但他的心情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他日夜关注全国和自己所管省市的“风暴”形势，不焦虑不行。许世友通过详细询问召进山的人，对外界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到1967年夏天，“风暴”到达一个高潮时，形势急剧恶化，出现流血冲突，部队也不能置身事外了。许世友心急如焚，却是一点办法没有，成天嘴里念叨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三堂会审要定罪，浑身长嘴也说不清。”
他还组织大家讨论，要是那些“小将们”不怕死，冲进来了怎么办？他给自己准备了两条路：一，上山避一避。二，实在避不了，只好跳崖，反正不能落他们手里。一位红军时期的军长，身经百战的上将，居然被逼得做好跳崖的准备？此时此刻，他那极其悲壮又万般无奈的心情，可想而知。
正当南京酝酿召开针对许世友的万人大会时，远在北京的周总理收到消息，立即出面干预，一个电话打过去：“许世友是要保的。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赶到南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逃过一劫的许世友，对此并不知情。他对军内、军外的乱象，感到无比痛心。他知道，眼前这个局面，没毛主席发话是不行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说：“许世友盼星星、盼月亮一般，要等毛主席的一句话。”
许世友终于按耐不住了，他决定上北京，直接找毛主席问个清楚。可他到合肥，跟李德生见了一面，吃了顿早饭后，又改变主意，乘车返回了大别山深处。到上海后，毛主席终于发出了许世友朝思暮想的召见命令，并指派张春桥来接。
当时，张春桥算是许世友的搭档一样，这对文武组合还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可是，许世友和张春桥，彼此看不顺眼，相处得极其不融洽。按理说，终于得到了毛主席的召见，许世友的心情应该是高兴的，但他完全没有。他既想进上海，又怕进上海。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在下一刻发生，已经有一大批比许世友职务高的将帅干部，一夜间从云端跌入泥潭了。许世友不知道，在上海，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临行前，他喊来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干部。许世友一开口，这位干部就意识到，这次谈话不简单。
“我这次去上海，没有事最好。要是出事了，你比我年轻，比我小15岁。你帮我办两件事。一，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二，我死了，要把我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火化了。”
很少交心的许世友，这次做好了“万劫不复、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主动向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伙计交心“托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