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颓废，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于1904年颁布了《陆军营制饷章》。计划裁废所有旧式军队，效法西方重新编练36镇（每镇编制12512人）新军，总计45万人。

新军不仅招募选拔要求高，武器装备和待遇好，在袁世凯的严格督管下，军纪严明也基本杜绝了克扣军饷、任人唯亲等旧军顽疾。

注：新军招募要求年纪在18~25岁、身高160cm以上、平举100斤以上、视力正常无疾病恶习、家境清白等等。普通士兵月饷白银4.5两，入伍期间家庭还可获得减租税待遇。

如果说这些还不算稀奇的话，新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历史上诸强军望尘莫及的了 – 成员文化、受教育程度高。

由于新军大量应用西式装备、战术、军事军政理论等，因此组建时也大量招募毕业于西方（主要是德、日）和国内军事院校的学生充任军官。另外高待遇和良好的军纪，不仅让大量未获功名的学子将入伍作为一条全新的出路，很多秀才、举人也踊跃报名从军。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文化素质越高，军队战斗力越强。但是对于清廷来说这就不见得是好事了，因为高文化素质也意味着更易接受外界的新思想。一旦朝廷跟不上时代，原本应当守护朝廷的军队，也会用自身的力量来“推动”朝廷变革。

1911年10月初，清廷按照例行计划在直隶永平府举行新军秋操（演习）。参加此次秋操的各镇新军合计六万人，分为东、西两军。但是各军刚摆开架势，就收到朝廷停操急令 – “武昌吃紧，率部速归”……

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二、四两镇及吴禄贞第六镇的一个协前往武昌镇压革命。随后又命令冯国璋督率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及三、五两镇各一协，开赴武昌增援。

武昌首义的军队编制不足一个协，朝廷派出的兵马弹压起义是绰绰有余，但是朝廷没想到自己的新军也出了问题。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人，均是毕业于日本军事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在日本期间，深受各种新思想的影响。他们对清廷专制制度的无能深感不满，认为非痛加改革不可。然而清廷几年磨蹭就是不愿意“立宪”，又让他们对朝廷绝望，进而认为唯有革命才能救国。

当张绍曾知晓朝廷将调派自己南下镇压起义后，就召集麾下主要将领以及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商讨对策。张绍曾本意是直接举兵支持起义，“武昌之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

不过一番讨论并未获得一致同意，张绍曾只得退让一步以“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宜布立宪，停止讨伐民军的战争”为目标。最终各将领在此基础上，共同起草了立宪纲领十二条。

注：“十二条”汇总起来就是要求清廷效仿英国施行虚君制，将国政的决策权全部移交至国会和内阁。

10月27日张绍曾、卢永祥、伍祥桢等人联名向清廷上《陆军统制官张绍曾等陈请意见政纲十二条折》，同日张绍曾返回第二十镇临时驻地滦州，向全体官兵宣布他的命令：

武昌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况以同种相残，世界无此蛮行，所有军队，均不前进。

张绍曾等人的奏折措辞非常强硬，要求朝廷“立决可否，迅于二十四点钟以内即颁谕旨，明白宣示”。如果朝廷不同意就率军逼宫，“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除此之外，张绍曾也向各省督抚、陆军统制、谘议局发出通电寻求支持，“滦州兵谏”至此爆发。

朝廷获知兵谏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派与张绍曾关系较好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去滦州“抚慰”。但是吴禄贞和张绍曾关系亲密的原因是，他们的在思想认知上高度一致。

10月29日吴禄贞到达滦州后并未劝说张绍曾，而是直接参与进张绍曾的计划中。当天山西新军杀死巡抚陆钟琦，推举阎锡山 为都督并宣布独立。吴、张二人遂决定将蓝天蔚、卢永祥等部调滦州集合组建“立宪军”，然后联合阎锡山从南北两面夹击北京。

清廷获悉兵谏新军的新计划后非常慌恐，在30日连下四道圣旨对兵谏进行回应。

一为罪己诏，承认朝廷几年来的立宪举措（特别是皇族内阁）与“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并宣布将解散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重新推选。

二为开放党禁，赦免戊戌以来所有在押和被通缉的政治犯，并且允许他们加入或者组建政党，参与国会活动。

三也类似罪己诏，朝廷承认铁路收归国有政策的错误“用人无方，施治寡术 … 此皆朕一人之咎也”，不过最终锅甩给了盛宣怀，称被他这个奸臣蒙骗了。

四为答复兵谏的主要要求，命令资政院“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

注：上述四份圣旨分别为《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实行宪政谕》《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检索查阅。

10月31日资政院总裁溥伦电复张绍曾等人，称朝廷谕准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制宪将“采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用成文法规定”。看上去兵谏的要求全部实现了，但是张绍曾等人并不傻。

朝廷谕令中制宪的基础是“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而这个大纲完全不符合兵谏起草的“十二条”要求，换句话说朝廷是在画饼。

于是张绍曾等人在11月1日不仅扣押了运往武昌前线镇压起义的军火专列，还联名电奏朝廷，要求取消宪法大纲，召开国会并由国会制定宪法。为防朝廷不同意，电文最后特附一句“荷戈西望，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朝廷在重压之下，于11月3日批准了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条”以英国宪法的大致原则为基础，不仅吸收了“兵谏十二条”的要求，还对十二条不足之处作了补充。

至此“滦州兵谏”的目的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兵谏也以和平的方式平息。

但是立宪派近十年各种上奏、宣传、呼吁、请愿都未能获取的结果，军人们发了几份电报，朝廷就麻溜的同意了。这让地方和立宪派们看清了朝廷的孱弱，也抬高了他们的要求，为什么不“共和”还要皇帝干什么？

“十九条”公布的第二天贵州宣布独立，紧接着在九天内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等七省宣布脱离清廷。即便清廷以祭告太庙的方式来表达将恪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承诺，也已阻止不了自己将被埋葬的命运。

附录滦州兵谏主要将领结局：

吴禄贞在11月7日被自己的卫队长马蕙田（袁世凯、良弼收买）等人杀害于石家庄；

张绍曾在11月7日被解除职务，前往天津隐居；

蓝天蔚返回驻地奉天后，于11月11日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免职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