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水平越高的人，往往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若立论错了，水平越高错就越离谱。曲辰先生是不少“国”字号的社团会员或研究员，从他的《老子思想批判》来看，他就属于这类学者。
老子抄袭黄帝的“无为”思想，并将其修该为“清静无为”曲辰先生的观点
曲辰先生认为：“道本无为，而无不为”是黄帝的观点，也是被老子严重歪曲了的哲学观点。它的最初意思是：各种规律本身是没有任何主观思想、意志和作为的，这就是它的常态。人们要想做成事业，就要顺应自然之道而达到而大有作为。
然而，老子将“道本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歪曲成了“清静无为”，并将此作为一个学道、悟道、修行的总则，这是一种反进步的错误思想。
秦汉以来的学者们认为黄帝与老子的思想一致，故有“黄老道学”之称。
曲辰先生的荒谬
1、《老子》和《黄帝四经》都没有“道本无为，而无不为”之说，而是道“无为而无不为”。
2、他混淆了“规律”与“道”的关系，道“先天地生”，当宇宙空无一物的时候，只有“道”而没有反映万物及其万物之间运动关系的规律。
就是说，“道”是形而上的，“规律”是万物层面的形而下学，且人类所“探索”道的规律会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改变，比如被视为真理的“地心说”被“日心说”所取代。
再比如：人活着就有不同阶段的运行规律，它如同人的影子、形迹。离开这个世界，伴随他的规律也将不复存在，而道永恒不易。
3、不是“秦汉以来人们认为黄帝与老子的思想一致，故有黄老道学之称”，而是战国时期“田氏代齐”的齐威王田因齐，认为姜子牙是炎帝后裔，而田氏跟周天子一样，同属于黄帝后裔，历史上有黄帝取代炎帝之说，故田氏代齐有历史依据。
同时，齐国从立国开始实行的就是道法之治，且老子思想为春秋战国诸子所宗，而老子与田氏同是陈国人，因此推崇老子，于是将黄帝与老子并称为“黄老道学”。
西汉初年实行的“黄老道术”只是战国黄老道学的自然选择与延续。
老子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黄帝思想扭曲为消极被动曲辰先生的观点
曲辰先生援引《黄帝四经·道原经》说：道无思也无为，但道不可违，不可逆，万物都是顺道而生，顺道而变，顺道而发展。因为“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但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智慧，要有所作为的，与自然物不同。所以，人就要学道，明道，以便顺道而行，达到大有作为、做成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之目的。
但老子抄袭《黄帝经·道原经》，将人与自然物等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哲学理论上，用偷换概念的办法，精心设置了一个特殊用语：“道常无名”、“道常无为”。
然后，由此而谈人也要效法自然之道，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曲辰先生的荒谬
1、《黄帝四经》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是对老子思想的阐发与实践应用，只能说《黄帝四经》是否合乎《老子》思想，而不是相反。
且从曲先生引述的《黄帝经》内容来看，于老子“万物尊道而贵德”思想并无差异，不知他是怎么读出“篡改”之意的。
但曲先生通过《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史记解》等史籍考证，《黄帝经》主创者就是黄帝，并以颛顼、帝喾、尧、舜时期执政治国的理论基础。
就像曲先生认为老子一出生就是白胡子，完全是“野路子”一样，我之于曲先生“此说”，亦有同感。
2、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就是“限权”，即人主应像圣人那样“以百姓之心为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做好百姓自由发展的政策环境的服务，而不试图操控百姓，与民争利。
如此，天下百姓才能在没有“天下多忌讳”的前提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施其长，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实现“无不为”。
因此，“无为”是人主的执政方式，“无不为”是百姓的实现效果。而不是曲先生认为的老子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都要“清静”，反对有所作为。
3、曲先生把老子的“自然”——不受强力干涉的自然而然状态，曲解为“大自然”，并“批判”老子不该“偷换概念”，将人与自然物混为一谈。“道法自然”——道以万物之自然为法则，正是圣人以百姓之自然为法则的理论依据。
“无为而无不为”更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而是权力不干涉、不侵夺百姓利益，百姓才能才能“自化、自富、自正、自朴”，实现“无不为”。
老子的圣人查无此人，圣人言离经叛道，“有宗有君”之说不攻自破曲辰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充斥《道德经》全篇的“圣人”，既不是黄帝，也不是唐尧、虞舜，凭空捏造，没有出处，所谓“言有宗，事有君”之说自欺欺人，不攻自破。
而“为无为，则无不治”，更是李耳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荒谬之说！
他把老子的“无为”理解为：“你只要不做事，就永远都不会失败。譬如，一个将军，只要你不去打仗，你就永远没有失败的记录。一位没有过失败的将军，不就是常胜将军了吗？”
曲辰先生的荒谬
1、老子论道，都是以众所周知的常识、经验或体验为喻，揭示出其背后“道”的作用，并将其落实在社会实践上，并塑造一个为道者“圣人”，作为实践“道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老子笔下的“圣人”就是“道”在社会实践上的化身。
因此，这个圣人不可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任何一个具体的帝王都不可能替代老子笔下的“为道者”，更不可能是儒家塑造的“德治”榜样，比如尧帝、舜帝、文王、周公等。
2、因为曲辰不理解老子的“无为”的核心乃是权力不恃强凌弱、侵夺百姓利益，只是望文生义，为批判而批判，沿袭着朱熹等人曲解为的“全无事事”，他根本无法理解老子思想。
因为他端着周王室的饭碗，所以主张诸侯王不要犯上作乱曲辰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老子生活与周王朝衰微，各自为政，自成一统时期，作为“周王朝的一位官员，食周室薪俸，而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受周室分封的诸侯国君。所以，他是站在周天子统治的立场上以做说，劝导‘侯王’、以及黎民百姓‘无为’，而不要‘犯上作乱’的。”
学道，当然是为了大有作为，而不是为了无所作为，黄帝、管仲、孔子等都主张行道、做事，“从未有过所谓学道就是要做到“无为”的奇怪论调！”
因此他说：“清静无为”鼓吹的是懒汉思想，“安贫乐道”则是懒汉加空谈！这种“无为”思想的鼓吹，不利于中华民族谋发展、谋进步、以大有作为，从而加快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伟大复兴的。
曲辰的荒谬
1、老子的“无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使用权力的问题，老子认为社会一切混乱的根源都在“人主”而不在“百姓”，因此，他没有针对百姓提出任何要求，更没有要求臣民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乱”的思想。
2、“清静无为”不是鼓吹懒汉思想，“安贫乐道”更不是懒汉加空谈。因为为道可以“弗为而成”，因此，如果当权者“以百姓之心为心”，辅助他们，保障他们自由发展、自主创造社会价值的权益，不要实施暴政与民争利，而是要在利益面前“外其身、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百姓自然会“自化、自富、自正、自朴”，实现“无不为”。
只有人主清静无为不干涉、不侵民，百姓自由发展权利才能得以保障，从而赢得天下民心，曲辰以后来的黄老道家、杂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证，论证老子思想的错误，正像胡适批评冯友兰对“孔老之辩”的考据多属“丐词”一样，预设立场，拼凑证据，因此漏洞百出，贻笑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