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有“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一句话，南怀瑾先生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道、德、仁、义、礼”…就是一篇人类文化进化史的描述，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文化进化史的感叹。严格地说，他是感叹人类文化的退步。
就是说，物质文明是越来越进步，精神道德的文明越来越退步，越衰弱……这里《老子》所说的，等于《礼运·大同篇》孔子感叹人类文明的退化一样。
那么，南先生如何看待老子笔下的“礼”呢？
老子原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南先生为了解读“礼”，做了很多的铺垫，其中说道：
人类退化到“仁”、“义”，然后就到了“礼”。但真正的“礼”是高度的文化，以现在的观念而言，文化包括一切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历史文化，乃至个人做人做事的原则规律等等，所谓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社会等等一切都包括在内，这都是“礼”。
我的理解：
南先生认为，“道、德、仁、义、礼”是从“道治”到“礼治”的一个递降和退化的过程，但他又说“礼是高度的文化”。如果说“礼”是高度的文化，那么，它上面“义”、“仁”、“德”、“道”，不是一个比一个更高级吗？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则攘臂而乃之。故失道”——从“道治”社会退化到“礼治”社会，是“大道废，有仁义”的“失道”过程，无论这个“礼”是多么的“高级文化”，在老子思想体系里，“仁义礼”三者都属于“下德”。
南先生接着说：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真正的“大礼”，就是高度文化的“礼”是形而上的基础，所谓“而莫之应”，就是说那是看不出形态的。
南先生说，真正的“礼”，是看不出它的作用，普通的人更是不懂，所以“攘臂而扔之”，膀子一举就把它丢掉了。
我的理解：
南先生执着于“质朴的、真正的礼”，故对老子批评“礼”的思想似乎视而不见。他认为，作为真正的、高度文明的“礼”，是看不见的，比如偏僻地方人们不用鞠躬、握手，而都市中的人却以为他们不懂礼节。恰恰相反，那才是真正的“礼”。
南先生忽略了老百姓之所以“不知礼”的原因。《礼记·曲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颖达《五经·正义》云：“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
就是说：庶民贫穷且忙于农务，没有财物，也没有重大社交活动，没有官场应酬，就不必像官员那样教、学礼节，而拘于礼节了。而不是说偏僻乡民不鞠躬、不作揖才是“真正”的礼，那是没办法的事。
《白虎通》的说法类似：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礼谓酬酢之礼，不及庶人，勉民使至于士也。
南先生把“攘臂而仍之”理解为“挥手而弃之”，更非老子原意。攘，撸起袖子。仍，因也，循也，遵照执行。
所以，所谓“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让之”是说：推行“礼”而得不到响应，就会卷起袖子强力推行，以武力胁迫执行，形成“为之”者与“莫之应”之间，即官民之间的严重冲突。
老子批评的正是包括“周礼”之在内的一切礼法制度，所以，“攘臂而仍之”就是以武力胁迫人们执行，而不是南师所说的：“高度文明的礼”被鄙夷而扔到一边。
所以，南先生的理解，割裂了“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的“取道”“弃礼”思想。
南先生基于“尚礼”观念，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做了下述讲解：
上古的人个个有道。时代向前，“道”渐行消失，才产生了“德”，用“德”作为行为的标准。“失德而后仁”，时代更向前走，到孔子的阶段，拼命提倡“仁”。到了孟子战国时代，“仁”又靠不住了，又提倡“义”，所以说，“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到了“礼”这个阶段，“礼”与“法”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社会人心坏了，所以在文化教养方面，希望个个有“礼”。
我的理解：
南先生对从“道治”到“礼治”的渐次下滑的解释，是能接受的。
但《周礼》作为西周的“根本大法”，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及其家族观念之下的“礼”，就是“法”，就是人们之间实现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秩序、伦理关系完整统一的行为准则。
因此，“礼”可称之为“法”，“礼治”，就是西周时期特殊类型的“法治”，这是毋庸置疑的。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其中的“齐之以礼”，即是孔子的法治思想。
东周时期早已“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都在变法图强，以孔学嫡传自诩的荀子主张“隆礼重法 ”礼法并举，正是儒家“礼法”思想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结果。荀子在黄老道学主导的“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受到黄老道法思想影响，这也是他之所以培养出李斯、韩非子两位法家人物的原因。
所以，“礼”作为周朝社会制度的根本，它本身就是“法”，而且在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法”的地位在提升，“礼”的虚伪矫饰作用也在提升，这是事实。
据司马迁统计，仅在春秋时，就有“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这些杀兄弑父，僭越篡位者，都有充足的“礼法”依据。
所以，在周朝，“礼法”本是一体的，不是南先生认为的“礼”而后有“法”，“法”没有效用之后而有“刑”。
南先生对“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理解含混其辞
南先生说：在老子的时代，社会已经退步到提倡“礼”的阶段。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工商业在发达，教育跟着也普及了。可是，天下思想却越来越乱，犯罪行为越来越多。而乡野之人没有受过教育，他却不敢犯罪，行为比较朴实。所以说，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这个道理。
我的理解：
看不出来南先生的逻辑：为什么“乡野之人没有受过教育，他却不敢犯罪，行为比较朴实”，就因此得出“所以说，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这样的结论。
“禮”字起源于先民的祭祖、敬神仪式，“示”字旁，表意为桌面上有一团新鲜的东西还在滴着水，通常被理解为指代新鲜的“肉”，右上部是以个高脚托盘，里面盛着最珍贵的东西，以玉串表示，右下是个“豆”，礼器，类似今天的高脚杯。虔诚敬拜之意甚为明了。
所以“礼”是一种祭拜的仪式，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这种原始崇拜就早已存在，“礼”就是先民原始自然崇拜，只表虔敬，人们需要“礼”完全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图腾崇拜，把“礼”跟与“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的说法，很难联系在一起。
所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为本、为根、为内，“礼”为表、为华、为外，当社会倒退到推崇华而不实的“礼”的时候，伪诈之风日盛，忠信之本尽丧，动乱由此产生。
所以，“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的说法，很难契合老子思想。老子说“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大丈夫要亲近“厚而实”的“道”，远离“薄而华”的“礼”。
回到文章开头，南先生提到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看看朱熹是如何评价“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的。
弟子郭德元问朱熹：“老子云‘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又却问礼于他，不知何故？”
朱熹回答说：“他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紧要底物事，不将为事。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横渠（张载）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
“只是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圣人用礼时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朱子语类·老氏》）。”
朱熹这段话说明：1、他虽然整体上辟老，但具体问题还是能具体对待的。2、他和张载赞成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3、《礼运》借孔子之言，对繁文缛节的“礼法”持批评态度，朱熹以《礼运》的观点来佐证老子的“非礼”观，意思是儒家也有这样的而说法，所以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