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容与毛主席

1975年5月的一天，外交部翻译唐闻生、王海容二人突然接到通知，让她们到“康老”家去一趟，他有话要说。

“康老”就是康生，当时已77岁，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为何会突然找两个年轻人谈话呢？

进入1975年以后，毛主席关于不要搞“四人帮”的指示，像一颗重磅炸弹，让江青等人苦心经营了近十年的“坚固堡垒”变得岌岌可危，四人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一一作检查。

康生虽不是“四人帮”主要成员，却长期与他们勾结，与江青、张春桥渊源颇深。

1919年，江青的母亲带5岁的江青到康生家做保姆。这样算起来，江青与康生算是老相识，虽然年龄相差十多岁。

张春桥更年轻，比江青还小3岁，但他笔杆子厉害，颇受康生赏识。因此，江青、张春桥对康生非常尊敬，整天“康老康老”地喊。“四人帮”成了气候以后，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与江青、张春桥走得更近了。

可是老谋深算的他，在1975年文革即将谢幕、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突然觉得应该为自己十年来的恶行做点什么弥补，于是决定向主席揭发江青和春桥，以表忠心。

康生

且说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到康生家，发现真是大开眼界——

小小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里，“康公馆”仿佛世外桃源，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泉；几十间房屋，只住着康生一家几口人；会客厅就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来访者，康生会在不同的地方会见。

来到康生卧室，她们看到康生躺在床上，满面病容，好像随时都会咽气。

看到二人，康生小眼闪过一丝光亮，随即有气无力地说：“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

接下来，康生说的话让她们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这惊雷一般的话语，竟然出自一向与江、张交好的康生之口，让她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二人缓了缓神，想拿笔记下来，却被康生阻止：“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然后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

江青与王莹

康生说，他30年代就知道这个秘密，可以让主席找人问问王观澜，他是目前活着的可以作证的人。另外，也可以找一找30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对江青叛变的事也有报道。

至于张春桥也是叛徒，是康生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而给他档案看的，正是江青。知道张春桥叛变详情的人，叫吴仲超。康生说，主席可以找人向他了解，也可以调张春桥的档案看一看。

讲完这些，康生好像了却了一桩心愿，没再多说一句话，直到王海容和唐闻生离开。

康生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他30余年隐忍不发，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了个落井下石。他怕主席批“四人帮”时会连累到自己这个顾问，于是在认为最恰当的时候，找来可以直接向主席传话的两个姑娘，将秘密透露给她们，以保全自己。

康生说的王观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到苏联养病。毛主席的名句“既来之，则安之”，当年就是写给他让他安心养病的。

王观澜本人并不太了解江青，了解江青的，是他的妻子徐明清。

30年代初，江青、徐明清和一个叫李素贞的姑娘当时都在上海晨更工学团，三人同吃同住，关系亲密。

1934年9月，江青在上海曹家渡被国民党特务抓捕，11月被保释出狱。

不久，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自己的浙江老家。

徐父是中医，为江青治好了月经不调；徐明清做西医的堂侄又为江青治好了肺痨；徐明清更是每天陪江青散步、聊天，疏解心情，让江青的身体和心情都很快得到恢复。

1937年8月上旬，江青在徐明清的介绍下，从西安来到延安。为证明江青的清白，徐明清为她写了证明材料。一年后，江青与毛主席结了婚。

因此，徐明清非常了解江青的历史，却一直守口如瓶。可是文革时期，徐明清却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受到迫害。她辗转写信给江青，想让她证明自己并未叛变过，却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江青非但没想帮过徐明清，还不断指使人对徐加以迫害，并几度想从周总理手中接管徐明清的案子，均遭拒绝。总理深知江青为人，了解江青底细的徐明清一旦到了她的手中，肯定活不下来。

“四人帮”被打倒后，徐明清又因在延安时期为江青写过证明材料受牵连入狱，直到1980年才被彻底平反。

可是即便因江青的问题两度入狱，徐明清也并未对江青落井下石。并推翻了之前被胁迫所写的说江青是叛徒的证明材料。

因此，徐明清是值得尊敬的一个人。

至于能证明张春桥是叛徒的吴仲超，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又怎么了解张春桥的历史的呢？

原来，1936年4月，张春桥参加了由吴成志创建的一个所谓“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挂着中国共产党名义的组织，成员大多是中共变节分子。

张春桥并非坚定的革命者，他在1932-1934年在济南读书期间，就曾帮国民党特务监视反蒋抗日的积极分子；1933年还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以刺探情报、宣传蒋介石为目的的“华蒂社”，是骨干成员之一；后来因恶毒攻击萧军宣传抗日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被鲁迅骂为“低能儿”。

由此可见，张某人三观不正，会参加假冒中共的组织，倒也不足为奇。不过这个组织后来被中共知晓，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将该组织解散。张春桥在上海混不下去，才于1938年混入热血青年队伍，到延安投机革命。

张春桥

他们这些历史，康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康生在1927年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30年代还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掌握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康生擅长摸别人的底牌，比张春桥更阴鸷更有心机，他直到临死前才甩出“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张底牌，显然不是为了保命，而是为了保名声。

果不其然，他临终前的这步棋，因行事隐秘，并未得罪江青和张春桥，也为他的“忠诚度”加了分。在他1975年12月病亡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给戴上三顶“桂冠”：“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康生的党籍和这三个“桂冠”也随之消弭，其骨灰也被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说别人是叛徒的康生，其生前却一直被“叛徒”的罪名所困扰。

指认康生是叛徒的，是另一个叛徒——1933年叛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此人被抓后迅疾叛变，交代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卢福坦后来成为国民党候补特务，一直为国民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卢福坦被上海公安局抓捕。1969年，康生下令将已79岁的卢福坦秘密枪决。当时各地抓住的国民党特务极多，被执行死刑的却不多。康生此举，颇耐人寻味。

行文至此，笔者并未列举江青、张春桥和康生曾叛党、出卖同志的足够证据，为何？因为没有。毕竟当时在他们的把持下，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都必然会被毁灭，又如何下得了结论呢？不过，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又岂是他们毁灭证据就可以掩盖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