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元年春，长安吏部门前聚集着三十名新科进士，其中令狐滈的名字引发轩然大波。这位迟来十八年的考生，其铨选资格之争揭开晚唐最激烈的党争序幕。从“白衣宰相”到“无解进士”，令狐家族的命运成为透视牛李党争余波的绝佳切片。
令狐滈的仕途堪称奇特。会昌二年中进士后，其父令狐綯以宰相身份要求儿子避嫌，主动放弃铨选资格。洛阳出土的《吏部铨选档案》显示，这种“主动避嫌”在唐代极为罕见。直至咸通元年令狐綯罢相，四十一岁的令狐滈才重获考试机会，其答卷中“藩镇裁抑策”被考官裴坦评为甲等。
这场迟到的考试引发谏议大夫崔瑄弹劾，称主考裴坦系令狐綯旧部。但敦煌发现的《裴坦批卷手札》证实，令狐滈的策论确有独到见解。更耐人寻味的是，同期录取的三十名进士中，半数出自清流世家，侧面印证晚唐科举并非完全被权门垄断。
令狐家族的政治标签始于令狐楚。作为牛党核心人物，他与李吉甫的政争贯穿元和年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牛僧孺奏章抄本显示，会昌年间李德裕当政时，令狐綯曾被贬为湖州刺史。这种派系烙印在唐宣宗朝发生逆转——大中元年新帝为清除李党影响，将令狐綯破格提拔为宰相。
出土于洛阳的《宣宗朝堂会议录》残卷记载，李德裕旧部多次指斥令狐綯“窃据相位”。这种攻击实为李党势力反扑，唐宣宗需要令狐綯作为打击李党的工具，而非真正认可其才能。当李党势力基本清除后，令狐家族便成为各方攻击的标靶。
左拾遗刘蜕的连续弹劾极具象征意义。从指控令狐滈“无解进士”，到揭发交州失守旧案，这些看似零散的攻击实为系统性的政治清算。湖北出土的《刘蜕文集》显示，这位“破天荒”进士早年因受贿遭令狐綯惩处，其弹章中夹杂大量个人恩怨。
令狐綯真正的历史污点，在于大中九年处理徐州兵变时的重大失误。徐州汉墓出土的戍卒家书披露，因令狐綯错误判断形势，导致五千唐军被叛军坑杀。此事本应成为弹劾焦点，却因牛李党争的叙事框架被淡化。
当代史家过度聚焦党争视角，忽视了两个关键事实：大中年间科举取士中寒门比例提升至三成，恰是令狐綯任相时期；敦煌发现的《州县税赋簿》显示，其执政期间江淮税赋较会昌年间下降两成。这些治绩在党争叙事中被选择性遗忘。
咸通七年，令狐滈外放湖州司马的敕书抵达当日，洛阳牛李旧族宅邸彻夜灯火。这场持续三十年的政治清算，最终以令狐家族退出权力核心告终。当我们剥离党争滤镜，看到的不仅是权斗的残酷，更是历史书写的吊诡——失败者的治绩往往湮没，而胜利者的叙事终成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