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润之，你当新疆省长吧＂，主席机智回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蒋介石急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而毛泽东则力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赴重庆谈判的邀请。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也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博弈。

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但他毅然决定赴约。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试图瓦解共产党的力量。其中，有一个提议格外引人注目——蒋介石建议毛泽东出任新疆省长。

这个看似善意的提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毛泽东又是如何巧妙应对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中，双方各自的底牌是什么？最终，谈判的结果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I. 重庆谈判的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宣告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曾经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这种脆弱的联盟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支持，急于重新掌控全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在抗战中迅速发展，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8月11日，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个邀请的背后，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政治棋局。他希望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然而，蒋介石的这个邀请，却让毛泽东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共产党一直被国民党视为非法组织，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获得合法地位，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这也是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示共产党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立场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深知此行的危险。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仍然历历在目，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让共产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去重庆，无异于步入虎穴。但是，为了和平、为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决定接受这个邀请。

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会议上，有同志提出了担忧，认为此行太过危险。毛泽东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冒这个险。＂

最终，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亲自挑选了三名经验丰富的警卫人员：陈龙、龙飞虎和颜太龙。周恩来对他们说：＂毛主席的安全就是党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好主席。＂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他召集了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商讨谈判策略。蒋介石说：＂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我们必须通过谈判削弱他们的力量。要让毛泽东觉得我们有诚意，但绝不能在实质问题上让步。＂

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乘坐美国大使赫尔利提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前往重庆。当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派出了高级官员张治中前来迎接。这是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以平等地位公开与国民党领导人会面，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席间，蒋介石表现得很热情，频频向毛泽东敬酒。但是，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酒桌下暗流涌动的紧张气氛。这场看似和谐的晚宴，实际上是即将开始的激烈谈判的序幕。

第二天早上，谈判正式开始。双方的分歧立即显现出来。国民党坚持＂政权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而共产党则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保留自己的军队。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蒋介石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他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看这样如何？你去当新疆省长，共产党可以在新疆自由发展。＂这个提议看似给予了共产党一块＂根据地＂，实则是想将共产党势力限制在偏远的新疆，削弱其在全国的影响力。

II. 毛泽东赴重庆

1945年8月28日，一架美国C-47运输机缓缓降落在重庆机场。机舱门打开，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神态从容地走下飞机。这一刻，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毛泽东此行的准备工作早在数日前就已开始。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和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密集讨论。他们深知此行的风险，但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这次去重庆，我们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亲自挑选了警卫人员。他选中了三名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警卫：陈龙、王大勇和李铁汉。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寸步不离地保护主席。记住，主席的安全就是党的安全。＂

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参与谈判的同志们说：＂同志们，我们去重庆不是求和，而是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我们要以理服人，以诚动人，但绝不能丧失原则。＂

当天清晨，毛泽东一行人从延安出发。他们先乘吉普车到达富县机场，然后转乘美国大使赫尔利提供的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但他表现得很平静。在飞机上，他一边看报纸，一边与随行人员讨论谈判策略。

飞机降落后，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亲自到机场迎接。张治中向毛泽东伸出手说：＂毛先生，欢迎您来重庆。蒋委员长正在官邸等候。＂毛泽东微笑着与张治中握手，说：＂张将军，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

从机场到官邸的路上，毛泽东看到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有人欢呼，有人好奇，更多的人是带着期待的眼神。毛泽东明白，这些普通民众都在盼望着和平的到来。

到达官邸后，蒋介石亲自出来迎接。两人握手寒暄，表面上看起来很是和谐。蒋介石说：＂润之，你们一路辛苦了。今晚我设宴为你接风。＂毛泽东回应道：＂委员长，我们是为国家前途而来，不敢言辛苦。＂

当晚的宴会上，气氛表面热闹，实则暗流涌动。蒋介石频频向毛泽东敬酒，似乎想借酒消除隔阂。但毛泽东滴酒不沾，只是浅尝辄止。他说：＂委员长，我们还是以茶代酒吧，明天还要谈判呢。＂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下榻的寓所。这是一栋位于歌乐山上的别墅，周围戒备森严。虽然国民党方面表示这是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们都心知肚明，这更像是一种软禁。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起床准备。他仔细梳理了头发，整理了衣着。警卫陈龙想要帮忙，被毛泽东婉拒了。毛泽东说：＂小陈，今天我们是代表党和人民去谈判的，一定要整整齐齐的。＂

早餐后，毛泽东乘车前往谈判地点。在车上，他一直在翻阅资料，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做最后的准备。警卫王大勇忍不住问：＂主席，您不紧张吗？＂毛泽东笑了笑，说：＂紧张什么？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问心无愧。＂

到达谈判地点后，毛泽东昂首阔步地走进会议室。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已经在等候。双方见面后，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委员长，我们此次来重庆，就是为了讨论如何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每天都在进行艰苦的谈判。白天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晚上则和同志们总结经验、制定策略。有时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在一次休息时间，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同志，我们虽然在重庆，但我们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原则，但也要灵活机动。＂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

谈判期间，毛泽东还抽空会见了一些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代表。他向他们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尽管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但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定。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的潮流。＂

III. 蒋介石的政治算计

在重庆谈判的会议桌上，蒋介石展现出了老练政客的一面。他深知，这场谈判不仅关乎国共两党的未来，更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因此，蒋介石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策略，意图在谈判中占据上风。

谈判伊始，蒋介石就采取了＂以礼相待＂的姿态。他不仅亲自到官邸门口迎接毛泽东，还在当晚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这种表面的热情，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国民党的大度和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共产党的警惕。

在正式谈判中，蒋介石首先提出了＂政权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的主张。这三个＂统一＂实际上是要求共产党放弃独立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完全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蒋介石认为，只有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才能确保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然而，面对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并没有立即放弃。相反，他开始采取迂回策略。在一次私下会谈中，蒋介石突然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看这样如何？你去当新疆省长，共产党可以在新疆自由发展。＂

这个看似慷慨的提议，实则暗藏玄机。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远离中原腹地，如果共产党接受这个提议，就等于自动退出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更重要的是，新疆当时局势复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还面临着苏联的影响。蒋介石希望借此让共产党陷入困境，同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平衡苏联的影响力。

面对毛泽东的婉拒，蒋介石又抛出了另一个提议：让共产党参与国民政府，给予一些政府职位。这个提议看似给予了共产党参政的机会，实则是想将共产党纳入国民党的政治体系，从而达到控制和削弱共产党的目的。

除了这些直接的政治提议，蒋介石还采取了一系列间接策略。他多次在谈判间隙与毛泽东进行私下交谈，试图建立个人感情，拉近双方距离。有一次，蒋介石甚至邀请毛泽东一起去看京剧，借机谈及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寻找共同语言。

同时，蒋介石也没有忽视舆论战。他指示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对重庆谈判进行大量报道，但报道的内容都经过精心筛选，突出国民党的＂大度＂和＂诚意＂，而淡化共产党的主张。

在谈判进行到中期时，蒋介石又使出了一招＂离间计＂。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暗示共产党内部存在分歧，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妥协。这种做法意在动摇共产党的团结，增加谈判的砝码。

然而，蒋介石的这些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和警惕，坚持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开始感到焦虑。在一次国民党高层会议上，他对心腹说：＂共产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棘手，我们必须调整策略。＂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他在谈判中多次强调国民党的军事优势，暗示如果谈判失败，国民党不惧再次内战。同时，他也加大了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压力，企图通过武力威慑来迫使共产党让步。

但是，这种强硬态度非但没有吓倒共产党，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感。许多中间派人士开始同情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国民党才是阻碍和平的一方。

在谈判接近尾声时，蒋介石意识到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否则谈判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允许共产党保留部分军队，但要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这个方案虽然比最初的主张有所退让，但仍然坚持了国民党的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其最终目标。他对身边的幕僚说：＂这只是暂时的让步，等到时机成熟，我们还是要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句话透露出，即使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蒋介石心中仍然存在着消灭共产党的想法。

IV. 谈判过程中的博弈

重庆谈判的过程如同一场高强度的政治角力，双方都在努力争取有利位置，同时也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整个谈判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微妙的博弈。

谈判伊始，双方就在议程设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方面希望首先讨论军队整编问题，而共产党则坚持应该先讨论和平建国的大政方针。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同意先讨论和平建国纲领，再讨论军队问题。

在讨论和平建国纲领时，双方又在多个具体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关于政府组织形式的讨论尤为激烈。国民党坚持维持现有的一党专政体制，而共产党则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双方的辩论持续了数日，最终不得不搁置这一问题，转而讨论其他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

军队问题的讨论更是充满了火药味。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将军队缩减到20万人以下，并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共产党则坚持保留60万军队，并维持独立的指挥权。双方为此进行了多轮激烈的争论。

在一次争论中，国民党代表张群激动地说：＂共产党如此庞大的军队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冷静地回应：＂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力量，不是威胁。如果没有这支军队，日本侵略者就不会被赶出中国。＂

谈判中还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有一天，蒋介石突然提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谈判。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周恩来当场表示：＂中国的内政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应该有外国势力介入。＂这一坚定的态度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

在谈判进行到第三周时，双方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外舆论都在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期待着和平的曙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意识到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国民党首先在政府组织形式问题上松口，同意在政府中吸收一些共产党人。作为回应，共产党也在军队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将军队数量控制在50万以内。这种互相让步的态度为谈判的继续推进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特别是在如何处理解放区政权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几乎无法调和。国民党坚持要取消共产党在解放区建立的政权，而共产党则坚决维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开始尝试各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的温和派人士进行私下交谈，试图寻找可能的妥协方案。同时，毛泽东也与一些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调解。

在谈判进行到第四周时，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这种声音给了蒋介石很大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更加认真地考虑和平方案。

与此同时，共产党也面临着来自基层的压力。许多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担心谈判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对谈判的前景表示担忧。毛泽东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谈判是争取和平的必要手段，但绝不会牺牲革命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开始尝试寻找一种＂求同存异＂的方式。他们同意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将一些具体的分歧留待以后解决。这种方法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为最终达成协议创造了可能。

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双方都感到了巨大的时间压力。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变化，美苏关系开始恶化，这给中国的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意识到必须尽快达成某种协议。

最终，在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后，双方终于就一份包含五项主要内容的协议达成了共识。这份协议虽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协议文本最终确定时，谈判代表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尽管双方都清楚，这份协议的执行还将面临诸多挑战，但至少在这一刻，和平的希望得到了延续。

V. 谈判结果及其影响

重庆谈判最终于1945年10月10日落下帷幕，历时43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一份被称为＂双十协定＂的成果文件。这份协定包含了五项主要内容，涉及和平建国、军队整编、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宪法等关键问题。

协定的第一项内容是和平建国方针。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原则，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避免武力冲突。这一条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后续的政治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项内容涉及军队问题。国共双方同意在保留各自军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共产党同意将军队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国民党则承诺不会强行接管共产党军队。这一条款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军队问题，但至少为和平共处提供了可能。

第三项内容关于政府组织。双方同意扩大政府的代表性，吸收各党派代表参与政府工作。这一条款为建立联合政府开辟了道路，虽然具体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商讨。

第四项内容是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安排。双方同意推迟原定的国民大会，并重新商议代表产生办法，以确保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充分参与。这一决定为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

第五项内容涉及宪法问题。双方同意在新的国民大会召开后，制定一部符合民主原则的宪法。这为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协定签署后，全国上下普遍表现出欢欣鼓舞的态度。重庆的街头巷尾张贴了大量庆祝和平的标语，民众自发组织了庆祝游行。在北平（今北京），学生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高呼＂和平万岁＂的口号。

然而，协定的影响远不止于表面的欢庆。在政治层面，这份协定标志着国共两党首次正式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为两党之间的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这意味着从地下党到公开合法政党的重大转变。

在军事层面，协定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军队问题，但至少暂时遏制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双方同意在一定期限内保持军事现状，这为和平过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经济层面，和平前景的出现给了百废待兴的中国一个喘息之机。重庆谈判期间，上海等地的股市就已经出现了明显上涨，反映了商界对和平的期待。协定签署后，各地的经济活动开始逐渐恢复，特别是在一些原本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地区。

然而，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很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暴露出了诸多矛盾和困难。

首先是军队整编问题。虽然双方都同意了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分歧。国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军队立即接受改编，而共产党则主张gradual地推进这一过程。这种分歧导致军队整编工作迟迟无法真正开展。

其次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协定中虽然承认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既得利益，但并未明确规定如何处理这些地方政权。国民党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削弱甚至取消这些政权，而共产党则坚决维护。这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

第三是政府改组问题。虽然双方同意扩大政府代表性，但在具体名额分配和职位安排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国民党希望保持绝对控制权，而共产党则要求更多的实质性参与。这种分歧导致政府改组进程一再延宕。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变化也给协定的执行带来了挑战。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中国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美国开始更多地支持国民党，而苏联则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这种国际因素的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更加复杂。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双十协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协定签署后的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冲突明显减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局面，虽然这种合作往往是脆弱而短暂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定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到1946年年中，国共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双方在东北等地的军事冲突逐渐升级，和平的希望开始渐渐消散。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及其达成的双十协定在中国现代史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国共两党首次正式对话的成果，也为中国和平民主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最终未能实现，但它所包含的和平、民主、团结的理念，对后来的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