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20世纪初中国南方一个被丈夫抓住与其他男人通奸的女人被绑在猪笼中执行浸猪笼的刑法，这种浸猪笼的刑法乃是民间的私刑，当时凡是犯有和他人通奸的妇女均会被绑在猪笼中，然后沉入河里或者湖中，以此诅咒其下辈子变成猪。

上图为1904年至1907年，德意志帝国在当时的德属西南非洲（现纳米比亚）对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赫雷罗族和纳马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在这场镇压运动中数千名非洲人被监禁并遭受可怕的屠杀，其中包括强迫劳动、饿死和人体医学实验。

据估计，在德国殖民西南非洲时期，高达80%的赫雷罗人和50%的纳马人被杀害。

上图为1943年在那不勒斯桑纳扎罗高中20 名青少年的葬礼上，一些母亲悲痛欲绝向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展示她们儿子的照片。

这20名青年在此前在一位70岁的老师带领下和其他游击队员一起与德军士兵对峙了四天，直到盟军到达解救了该地区。

上图为1944年10月，美军第36步兵师士兵比塞尔·马奇班克斯与一名在法国战场上被俘的年轻德国士兵聊天，这名德军士兵看起来才十来岁，但他依旧被送上了这残酷的战场。

上图为被纳粹执行绞刑的18岁乌克兰少女玛丽亚·基斯利亚克，玛丽亚·基斯利亚克于1925年3月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的莱德诺村。

在1943 年，莱德诺村被德国人占领，玛丽亚和她的学校朋友费多尔·鲁登科都是共青团成员，他们制定了刺杀一名德国军官的计划，作为对纳粹对当地人民的残酷迫害的报复。

这个计划是让当时年仅18岁的玛丽亚与一位德国中尉交朋友。

她向这个中尉建议他们去乡下散步，中尉自然同意了。

而费多尔在村外等着他们，走到中尉身后，用铁撬棍打了中尉的头，致其当场死亡。

而玛丽亚第二天被捕，并在审讯期间遭到纳粹德军士兵的暴力殴打，但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无罪，并且没有供出任何人。

可最终，她们的计划依旧被纳粹德军所知晓，此后几名成员相继被抓捕，纳粹德军为了震慑当地的反纳粹战士，于是将玛丽亚等人公开执行了绞刑。

上图为1887年在巴黎的一座民居花园里，文森特·梵高（左三）和保罗·高更（右后）与其他几名后印象派画家一起喝酒，此时的梵高和高更都没有在画界大放异彩，甚至同时期的莫奈连画都不愿意和两人放在一起出展。

上图为1991年8月8日，阿尔巴尼亚难民在意大利巴里港绝望地登上了这艘船，他们不惜一切想要爬上这条可以拯救生命的船只，整个画面像极了末日之景。

上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地区的纳粹警卫，这些效忠于纳粹的人都是乌克兰人，在纳粹德国攻占了乌克兰地区之后，他们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了集中营和贫民窟。

而在这些集中营和贫民窟中自然需要很多警卫力量，于是便招募了许多乌克兰当地的青年作为纳粹合作者，充当他们管理当地社区、集中营的马前卒。

上图为二战中进入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士兵，在1939年9月3日，为了回应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被占领国家的盟友向德国宣战，但此后出现了长达一年的西线静坐战，直到此后纳粹德国再度发动西欧战役，这两个国家才开始了他们真正的抗德之旅，然而等来的却是一触即溃，英军在差点被全歼的情况下幸运地逃回了英伦半岛，而法国百万大军彻底投降。

上图为1941年6月即将被枪决的两名无名英雄，他们是来自布列斯特边防哨所的边防警卫，他们在接受死亡之前，设法与德国摩托车手纵队交战，当他们被俘虏后，排成一排接受被当场执行判决时，他们嘲笑德国人永远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一位参与执行死刑的德国下士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假装勇敢。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处于他们的位置。一种恶心的感觉。他们离开时嘴上挂着微笑，当他们的尸体接触地面的那一刻，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士兵们，都起了鸡皮疙瘩和一种令人不快的寒意。很少有人能像那样面对死亡，带着如此轻蔑的冷漠，浑身乌黑，浑身是血，疲惫不堪，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后的职责——他们无愧是一名士兵。

上图为1945年9月13日，在新几内亚沃姆角的沃姆角机场举行的仪式上，澳大利亚第六师司令霍勒斯·克莱门特·休·罗伯逊少将、澳大利亚第6师副助理副官道格拉斯·伯罗斯少校无条件接受投降的日本军官、日本第 18 集团军司令足立中将的佩剑。

上图为《怪物史莱克》的创造者威廉·斯泰格和该角色的灵感来源职业摔跤手莫里斯·蒂莱握手。

莫里斯·蒂莱会说 14 种语言，并且国际象棋下得非常出色，尽管他外表丑陋，但他却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好的人（就像怪物史莱克一样）。

上图为1904年一对韩国夫妇居住在韩国首尔，在仅仅六年后的1910年，日本就对韩国进行了殖民统治，对韩国文化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击。

他们禁止在中小学和大学使用韩语和教授韩国历史。

日本士兵毁坏了超过20万份朝鲜历史文献。

韩国人还被迫砍伐森林和种植非本土植物，改变了地貌并促进了快速城市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日本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而在1930年代末，随着针对中国的战争动员，许多韩国男性被征召到前线作战，而数以万计的韩国女性则被迫成为“慰安妇”。

到 1939 年，日本政府强制韩国家庭采用日本姓氏，近 80% 的家庭遵守了这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