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州位于陕西北部，内蒙古以南、长城边界处，自唐以来为游牧与农耕的重要分界线，其北为毛乌素沙漠，与蒙古高原相隔，其南为唐京兆府长安所在。唐朝初年成为隔绝北方游牧民族，捍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屏障。唐安史之乱以来，吐蕃陷陇右，盐夏二州变为唐蕃冲突的边界前冲，双方围绕两州的争夺日益激烈，其地位陡然上升，成为唐朝东西向抵御吐蕃的要地所在。
一、初唐时期为隔绝北方民族的屏障
夏州初为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为大夏赫连勃勃所筑，始建于毛乌素沙地、奢延水旁的绿地之上，风景宜人，水草鲜美，为赫连夏国都重地，北魏太武帝灭夏后，改名为“夏州”，唐代因之。唐末时大量党项族迁居于此，成为西夏政权的肇基之地。宋太宗时，因本奸雄窃据之地，路途不便，深在沙漠，欲隳其故城，与宋时的萧条偏远不同，唐代的夏州沿袭大夏统万城之繁荣，在军事和国防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唐时夏州，领德静、岩绿、宁朔、长泽四县，属关内道，天宝元年，改为朔方郡。乾元元年，复为夏州。旧领县四，天宝年间，户九千，人口五万。安史之乱后受其冲击，人口骤减，元和后户仅三千一百。人口虽远逊于长安、洛阳等内地，但作为西北边陲城地，人口远多于塞北之地，从边疆区位来看，仍可视为规模要地。
统万城遗址
夏州其北为蒙古高原，南距长安东北一千五十里。初唐时，东突厥强盛于唐朝之北，占据金山（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高地，随时可经河套地区牧马南下，长安常为之震动，居于长安以北一千余里的夏州，便成为隔绝北方突厥侵扰，屏障长安的军事要地。隋末唐初时，夏州还不为唐政权所有，唐朝防御体系便出现了巨大漏洞。梁师都占据夏州，北可修好突厥，得其兵力相助，壮大其割据势力，西可侵唐灵州地，南可寇其延州。使唐朝防务不得不集中于延州一带，延州东北仅距长安六百三十一里，将唐防线极大地向南压缩了四百多里，相当于在长安附近植入了一个军事楔子。高祖时期，梁师都便经常引援突厥，犯其灵、延两地。
“（618 年）丁未 ，梁师都寇灵州，骠骑将军蔺兴粲击破之。”
“（619 年）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突厥），谋入抄掠。”
“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督兵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州，营于野猪岭。”
“梁师都据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数万至于（灵州）城下。道宗闭门拒守，伺隙而战，贼徒大败。”
夏州割据成为唐心腹之患，贞观政权稳固之时，收复夏州便成为太宗首要之务，“梁师都尚据朔方，兰上言攻取之计。太宗善之，命为夏州都督府司马……兰追击破之，遂进军夏州”。至唐贞观二年，“夏州贼帅梁师都为其从父弟洛仁所杀，以城降 ”。梁师都窃占时因袭隋朔方之名，唐朝则以其地为夏州，置夏州都督府，领夏、绥、银三州。唐据有夏州后，便有了隔绝游牧民族南下、守卫长安的重要军事屏障，贞观三年，太宗遣李靖等分其六路，败突厥于漠北，解长安北顾之忧，然薛延陀占其故地，夏州便复为阻挡北方薛延陀的战略要地，史书记载的夏州与薛延陀的交锋共有其三：
（其一）“上之征高丽也 ，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及夏州之境，（唐军）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
（其二）“多弥复发兵寇夏州……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其三）“二十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及薛延陀战，败之。”
太宗时期，对北部边防之事极为重视，常在夏州一线的关键之地屯驻重兵，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薛延陀突然袭击时，能化被动为主动，将夏州打造成为横亘在薛延陀南下通道上的关键军事据点，截断其南下之路，占据军事优势。薛延陀在几次交锋中始终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更无法突破夏州，犯其内地，被唐军远远御敌于夏州城之外。
二、唐中后期为抵御吐蕃之要地
太宗之后，夏州南北方向压力有所减轻。究其原因，初唐以来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且多采取进取型的边疆政策，绥靖四边，对于边疆控制和经营较强。此外也与唐疆域与活动范围的扩大有关，中宗时，“（长安三年）始筑三受降城于河外，障绝寇路”。三受降城呈东西走向，位于夏州以北，黄河沿线，将唐朝新的防线推进至黄河以北。唐防线的大幅度北移，减轻了夏州的军事压力，故有“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的赞誉。
但安史之乱之后，其局势迅速转变，唐多遣调边地戍兵以平内乱，使边防空虚，兵力减弱，吐蕃乘虚而入，陷唐陇右地，与唐东西相隔，其势力迅速出现于盐、夏州以西。在东西方向上，盐、夏州便成为吐蕃东进必经要地，围绕两州的争夺也日益激烈，盐州在夏州以西，盐州沦陷，夏州多会不保，盐夏二州共同构筑起了东西防线。
贞元时，唐尚未从安史动乱中恢复，且经河朔叛乱和泾源之变，唐廷内部动荡不安，其精力以平定内乱为主，无暇顾及边地，盐夏内防薄弱。特别是贞元二年，吐蕃在攻陷盐州后，顺势东进攻克夏州，又沿无定河谷东进陷其银州，连下盐、夏、银三地，于关中北部南北形成包围之势，京师为之震动，但后因盐夏之地冬岁天气异常寒冷，长期客场作战的吐蕃无法适应其环境变化，牛羊死伤严重，再加之深入唐境，运输困难，粮草不济，吐蕃无法长期坚守，但恐其盐夏战略地位，在撤退的同时将盐州付之一炬 ，盐州城的焚毁使唐丧失了防御吐蕃东进的战略要地，使夏州一直处于吐蕃的兵锋之下，以至于盐州未城天子忧，贞元九年，“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
唐史无前例地派遣大量人口，顶着吐蕃的军事压力，花费极短的时间，将盐城复建完毕，此后，唐的劣势地位逐渐转变，唐依托于盐夏进行防守曾多次挫败吐蕃的进攻。元和年间，宪宗收魏博、平淮西，缓解藩镇割据的压力，其内部逐渐稳定，使唐廷可以抽出精力经营边防，夏州的战事有所缓和，虽吐蕃仍未放弃对夏盐等战略要地的觊觎，唐军据守盐州，却也未出现贞元年间的惨败，其进攻均被唐军击溃，并且唐军于元和十五年第二次复建被战争毁坏的盐州城，进一步加强盐州的防御，其盐州不失，夏州便会稳定，盐夏两州共同成了防御吐蕃东进的整体。
但从军事全局来看，只要吐蕃占领河陇地，便可经原州东进，对盐夏两州始终保持居高临下的高压态势，夏州局势及战略地位的根本转变则要向后推迟至大中三年。宣宗时期为维护自身正统地位，清除武、穆前朝政治影响，转嫁内部矛盾，一改以往甥舅之盟的调和之策，大中三年，主动进取收复三州七关之地，即原州、乐安州、秦州三地，将唐朝边防向西推进到陇山一线，三州之地均位于盐州以西，从地理隔绝了吐蕃东犯的通路，盐夏两州不再为唐蕃边地的兵锋前线。
三、羁縻党项
党项原为羌族一支 ，原居于青海之地 ，自吐蕃灭吐谷浑后，党项多内迁于唐境 ，武周时“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此后夏州党项族逐渐增多，夏州又兼负有镇抚党项之责。唐中后期吐蕃陷陇右、原州地，夏州形势更为复杂，吐蕃势力与党项居住地的接近 ，为两种势力的联合提供了空间上的契机 ，唐极为恐惧党项与吐蕃勾结，内外受其掣肘，曾将党项整体向东迁徙，隔绝吐蕃，并设立羁縻府州进行监督，“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 ，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在迁移的过程中“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 ”。
但唐初时唯恐夏州党项坐大 ，多对其采取抑制之策 ，禁绝贸易，控制物资，甚至强取牛马，抢夺财物，致使党项反抗不断，或联合吐蕃掠犯唐境 ，如元和十四年因夏州节度使田缙对党项索取无度 ，导致党项联合吐蕃入侵 ，对唐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致党项引吐蕃入寇故也。”夏州镇抚职责更为迫切，安定党项部落 ，事关夏州内部稳定 ，更为唐与吐蕃的军事抗衡，消弭边患的需要。此后唐吸取教训，及时调整政策 ，以怀柔之策安抚党项，“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元和时期又加强了夏州监护职能 ，元和八年李吉甫曾奏言：“因请起夏州至天德复驿候十一区，以通缓急；发夏州精骑五百屯经略故城 ，以护党项而已”。元和九年五月，“复置宥州以护党项”。
十五年为吐蕃攻破后，又将宥州移治夏州长泽县，割长泽来属。但随唐采取羁縻之策的同时，党项族也在夏州附近安定下来，其势力不断增强 ，夏州又逐渐成为党项族发展的根据地 ，“其裔孙拓跋思恭 ，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黄巢入长安，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 ，誓讨贼 ，僖宗贤之 ，以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使”。居于夏州为平夏部落 ，与唐关系极为密切，其首领曾借助夏州屏障西京的军事优势，南下长安勤王 ，被唐封为定难军节度使 ，兼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夏州地区正式成为党项族的统治中心。
四、统领南北交通
夏州作为唐朝北部边境重地，兼有转运粮草、军情传送、互通防御等方面的军事需求，夏州的交通联系也是军事区位的重要一环。从地形来看，夏州东西向为毛乌素沙地，地形相对平坦，而向南为白于山系及黄土高原区，此段地形较为复杂，沟壑纵横，地势起伏较大，难以大规模逾越和通行，再加之地处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大陆性较强，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河流径流量较小，不具备通航条件，南行无法直接利用河道发展水运。故夏州南北交通不如东西便利，夏州以南经芦子关至延州，后经洛水至坊州南下可至长安，或直接由夏州属地长泽经洛水谷道南下长安，但路途皆经黄土高原区，在古代改造自然水平和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直接南行，势必受到地形的阻隔。
如贞元二年，吐蕃在连下盐州、夏州后，并未直接南下，而是继续东进至银州，究其原因，与夏州地形的险恶与洛河谷地的狭窄，使以游牧为主的吐蕃骑兵难以大规模逾越不无关系。夏州南下经宁硕后为芦子关，其关口依山崖而建，其地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横亘在夏、延两州之间，杜甫曾称赞道“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
夏州以北经官道可至丰州，是联系沟通北受降城的交通要道。在东西方向上，经夏州向东可至银、绥，西可达盐、灵，处于盐州与银州中心枢纽处，交通地位十分优越，军事统摄强，故贞观二年置夏州都护府及贞元三年置夏绥银节度使，其治所皆在夏州，今天的大中银铁路便是东西走向连接定边县（盐州）与靖边县（夏州）。综上可知，夏州东西向交通较为便捷，且位于与盐、银、绥交通枢纽处，处统领地位。向南交通较为不便，也一定程度上成为遏制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
五、提供战马与粮草
夏州经济生产多为军事服务，为军事保障其需要的粮食、马匹等物资。夏州的经济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生产的物资可保证军事需求，有利于巩固夏州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其开发多属于不可持续的临泽而渔式，又造成了夏州贫弱。夏州地处于农牧的交接地带，唐代时，其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曾在夏州大量屯田、牧马。其中在农业方面，永隆时夏州都督王方翼曾大力推行耦耕法，“（方翼）永隆以功迁夏州都督。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 ”。得力于新的农业技术，夏州农业发展迅速，又因夏州气候干旱，降水较少，自唐德宗后又大力发展灌溉，扩大耕地面积，“（贞元七年）夏州奏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
在畜牧业方面，唐曾于夏州置牧监，大量养殖战马，“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收马有二十四万匹”。从史料可侧面看出，夏州养马估计可达二十万，又是唐代重要的军事马场。但同时夏州的自然环境也极为脆弱，过度放牧与过度灌溉与垦殖，大量破坏了夏州天然植被，在这种长时间、大规模、无节制的经济活动与生产开发之下，致使夏州土地沙化极为严重，“长庆二年正月己酉，大风霾。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招募的军士也曾评价“夏州沙碛之地，无耕蚕生业。盛夏移徙，吾所不能 ”。其经济生产又导致了夏州经济的困顿，为唐后夏州的衰落埋下伏笔。
总之，夏州军事地位及职能分析，初唐时期，突厥、薛延陀出现于关内道以北，夏州成为隔绝游牧民族南下、守卫长安的重要军事屏障。至唐朝中后期，吐蕃陷唐陇右地 ，与唐领土东西相接，夏州变为唐蕃冲突的前线，成为抵御吐蕃东进的军事要地 ，又因党项族的迁徙 ，夏州还兼有羁縻党项之责，随党项势力的增强 ，夏州成了西夏政权肇基之地。交通方面，夏州向东可至银州、绥州，西可达盐州、灵州，位于与盐、银、绥交通枢纽处，向南依芦子关易守难攻，向北连接受降城，夏州交通便利，军事统领性极强。在经济方面，夏州是唐代主要的马场及耕种区，又可为军事保障战马、粮食等物资，终唐一代始终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