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薇这个名字，首先映入脑海的肯定是娇羞的花卉，至于说是一位曾经很有名的女作家，怕是无几人能认识的，她已经被历史掩隐在帷幄的最深处，被人淡忘很久很久了。
曾几何时，她可是名声很响亮的女性作家，生平至少同两位伟大的人物有过交集，一位是领袖毛主席，另一位则是大文豪鲁迅。
同毛主席的交集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时，当时安排了进步作家与主席见面，其中就有白薇，因为她和丁玲都是湖南女作家，与毛主席是老乡，于是主席见过她便格外亲切地说道，“你很了不起嘛！我经常记起你哩！”
这时的白薇其实已过了创作高峰期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写不出作品了，我已经倒下了。”主席极少见地两只手一起握住她的手，非常诚恳地劝她：“你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很了不起的新女性。”这对白薇来说，既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安慰，她走出了消沉，又聚集起了创作热情。
第二次是解放后的在丰泽园，毛主席再次见到了白薇，风趣地对她说：“你还这么年轻，可见你骨头硬得很哪，国民党再厉害也压不倒你哟。”
老人家看见白薇一身简朴，穿着灰布干部服，便转身让江青找裁缝给白薇做了一件毛料列宁装，这件衣服白薇珍惜无比，只有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外事活动之中才会穿。
至于同鲁迅先生的交集当然是在北京，在他提携的几位女作家之中，大家知道的是萧红，其实也有白薇，至于有何帮助，并未有确切的认定，只是作为文艺女青年的知音鲁迅先生，曾开玩笑似得赞过白薇一句，“有人说你象仙女。”于是，这便也被认为其漂亮的铁证了。
我觉得，白薇长得其实并不算很漂亮，当然，这是相对于同林徽因这样的大美女而言，说个清秀应该还是可以的，她流传下来的照片并不多，总是戴着眼镜，看着眉清目秀，卧蚕浅浅，被人称为仙女应该也是勉强过得去，在鲁迅眼中，同后来的许广平大概不相上下吧。
虽然被鲁迅夸了一句，但毕竟还是缺了些份量，萧红再穷再苦，可是还帮助过白薇，而且，她还有着那乡土气息浓郁的《呼兰河传》傍身，反观白薇，现在能让人们记起的作品，应该是处于空白之中，所以，总觉得她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国人很喜欢以“四大”排列，什么“民国四公子”“江南四才子”一类，把个啥都不是的陈氏也弄去成了“四大家族”之一；要说民国“四大女作家”，一般认为是张爱玲、丁玲、苏青和冰心，而要从命运的悲催来说，萧红、白薇、关露和庐隐，应该也可以归于一类的。
民国提出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此这外，还有一个最显著，最直接的努力对象便是妇女解放。这也是检验革命成果的重要标志，作为女性作家处于那个时代，逃婚而成为“娜拉”的很有不少，如丁玲、苏青、萧红等皆是，当然，也包括这白薇。
白薇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白廊乡，她的婚姻来得很随意和搞笑，非常之马虎，7岁时同母亲去看戏，被一位太婆看上，一顿面，一番言谈，便定下了亲事，16岁便嫁了过去，从此便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她遇到的是一个没文化的遗腹子及恶婆婆，吃了多少苦就不说了，那婆婆发起泼来，竟将白薇的脚筋咬断，还要将她卖了重新娶一个回来，于是，她装自尽后逃了出来，去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去了日本。
白薇和父亲、妹妹一起
我是山野白蔷薇，深深扎根岩土堆，不为香不为美，风雨雷电铸筋骨，云染雾浸生银辉。
我是山野白蔷薇，心灵明澈清如水，不自醉不自卑，笑傲群芳争浮华，甘为高洁作飞。
在日本，她做苦力，为了学费，要打好几份工，她做过佣人，当过服务员，吃尽了苦头，当时，她同田汉的妻子易漱瑜同住一处，田汉教她们学英语，白薇从此开始研究文学；兼修历史、教育及心理学,自修了美学、佛学和哲学,最后在田汉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
在这里，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男人，福建漳州人杨骚，从此开启了她悲催一世的情感路途。
杨骚人长得帅，也是一位小有成就的诗人，后来还是“左联”的中坚人物，他生于1900年，白薇则生于1893年，相差7岁之多，但二人相遇后，立即陷入“姐弟恋”的旋涡中而不能自拔。
但可惜的是，杨骚的爱情观同白薇迥异，当白薇将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时，杨大公子却将其看得并不是很重，他声言要经过一百个女人后，方才回来同她厮守相爱。
对这样一个男人的婚姻观及这样的向往，白薇无奈地选择了认可，从而注定了她一生爱情的不幸，在自欺欺人的情感纠结中，陷入地狱般的生活并拒绝救赎。
骚薇之恋，受伤的当然是白薇，但二人之间却又是情意缠绵，鸿雁传书，千里追爱，后来白薇将近两百封往来书信公开发表，也感染了一大帮的人，引得多少情痴们挥泪。
所以，连女主角自己都心甘情愿地当备胎，当玩物，当一个守着寂寞，成为一个浪子或游子在外奔波后能一消疲惫的港湾，我们外人又能说什么？千金难买我愿意，说的大概就是如白薇这样的人吧。
白薇在日本开始文学创作并崭露头角，她的成名作是《苏斐》,这是一部表现女性为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的三幕话剧，白薇自创自演，在剧中担当女主角。
这部剧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不仅在《小说月报》和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发表，可见鲁迅先生对她文学才能的认可，以至于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在名编剧这一类目中，有“男有曹禺，女有白薇”之说。
1926年白薇回国，在杨骚的介绍下与鲁迅结识，她写了《打出幽灵塔》，这是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的悲剧，又得到鲁迅的高度赞扬，并将其刊登在鲁迅刚开办的杂志《奔流》的创刊号上。
这一期间，白薇多部作品都在鲁迅的刊物上发表，她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又在鲁迅的影响下加入“左联”，并同时又在丁玲和夏衍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一时期是白薇同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人一起，是进步刊物上出现频率极高之人，也是白薇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抗战爆发，她更是积极投入到抗敌洪流中，她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用手中的一支笔作武器，奔走在各个抗日战场，写下大量鼓舞人心，唤起民众的文章、诗歌和小说，在这国难当头的日子里，白薇以一个女性学者，为抗战胜利尽了自己的心智，作出了不俗的贡献。
内战爆发，正值其父母病故，她回乡治丧，受何香凝之托，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她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共产党，但为党的事业亦是贡献殊多。
新中国建设后，本来分配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的她，积极响应号召，去了国家最需要去的地方，东北的北大荒，在那最艰苦的地方，她一待就是七年，后来又主动要求去了新疆，弄了一身的病回到北京，蛰居在北京和平里的一间小屋中，一直到1987年逝世，时年95岁。
白薇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多病的一生、贫困的一生、创作的一生，亦是孤苦无依的一生，晚年她自嘲是“生无家，爱无果，死无墓”的“三无”人生，感觉自己活得很失败，她没有遗产，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亲人。
后人将白薇的不幸都归罪于“遇人不淑”，遇到了那个渣男杨骚，作为一个 “在写字的女人里颜值还不错的人”，白薇与杨骚纠缠了20年，她陷在一份感情里，耗尽了一生，终究是无言的结局，更是获得了很多认识她的人众多的同情与不平。
白薇应该是那种不太会做人，运气又不太好的文艺女性，她本来有着一把好牌，被她自己打得个稀烂，何况，她没有一部让人能记得的名作，萧红有《呼兰河传》，丁玲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果要同张爱玲，那就更是无法相比较的了。
白薇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她虽一生贫病交集，但却多次拒绝朋友和团体给她的捐款，她总是将所得稿费帮助更困难之人；她亦是个很单纯的人，对她认可的人，从来是听命任命，不带一点私心杂念，一生的才情，最后是被贫病压榨得踪影全无。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白薇似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能让人钦慕的作品了，同是在北大荒，那里的丁玲依旧活力无限。
萧红和张爱玲，把各自的苦难吞下去，化作了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白薇的苦难却并未开出花，酿出蜜，以至于有人说，“白薇的苦都白吃了”。
她似乎是消沉了，这是时代的必然，还是个人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
我看了一些白薇的作品，除了时代特征外，个性特征并不是很强，出彩点不多，这与她的生活经历也是有着极大关系的，风气影响是一方面，为生活所迫而迎合社会，亦是一方面。
这当然也被一些文学界的人所诟病，张爱玲就曾说：“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这样直接点名道姓的藐视，对于张大小姐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1978年，为写《白薇评传》，作家白舒荣去采访了白薇，是这样描写她眼前的白薇：
“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
人生多难，满目悲然，白薇最后的时光真的是被击倒了，她在毫无希望，全无热度的生活中苦熬时光，活得寒碜无比，精神全无，可以说，她被生活压垮，精神被那虚无的爱情抽空了，成为一个没有活力的老太。
白薇构想中的爱情，不仅没有给她的人生带来丝毫光亮，反而是将她的生活充满着悲情气息，而是杀死活力的一把匕首。
当年一位风姿绰约的知性女子，变成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是时间的罪过还是生活的压力，于白薇来说，是对爱情的无望和空想，是一厢情愿单纯将她拉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却又拒绝所有向她伸出的援手。
1983年的夏天，为了给父亲写传记，杨骚的儿子杨西北来到和平里的那座旧楼，前来拜访白薇，他面对眼前的场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房门打开时，一个老太太埋在矮矮的藤椅里，一只手软软垂落。地上有一本儿杂志，藤椅，几乎将门道塞住了。”杨西北没敢挑明身份，只是说自己是从福建漳州来的。
白薇看着这个年轻人，轻轻笑了起来，有些艰难地牵扯起脸上的皱纹儿，轻轻地说，“我从前的爱人也是漳州人。”
过了一会儿，老人又补充了一句，“我只有这个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