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形成时期。通过长期的争霸战争，秦代最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标志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更始；汉承秦制，在秦代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巩固和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基础。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形成过程当中，文献作为文字记录的载体，兼有政治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受到秦汉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秦汉时期的文献记录，出现了明显的发展；文献的管理工作，同样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文献的管理，是秦汉时期大一统形成的体现，其发生是基于大一统的实现；同时，文献的发展，帮助秦汉时期更好地形成大一统认识，间接帮助秦汉实现社会稳定。

理解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和管理，可以更好地理解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形成过程。同时，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时段，理解这一时期文献的发展和管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相关，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价值。

文献作为文字书写的汇总，具体的出现时间已经不可考。文献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论语·八佾》当中，首次使用“文献”称呼。文献作为文化历史的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赓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有意义的部分在于，虽然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同样表现出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较为系统的文献发展和管理，在秦汉以前的进展相当缓慢。训诂学和文献学等文献相关学科，基本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图书管理等文献管理工作，同样为秦汉时期设立。

秦汉时期文献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简牍的广泛使用。殷商时期，属于中国古代文字的成型阶段，文字的书写载体主要为甲骨等坚硬物体。

西周时期，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为青铜器。甲骨和青铜器的坚硬材质，使得文字书写的体量相当有限；虽然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但是单个甲骨或者青铜器所写的文字数量仍然较少，极大地限制了文献的发展。

战国时期简牍的出现，基本解决了甲骨和青铜器在文献发展方面的问题。相对于甲骨和青铜器，简牍的获取更加便利，书写难度更加简易，所能够书写的内容也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秦汉时期的简牍获得进一步发展，使得简牍所能够承载的文本体量明显上升，为文献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简牍的广泛使用，奠定了秦汉时期文献发展的基础；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文献发展的长足进步。

秦汉大一统局面对于文献的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深层次影响。秦代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政策，使得小篆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通行字体。文字的统一，极大地便利了文字的记录工作；文献的书写、整理和理解难度，得到明显的改善，推动了文字的传播。

同时，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极大地扩展了文献的使用场景。秦汉时期的文献数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进一步推动了文献发展的进程。

先秦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的使用，基本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文字的使用者，通常为统治集团内部世袭产生；文字记录的场合，一般为国家层面的祭祀或者军事活动。有限的文字记录，使得先秦以前的文献数量相对有限，文献管理工作的发展同样相对迟缓。

秦代完成大一统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封建政治制度。这一过程当中，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通过文献交流，实现地方对中央的强政治向心力，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实现。

政治工作的需要，使得秦汉时期的文献内容出现明显的扩大化。包括但不限于地理政治等内容，逐渐成为秦汉时期官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数量的增多，使得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获得迅速进步，相对应的管理工作同样逐渐成熟。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秦汉时期的文献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进步，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献发展的基本历史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虽然相较于先秦时期，已经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进步；但是受限于时代发展水平，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及管理工作，整体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有意义的部分在于，虽然秦汉时期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共通性；但是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和管理工作，其整体理念和具体措施层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秦代的文献管理工作，手段相对简单粗暴，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的传承，造成了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

秦始皇统治时期，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化专制政策，导致大批量记录诸子百家学说的原始文献被损毁，包括以往六国史料在内的古文献大批量散佚，极大地妨碍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传承。

有意义的部分在于，虽然秦代的文献相关政策，对于诸子百家学说造成了严重打击，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文献发展出现倒退现象；但是秦代的法律相关文献的发展和管理，却出现明显的进步趋势，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文献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秦代实行法家的治国思想，相当重视法律文献的相关工作。秦代的法律文献，主要包括秦律、地方政府公文如户籍、田地信息；按照秦代法律，法律档案必须进行严格的记录和封存，涉及国家政权的法律文本必须进行一式两份的保存措施。

秦代法律文献的发展和管理工作，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法律文献。秦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文献的相关保管工作，或多或少参考了秦代的文献管理措施。

相对于秦代重视法律文献、轻视文化类文献的文化政策，汉代的文献措施的范围明显宽松，文献管理的态度和措施同样更加温和。

汉代对于秦代以及先秦时期的文献，采取了尽可能的保护措施。对于民间保存的秦代以及先秦时期的文献，汉代进行了专门的甄别和整理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诸子百家的学说脉络，使得中国文化的传承脉络得到了基本的保留。

汉代文献管理工作的发达，促进了汉代档案学、目录学、训诂学等文献相关学科的产生。档案管理作为文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获得了基本的定型。

汉代在官方层面修建专门的储存档案等文献的场所，并且允许民间自行保留档案等文献材料；政府公文及法律档案等相关文献，均有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

汉代档案管理的发达，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代历史学的兴盛。系统且储藏丰富的文献管理，奠定了汉代修史的基础；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基本是在汉代文献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合理利用形成。

同时，汉代的目录学和训诂学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七略》，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首部目录学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基础。

毛亨在校正《诗经》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所通行的《诗经》，基本沿用其所训诂后的版本；其训诂所用的方式方法，也成为后世训诂学的通用准则。

汉代的文献发展和管理，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历史发展逻辑。文献的发展方向，经过汉代的管理基本定向，逐渐衍生成为拥有系统逻辑的完整学科；文献本身的管理工作，通过法律法规和约定俗成等方式，同样被固定为较为清晰的框架。

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的基本框架。中国古代文献学，主要包括文献的注释、校勘、版本、标点、目录等具体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形成于秦汉时期，或者于秦汉时期逐渐拥有明确的治学方法。

因此，秦汉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正式形成的历史时期。秦汉时期的目录学、训诂学等治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秦汉文献的发展过程当中，整理研究文献的相关学科，同样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同时，以文献本身为核心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古代的档案管理、史料整理和编纂等学科，在文献发展的基础上同样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通过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和管理工作，以文献为基础的相关学科，得到了充分可靠的资料来源。

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私家修史的兴盛。文献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普通史家可以接触到丰富的文献来源，为私家修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通过私家修史，大量的民间习俗及野史传说得到保留，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基本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脉络。通过秦汉时期的文献相关工作，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基本得到了继承，使得中华文明能够拥有源远流长的局面；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被保留，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结语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极大地重塑了秦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及相关社会生活的面貌。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在社会范围内确立，基于政治、经济的相关政策，围绕大一统展开的文化认同得到广泛传播，最终使得秦汉时期形成普遍的大一统认同，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发展趋势。

秦汉时期的文献发展，是建立在秦汉特殊的时代环境当中的。通过文献的发展和管理，秦汉逐渐建立了完整的文献体系，保障了大一统对于文化凝聚力的需要；同时，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为文献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其创造了文献发展的基本前提，使得秦汉时期能够出现文献的快速发展。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