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王」是天子的独称，受命于天，王权被神圣化。

被称为王的人，犹如老天爷的独子，掌握着与天/爹沟通的渠道（祭天），隐秘而伟大。

中原诸侯视楚国为南蛮，其君主愤而自封为王，并嚣张地在黄河饮马，还关心了周鼎的重量。

王面扫地，礼乐崩坏，中原诸侯后知后觉，遍地称王。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这没人负责和天沟通了，可是不得了的事。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嬴政灭了所有的王，统一天下，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

自此，「皇帝」成为中国最高的权力身份，祭祀天地，代行天命。始皇帝可能不知道，在他的统治范围内，从关中到黄河下游，这种规模还能连成一片。同一纬度，并且雨热同期的农耕区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周的故土，也是秦汉的基本盘。

秦汉内部管理制度和税赋政策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对于农耕之外的认知，都是“非我族类”。统治者在过渡区域设置边关，修筑长城，恨不得把农耕与游牧的界限画在大地上，对岭南的探索和对西域的出击依然是为了保障农耕区的安全。在内部，关中和中原的联合，是王朝的政治秩序。农民-地主/士绅-贵族-皇帝，这样金字塔式的社会形态是王朝的社会秩序。人依附土地，建立稳定耕作活动、邻里宗亲关系是一切的基石，决定着金字塔的稳定。

保护这种稳定是皇帝的天然职责。他需要官僚和军事，前者保障塔内循环的畅通，后者向内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安全承诺的农耕区，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可用来供养这两个体系。这是农耕政权的基本运行逻辑。皇帝的权力，或者说价值在于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分配，贵族、官僚、军事集团和百姓分享着土地上的产出，形成了一个利益联盟。处在金字塔尖的皇帝，通过对儒学的尊崇、对分封的瓦解，独享着最高的权力。「皇帝」是最大的地主。皇帝的信用破产

三国两晋，群雄逐鹿，世族豪强开始进入了权力游戏，“王与马共天下”，晋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农耕的社会基础已经无法供养金字塔上层新加入的玩家。

「皇帝」需要豪强进入权力体系来共同治理、共担风险，但从底层攫取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

一方面，长期的政治不稳定，让本应该依附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开始流离失所，农耕区的资源产出开始减少，另一方面豪强作为皇帝的合作伙伴，也要独立地从底层汲取资源。

百姓，雪上加霜。这个金字塔内的血液开始减少，流动性降低。

“何不食肉糜”、“狗尾续貂”的荒唐，司马家的八王之乱，都是秩序崩塌的序曲。

一旦来自北方的部落嗅到了个机会，中原王朝几乎不会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组织抵抗，只是没想到，他们一起来了，五胡乱华。皇帝缺少了可分配的资源，朝堂的动荡几乎不可避免，官僚、军事集团开始不断有人站出来主持“分配正义”，城头变幻大王旗。

南北朝时期，除了北魏，各朝代/政权都是三五十年。等初代君主无法承诺所谓的分配正义，那王国和他就会一起破产。与士族豪强合作的皇帝，失去了对财富的分配主导权，又无法为财富的生产提供安全保障。皇帝从地主成了大股东，频繁破产。这是「皇帝」的身份危机。北魏的自发探索在南北朝的各个短命王朝里，来自草原的北魏国祚148年。这很特别，它一定做了什么。统一北方后，北魏统治者的首要难题，是如何管理这个全新的帝国，草原和中原都为我所有。

能够参考的经验几乎没有，中原王朝的经验里面普遍缺少对草原秩序的理解，这本身就是北魏能入主中原的原因。而草原上以战养战、逐水草而迁王庭的模式更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诉求（稳定地获取资源而不是掠夺），否则入主中原的意义何在？很快他们就发现，只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原的价值将超乎想象，只要愿意向下索取，凭借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技术，黄河流域的农田所产出的粮食和财富，足以供养帝国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存在。这是任何集团都会接住的富贵，只需看护这份农耕对官僚&军事秩序的供给体系，就能顺利地享受分配的快感，还能顺利地将这种身份传给子孙，没有了草原国家的继承者危机（首领死后，往往需要另一个强悍的人来作为首领，而不是他的后代）。拓跋氏的王庭开始变成了农耕的首都，一路南迁平城（大同），乃至洛阳，他们成了中原的「皇帝」。

草原的首领成了中原的皇帝。另一个视角：「皇帝」这个身份被扩展了，它管理了草原。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在这个新的「皇帝」身份下，暂时解除了中原的北方压力，农耕的潜力被快速激活，中原开始恢复。但不幸的是，北魏统治者快速沉迷于「皇帝」的乐趣，越来越像中原的皇帝。拓跋宏改名为元宏，北魏高层快速汉化，丢掉了草原性格。草原上的可汗，现在更想做个中原的地主。

很快草原上新的挑战者出现了。讽刺的是，北魏像以往的中原王朝一样，需要征召花木兰们去抵抗新的草原力量。虽然，北魏难逃覆灭。但，一个伟大的探索浮出水面：可汗变皇帝，皇帝管草原。这个探索不会停止，北魏超过百年的经营，为中原赢得了恢复时间，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