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家，自然是“天字号”人家，不过，在中南海的这个“天字号”人家里，既没有多少神秘的东西，也没有多少神秘的事情。家里的收入也不算少，可他要管的事情太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毛泽东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好在他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让他“拆东墙补西墙”，大方而又从容的应对各种开销.......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对金钱一向看得很淡，他曾说过：“我可以同蒋介石握手，也不愿意摸钱。”在江西是如此的，在延安是如此的，进了北京更是如此。

图|毛泽东

有时候，毛泽东还爱拍拍自己的口袋，对人戏说道：“我是一文不名，囊中羞涩啊！”

在毛泽东的支出表中，有一项是帮助生活困难同志的。

卫士张瑞歧将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因年纪偏大退伍回到了陕北老家，后来，他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于是写信告诉毛主席。一接到信后，毛泽东立即吩咐李银桥寄些钱，好帮他渡过难关。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工资节余中取出了几百块钱，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拿过去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看到李银桥递过来的牛皮纸袋，以为是一份文件，正打算掏出来看时，李银桥便说：“主席，这是给老张寄的钱，请您过目。”

可话音未落，毛泽东的脸色就变了，一下了把牛皮纸袋扔到了一边，很严肃地说：“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不知道吗？我不摸钱，你以后要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边说边皱着眉头，还搓了搓手，好像那装了钱的牛皮纸袋把他的手弄脏了似的，自此，李银桥长了记性，当毛泽东再吩咐寄钱给别人，就再也不拿去给他过目了。

1955年实行薪金制，卫士田云玉的工资定得不高，每月只有37.5，第二年调工资，有人提议给他升两级，可当报告递上去后，组织上只给他升了一级，为此，他还主动去找领导闹情绪，还哭了鼻子。

图|毛泽东与卫士田云玉

又过了一年，有人在中南海贴出大字报挖苦田云玉，毛泽东在看到大字报后，笑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

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田云玉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小田，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由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这一番突如其来的问话，让田云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毛泽东看出了田云玉的心事，直接回答道：“我给你60元可不可以？”

田云玉却喃喃自语道：“主席，这怎么能行啊？那样的话，我不就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多呀，哎，钱真的是一个很让人讨厌的东西，可是没人拿它有办法，每个人总归还是要有的。”

此后，每当田云玉家有困难，毛泽东都会叫人送些钱过去，而他自己照旧不会去摸钱。

1964年夏天，已经在北京工作的李银桥，专门回到北京看望毛泽东。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了解到李银桥的家乡河北安平遭了灾，便吩咐秘书从自己的稿费中取了1000元给李银桥。

当装好钱的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时，毛泽东说：“这是给你的。”

不曾想，李银桥却偏执地不肯接受，面对李银桥的执拗，毛泽东佯装生气地说：“怎么？你是想让我摸钱吗？”

图|毛泽东和李银桥合照

李银桥自然是熟知毛泽东的脾气的，只好把钱收了起来，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啊！”

1955年，中国在苏联和朝鲜的影响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行政级别工资制度。

行政级别被分为1到24级，月工资也是从45元到590元不等，拿最低工资的人，养活五六口之家也不成问题，连同北京的物价津贴，最高的每月可以拿到649.6元。

方案一出来后，毛泽东有些不满地说：“这样不利于大家团结，贫富差距还是要缩小的嘛！”

为此，毛泽东一直拒绝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只同意每月拿400元左右，这年7月，正式实行薪金制度后，毛泽东的工资是404.8元，直到他离世一直都没有变过，而江起初的工资也只有243，直到1968年3月，才调到了342.7元。

毛泽东一家的经济支出，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在有了正式的工资后，李银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

图|《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

将毛泽东和江青工资的开支分为9个项目，其中包括主食450元、副食品120元、日用品15元、杂支零用18元、房租费49.63元、党费20元、李敏和李讷读书、生活费50元、李云露生活费30元。

从这份计划可以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合计647.8元，每月计划支出752.63元，工资看来是入不敷出的，上百块的“赤字”靠毛泽东的稿费来贴补，计划递交上去后，江青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毛泽东也作出了“照办”的批示。

从这份计划来看，毛泽东全家一天的生活费只有3元，每年合计不到1000元。除此之外，从毛泽东工资中支出的部分还有：招待私客的费用、给保姆的生活费，给孩子看病的汽车费，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陪他外出吃饭的费用，就连生病后的医药费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

对于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外出，也有十分明确的开支规定——

七、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八、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的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九、除了有病必须及时治疗外，不得提出非必要的特殊的医疗要求。

十、本人生活上遇到困难，需要特殊解决的问题，应该报告领导，统一对外交涉，不得走小路、走后门。

图|毛泽东及工作人员外出开支规定

在一份私人客饭的“备注栏”中，记录了1960年12月陪毛泽东吃饭的家人是75餐，每人按0.8元计算；1961年1月陪毛泽东吃饭的客人是115餐，每人按1元计算。

可见，毛泽东在家中招待客人，并没有混于公款吃喝，而是把家属、客人的陪餐费，全部从他本人的收入中支付。

自1968年起，吴连登做了毛家的管理员，负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和家庭开支，还要管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他回忆：“主席家是没有浪费的地方的，一次吃饭时，主席夹起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可主席却严肃地说到：‘你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这不是一粒米饭的事情，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要勤俭节约。’”

毛泽东的家规很严，尤其是不让人搞特殊化，他曾说过：“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和花的，可要是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边的人就会照着去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

就拿党费来说，在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中，有一份1968~1976年党费账，账簿封面上还有他的一条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账簿记了4页半，其中记录的就是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江青缴纳党费的情况，最后一次交党费的登记时间为“1976年9月7日”。

按照0.5%的比例，毛泽东和江青每月应缴纳4元党费，可他一直坚持缴纳20元，远远超出了规定。

图|毛泽东家庭收支表

毛泽东的收入，除了工资之外，就是他的稿费了。他是书生型的政治家，一生写了很多的书文，这些书文也以各种形式发表出版。

以出版而论，既有单行本、也有选读、选集，称之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印刷更是以亿计，另外，还有一笔可观的外文版权收入。

据李银桥回忆：早在50年代，毛泽东的稿费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不过，这笔钱他本人并不经手，而是交由中央特别会计室来管理。

遇上家中不够、重大花销时，经毛泽东同意，也可以从稿费中拨转、开支，他虽然不摸钱，可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是不得动用这些稿费的。

图|毛泽东选集

近些年，曾流传出“毛泽东留有亿元稿费”的传闻，为此，吴连登还专门去找过汪东兴，为此，汪东兴曾公开发言表示：“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万元左右，具体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而毛泽东的巨额稿费，主要都花费在了买书、办学校、搞调查、资助他人、“请客送礼”和一些个人开销上了。

毛泽东的一生酷爱读书，也买了很多书，他近10万册的藏书，除了他人赠送外，大部分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到了晚年时，他因视力不好，将看的书印成了大字线装本，而这些印书的钱也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一次，他还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一批书，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套。

1954年到1957年，为了提高身边警卫员的文化水平，毛泽东创办了一所由他任校长的业余学校。

图|毛主席给战士警卫员讲话

毛泽东还规定警卫战士的三项任务，一是保卫工作，二是学习任务，三是调查工作。

参加学习的共有70多名学员，每人的学习用品，包括课本、笔墨、作业本、字典、堆土，还有请来上课的老师的报酬，全部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课堂从中南海延伸到天南地北的边远村寨，让这些战士们了解到了许多本不了解的知识。回乡探亲的战士，会把家乡的各种信息写成调查报告，作为一篇课堂作业。

在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会挤出时间来听汇报，一边听战士口头讲，一边看手上的书面材料，对于一些不通的文句、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他会用铅笔一一改正过来；一边认真批改，一边还给战士讲哪里错了，为什么错了。

有的战士不会组织材料，有的战士怕字写得不好，打算请别人代写。毛泽东在得知这个情况后说：“不用，大可不必，这样就很好了，以后，你们还是要自己写，我要看你们自己写的。一次写不好不要紧，两次三次，写多了就会看到进步了。”

有时，毛泽东外出调查研究时，不少人只给他看好的，不给他看差的、坏的，为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建议从县、专区调一些干部来北京，组成一个另类的“干部队伍”。

一方面这些人担负一定的警卫任务，另一方面回到各地搞调查研究，把调查的结果直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还叮嘱道：“这些人的路费由我来出就好。”

图|毛泽东

至于用稿费资助的，既有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外地亲友，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1950年，15岁的李静远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国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她，还询问了她的性命和身世。

李静告诉毛泽东：“我本叫李胜利，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母亲被敌人杀害了。”

毛泽东听到这句话后，陷入了沉思，突然他用极为低沉的声音对李静说：“你妈妈是革命烈士，我的妻子也是，她们对于国家而言都是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她们。你姓李，叫李胜利，我也姓李，叫李德胜，我的孩子也姓李，你也是我的女儿啊。”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年轻的李静泪流满面。

一次，李静要给江苏老家的父亲寄钱时，恰好被毛泽东碰到了，毛泽东看了看李静的汇款单，半开玩笑地说：“李静呀，每月给你父亲寄20元，未免太小气了吧？”

李静却不示弱地说：“我每个月工资只有60元，我要读书，要吃饭，给爸爸寄20元还算孝顺！”

毛泽东听着李静的话，一边笑着，一边拿起一旁的笔在汇款单的后面又添了一个“0”。

李静始终记得，那次汇款中短缺的180元，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来的。

1952年10月2日，在给老师毛宇居的信中说：“泽连来信叫苦，母丧未葬，脚又未愈，兹寄人民币三百元以为丧葬治病的费用，不要来京。”最后还说明，这些钱均是自己的稿费，希望他们可以节省一点用。

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他写信，反应下乡的儿子生活困难，毛泽东也很快写了回信，还“寄去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图|毛泽东保存的人民来信

因工作关系，毛泽东还总要请一些人吃饭，除请外国客人外，他一律是用自己的稿费来招待客人的，为齐白石祝寿，他买了不少礼品，花得也是自己的稿费。

湖南老家的亲友，来北京看望毛泽东，他也会亲自吩咐秘书，要负责这些人在北京的所有开销、回去的路费、购买土特产，还有一人一身新衣服，这些钱也从他的稿费中开支。

随毛泽东外出视察的个别人员，有向地方索要东西的情况，他知道后很神奇，严肃批评和处理了这些人，还拿出稿费派人到各地去一一“退赔”和道歉。

与贺子珍分手后，毛泽东也一直关心她的生活，从苏联回国后，贺子珍住在上海，身体一直不太好，毛泽东总是派人四处打听治病良药，随后又让李敏和工作人员给她送去，这些费用同样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支出的。

还有毛泽东的一些个人开销，包括抽烟、喝茶、买烟嘴之类的，同样也是用他的稿费来支付的。

图|毛泽东烟嘴报销单

毛泽东的稿费，是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1万元。早先，他就定下了规矩，儿女们参加工作后，他就不再补贴，原因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1972年，李讷生了儿子，可工资只有寥寥几十元，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请保姆、买奶粉，无论她怎么省钱，都是入不敷出，为此，从不向父亲伸手要钱的她，只能找到张耀祠求助。

张耀祠在得知李讷的情况后，觉得她的要求很合理，就给写了一张条子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在问清楚情况后，不觉有些心疼女儿，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

张耀祠想了想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少，就给几千块吧！”

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吴连登就取了8000元，但没有全部给了李讷，怕她用过头，于是他以李讷的名义存入银行5000元，只给了3000元的现金。

自1976年去世直到1981年，毛泽东的稿费再也没被动过，后来，中央办公厅询问李敏的要求。

图|李敏和李讷晚年珍贵照

李敏说：“我没有什么奢求，要是可能的话，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那一份。”

不久后，中央办公厅给她送去了8000元现金，一台电冰箱和一台20寸彩电，而毛泽东余下的稿费，一直都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