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后，重刑犯都被遣送大西北，最终是什么结局？

1983年的那场严打即使已经过去了40多个年头，但当时因为阵阵枪响后传出来的硫磺味，让人现在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当年的空气。

而之所以当时会进行严打，就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扰乱社会秩序的恶违法犯罪活动。

为了尽可能减少此类事件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提出应该用严快重的方式进行集中处理。

在刚开始严打的处理力度确实很大，毕竟谁也不希望一片向好的改革开放局势被打破。不过那时确实有些案件判的也太过于严重，甚至还出现了不过偷盗1元钱，就被判处死刑的极端案例。

那么在当年严打期间都出现了什么事情？那些被遣送到大西北的重刑犯又面临着怎样的结局？

发动严打的原因

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严打”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它和历史课本上的“玄武门事变”、“赤壁之战”一般，都是让人觉得非亲历者觉得陌生至极的事情。

但其实身为一名中国青年，了解共和国的发展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谈起1983年严打，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我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年因为我国综合治理手段日益完备，所以国内整体社会形势已经相对稳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问题已经得到了全方位解决，在不少地区还存在着欺民霸市的流氓群体，他们不仅抢劫偷盗财产，还会以强奸或直接杀害的方式，对普通人的生命造成威胁。

尤其是在1983年上半年时，我国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首先是沈阳地区发生的“二王”抢劫杀人案件，在这一过程中，共有9人被杀，9人受伤。

直到案发7个月后，我国警方才在9月18日时于江西的大山里，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击毙。在未击毙前，周边的群众一直都生活在惴惴不安当中，生怕什么时候会被躲藏在暗处的王氏二兄弟杀害。

同样是在沈阳，5月时有6名持枪歹徒劫持了我国296号班机，并强迫机长将飞机目的地从上海改到了韩国。据说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足足策划了小半年。

我国警方碍于地区限制一直未能将这些人捉拿归案，后来他们中的头目卓长仁从韩国跑到了我国台湾地区，却又因为耐不住性子作案，最终被台湾警方抓获后判处死刑，也算是罪有应得。

当年仅1983年上半年，发生的重大特大案件数量就在2万起以上，甚至我国赖以发展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犯罪率呈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

这不仅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给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带来了不利影响，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让他们一度沉浸在恐慌当中。

严打期间发生的事情

眼见情况愈发恶劣，邓小平同志明白此事不能再继续任由其发展下去了，于是便在1983年7月19日面见了我国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并就此事与他展开讨论。

看到刘复之拿来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很是不满意。因为他认为如今的方式过于四平八稳，实在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他希望能够组织几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战役，镇压住犯罪分子的气焰。

所以从7月20日开始，公安部开始讨论严打方案，并将相关询问意见函发送至全国各省市，在得到统一肯定回复后，于当年7月29日开始布置行动计划。

当年因为我国的主要死刑执行方式还是枪决，所以一旦被发现有犯罪证据，就会直接被抓捕，定下罪行后，就被带到监狱中加以手铐脚铐关押起来。

等到死之前，要是愿意还可以和家属见一面，若是不愿意就可以选择留遗书。

当时为了提防有些犯罪分子出现劫犯的情况，所以一般不会提前公布死刑的额具体场所。等到第二天时直接选择一个刑场就将人带过去了，毕竟当年的刑场是可供参观的半封闭模式。

执行死刑时，在犯人两边分别站立一个控制他的警察，负责射击的警察也共有2人，一个主射，另一个负责出现问题进行补射。据说因为过于恐惧，时常会出现犯人失禁的情况。

为了防止因为意外导致的未死透的情况，等射击完成后，还要由专门的法医进行检查。若是犯人气息尚存就再补枪，等到彻底咽气后，将一根木棍插入枪口所在的位置，进行反复搅动。

最终通过试呼吸、观察瞳孔和测验体温的方式检查对方是否还存有生命。等到法医结束后，检察院的人会进行拍照并登记在册，之后直接将尸体拉走火化。

这一过程确保犯人压根不存在“诈尸”的可能性。

在整个严打过程中，不仅是普通人会受到惩罚。即使是高官子弟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被包庇，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比如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做出了违背祖辈的行为，竟然在20多岁的年纪犯了强奸和流氓两项罪行。即使此人的祖父曾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组织也并未对他手下留情。

后面无论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养子还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儿子在犯了罪行之后，都直接被判处死刑。这足以说明组织在严打的问题上，是丝毫不肯放松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能够靠着家庭关系得到从宽处理。

去往大西北最后的结局

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我国当时抓捕的犯罪人员数量达到了100多万人，这些人如何安置、如何处理就是一个相当难办的事情。

尽管我国从严处理，已经决定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枪决，但关键在于更多人的罪行压根没达到应该付出生命的地步。所以将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就是亟待考虑的一件事情。

当时国家为了能够安置这些犯人，将他们分别关押到了不同的地方。后来有人提议，关押到不同的地方太过于麻烦，还不如直接把人送到我国的西北地区。毕竟那里地广人稀，可以建设足够容纳这些人的“监狱”。

再加上这里确实有很多的劳动任务，又加上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这些犯人被派出进行“劳改”对当地也是件好事。毕竟只关在监狱里，也浪费了这帮“精力过剩”的人员。

再者，这些人被关押起来以后，必定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社会的“罪人”，让他们在西北大开发中发挥作用，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了能够创造价值的平台，对于他们三观的重塑也是一个好机会。

当时还有不少罪犯，在出发前还嚣张至极，甚至觉得自己压根不会听从管理人员的教导。在到青海之前，因为海拔陡然上升，直接有一批罪犯因为“水土不服”倒了下来。

这让这些自以为强壮无比的罪犯们内心挫败不已，当海拔逐渐攀升时，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头部愈发疼痛，呼吸也变得难受起来，甚至连饭菜都吃不下去。

为了防止他们出现太多的问题，管理人员赶紧将药物给他们分发下去，但是即使吃了药，也并未出现明显的好转。

一路难受到了目的地以后，他们就直接被安置到四面封锁的劳动场所当中。将东西放好以后，管理人员就给他们进行了训话，并且安排他们立刻进入劳作状态。

据说当时这些人被分成了好几个负责不同任务的小组，有些小组负责开荒，有些小组负责放牛羊，还有些人种地。因为每天的劳动任务太重，他们压根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其他事情。

当看着自己培育的种子和牛羊渐渐长大时，这些犯人也觉得自己的内心得到了充实，他们甚至也慢慢认识到了自己当年有些地方，确实想的不对。很多人也发自内心地想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每日劳作结束之后，他们还要在早晚间进行军事化管理。这也就意味着，每日不能睡懒觉，需要早早起床排队跑操。同时想做任何和劳作无关的事情，都需要提前和管理人员打报告，得到准许后才能去做。

可以说，虽然农场的外表不像监狱那般铜墙铁壁，但是管理制度却是毫不松懈。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里的生活确实别有滋味。毕竟在监狱里可是没有实现价值的机会。

不过农场也并非毫无人性，每周还是会安排一天时间让这些人休息，同时他们还会组织不少的集体活动，让犯人们共同参加，以达到放松的目的。

尽管西北的风很是肃杀，环境也很恶劣。但是这些人真的从西北农场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很多人服刑期结束以后，很快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每每提到在西北的事情，他们总会心怀感激。

甚至还有些人压根不愿意重回自己的家乡，而是选择扎根留在西北，做着自己习惯的农业生活。不管是哪个选择，都能说明我国严打工作确实取得了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