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所见: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中古拉丁欧洲传记的转型
至少从16世纪末开始，学者们就业已认识到，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以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作为写作模板。
19世纪瓦拉弗里德的编辑本就使得写作结构方面的模仿业已非常清晰。
这位比艾因哈德晚一代的廷臣、海歇瑙修道院的院长为传记分节(凡39节)，并为每一段添加了精当的小标题。
借助于这些标题，学者们发现，除了查理曼称帝以及传位给儿子虔诚者路易这两节之外，其余全部内容都是两部传记所共同拥有的。
829年，佩尔茨在为德意志文献集成本编辑现代精校精注本的时候，便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了艾因哈德对《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引用。
诚如《查理大帝传》的中文译者戚国淦先生所介绍的那样，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模仿“是从全貌乃至细节的全面模仿”。
20世纪初，法国学者路易·阿尔芬系统地比较了二者之后得出结论：《查理大帝传》似乎就是第十三篇罗马帝王传。
进一步系统核查艾因哈德的史源之后，阿尔芬甚至说，一方面艾因哈德抄录过多；另一方面他的改写过于主观；因此传记的真实性大可置疑。
随后，比利时学者弗兰索瓦—路易·冈绍夫加以部分反驳，认为传记有关战争部分的叙事错误较多，但涉及查理曼私生活的叙述则大体可信。
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因此恢复对艾因哈德的信任。
将艾因哈德从史源猎人们的枪下挽救出来的是史学史家。
如索森在1970年所言，任何历史作品都是文学艺术创造，艾因哈德通过复兴古代传记将中古史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7年，英国学者马修·英尼斯系统论证了苏维托尼乌斯在加洛林宫廷和知识精英中的流传和接受情况，他也认为艾因哈德通过模仿旨在参与当时的政治对话，创造新的基督教文化。
2006年德国学者谢尔贝里希从八个方面系统细致地比较了艾因哈德与苏维托尼乌斯的写法，说明了二者尽管在结构、段落链接词的使用、偏好使用第一人称、引用古希腊拉丁典故、偶尔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等方面相当接近，但是二者也存在重大差别：苏维托尼乌斯是传记作者而艾因哈德是历史学家，而最为广泛的差别是二者的语言用法不同。
他甚至推测，艾因哈德的修辞榜样是西塞罗而非苏维托尼乌斯。
2013年，德国学者斯蒂芬·帕卓尔德进一步从模仿西塞罗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艾因哈德的写作能力。
在退隐之后，艾因哈德不甘寂寞，基于古典写作原则创作《查理大帝传》，试图成为“新西塞罗”，藉此向虔诚者路易及其宫廷证明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宫廷智慧。
注重作品叙事技巧的学术潮流最终影响到传记的编辑工作。
2019年出版的法文新译本试图取代阿尔芬的旧版本，其编者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加上一位语言学家，以便更好地揭示传记的修辞特色，“为了给这部中古历史名著增加一个新的(文学)面向”。
编者明确地指出，新的研究成果共同见证了传记文献研究的焦点转移，即从传主转向作者。
过去研究者会从《查理大帝传》中寻觅查理曼的信息，现在则还要理解艾因哈德及其创作的文化环境。
在这种新的研究趋势下，传记的真实性与传记的叙事技巧之间更加呈现为一种紧张关系，以致于我们必须回答，二者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换言之，注重叙事技巧的作者如何实现传记的真实性?
本文拟从传记作为体裁的角度，通过比较分析《查理大帝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说明艾因哈德借鉴当时流行的圣徒传写作方式，引入亲身经历这一原则，达成了传记写作中叙事技巧与真实性的巧妙结合。
从复兴到创新，《查理大帝传》在欧洲拉丁传记体裁的历史上承上启下，开辟了中古俗人传记的新方向。
最美夕阳红：晚年查理曼
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中译本，以格兰特的英译本为底本，后者又依托于于1867年菲利普·雅菲所编辑的现代拉丁文精校精注本。
雅菲的本子依据的是C类抄本(尤其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抄本第10758)。
今天流行的其他英文译本如企鹅世界名著丛书收录的译本(译者为著名文献学家大卫·甘茨)、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诺贝尔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中所收译本都以“德意志文献集成”精校精注本为底本。
德意志文献集成本凡6版。
1829年的最初一版所用底本为A本，该抄本只抄录了艾因哈德的传记正文。
最新版由霍尔德—埃格尔于1911年编订，为汇编本，即将所有抄本中出现的内容都汇录在一起。
一册在手，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各种不同抄本的内容异同；其缺陷则在于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抄本都不尽相同。
汇编本是一，而历史上存在的抄本则为多。
中译本所依赖的英文底本没有收入虔诚者路易的图书馆馆长杰瓦尔德所撰的简短献词，而且还将作品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他在国内外的事业”，第二部分“私生活和性格”。
但这种分类法比较晚起，以抄本10C*为主。
10C*抄本即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抄本第N.990号，抄录于14世纪。
但是从9世纪晚期或者10世纪初就有抄本将第18节开始的部分单独摘出来，插入到《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814年处。
看来，“私生活和性格”部分颇有补于编年史，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二分法的正式出现较晚，但实际上渊源甚早。
艾因哈德本人其实是将传记分为四个部分。
作品首先追溯了加洛林王权的建立过程，包括前三节，这是引言部分。
在第4节作者说明将要分三个部分来叙述。
“先写他在国内和国外的业绩，然后写他的习惯和兴趣，最后写国家行政管理和他的统治的结束”。
出于行文的方便，本文仍然遵循中译本的章节分类方式。
在传记的第一部分——“他在国内外的事业”，艾因哈德大体依照先后顺序，讲述了查理曼所进行的历次战争。
从继位之初攻打阿奎丹，随后分别是意大利战争、萨克森战争、西班牙战争、布列塔尼战争、贝内文托战争、巴伐利亚战争、斯拉夫战争、对匈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以及未曾真正开战的北欧人战争。
叙说结束的时候，在第15节艾因哈德总结了法兰克王国扩张的结果，一一列举查理曼所征服的疆土，以及臣服于他的各个族群。
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查理曼也获得了世界级名声。
艾因哈德首先讲述了周边弱小王朝对查理曼的臣服效忠，然后说明了当时世界其他两极力量(拜占庭皇帝和波斯国王)对查理曼的友谊。
第17节略微讲述了传主在国内的工程建设：教堂、宫殿、大桥等；以修建防御工事防止周边部族侵扰而结束。
可谓一幅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
传记的这一部分，最遭历史学家诟病。
一方面，艾因哈德仅用了一节的篇幅来讲查理曼的国内建设和治理，失之于略；另一方面，其有关战争的记叙既不真实，也无独特价值。
阿尔芬曾经对照其史源，一一指出其不确之处，认为其病在“随意改动史料”。
尽管如此，熟悉古代传记体裁传统的读者都明白，传记也讲述战争，但主要是藉此表彰传主的功德，刻画其性格。
所以，在艾因哈德的笔下，历次战争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查理曼先礼后兵，要求服从，并最终得以宣示其统治权。
通过这些胜利，艾因哈德既说明了传主那后人无法仿效的功业，也刻画了一位意志坚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军事统帅形象。
传记按照传主对内、对外所涉及的各方面分类讲述。
在每一类中，又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叙事。
战争部分时间感明确，每一场战争就像一个画片，而时间的线索将这些画片串联起来，给人历历在目之感。
私生活部分即第二部分从第18节开始，从传主的家庭说到传主的死亡。
这一部分似乎不那么具有线性演化痕迹。
其实，作者并没有改变叙事策略，只是将叙述的重点做了调整，使得读者获得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
同样是歌颂查理曼的伟大，也是分类叙事，每一类事件大体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然而，作者聚焦于晚年查理曼，基于查理曼的晚年生活，通过典型化处理，达成刻画其伟大的生活品德。
作者依类将所有内容都描绘在一个画片之中，众多的晚年生活挤占了画面，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而零星的中年生活则淹没于其中，所有的画片似乎都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导致时间的纵深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