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学报 作者：彭菊花 在“四观”中，宇宙观表达的是人们对宇宙本源、本体的根本看法，反映的是人与天地宇宙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人与天下、人与社会、人的身心等多重关系，具有根本性、决定性，因此掌握了宇宙观也就能够准确理解中国人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国人往往将天地宇宙连用，或者直接用“天”代表宇宙，人与宇宙的关系就成为天人关系。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就是天地所生，是天地宇宙的一部分，同时人作为宇宙之灵，又可以认识、把握乃至融入天地宇宙，实现天人合一。本文力图立足时代，通过追溯中华五千年文明演进历史，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讲清楚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生成逻辑、多重内涵、通达之道和时代价值。 一、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生成逻辑 天人合一大体可理解为天地人的内在统一，即“天”这个大宇宙与“人”这个小宇宙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人这种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的天人二分观念截然不同。西方的宇宙观以“上帝”或其他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神为载体，上帝或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并主宰着宇宙。这就是说，中西方的宇宙观是有本质差别的。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与西方文明对比鲜明的独特宇宙观。为此，我们有必要先从中华文化成因入手来分析天人合一宇宙观，然后再追踪其演变轨迹，弄清楚其生成发展逻辑。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农耕文明有着内在的、决定性意义的关联，因为农业生产直接地将人与天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共同体。开启中华文明的始祖留下了许多与农业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传说，如炎帝尝百草、黄帝播百谷、嫘祖养蚕缫丝等，尤其是三皇之一的伏羲创画八卦，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周易·系辞下》记载了八卦产生的生产生活来源：“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牺氏即伏羲氏，他所发明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符号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描绘出农耕生产的大环境；八卦所分别代表的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也寓意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单元。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已经在代表中华文明源头的八卦符号中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天人合一宇宙观开始萌芽。 天人合一宇宙观上升到理性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现有文字记载来看，大体上是从殷商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天命观，如《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盘庚上》有“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盘庚中》有“予迓续乃命于天”，《尚书·高宗肜日》有“惟天监下民”等。这表明殷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重视，他们认识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更强调天对于人的主宰。到了殷周之际，周代殷兴使周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跃迁，即天命的获得并不是完全由天决定，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有德者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中华民族认识天地宇宙规律的理性觉醒，踏上了一条与西方宗教宇宙观截然不同的生命征途。《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伐纣时告诫会盟诸侯的誓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政治的合法性从天命那里转到了民心向背，也就是转到了统治者是否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命。《诗经·大雅·烝民》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点明了周人心目中的天人关系。他们认为人心中的“德”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注入人心中的东西，或者说天人有共通的东西，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已经具有了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产生了一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和思想学派，天人关系成为各家各派共同关注、不可回避的问题，天人合一成为道家、儒家等重要学派开创者的共识。老子就是以天地之道构建起他的尊道贵德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他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7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揭示了天地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整体，人只有融入这个整体，按天地宇宙规律办事，才能掌握主动，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孔子忌谈天命天道，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孔子并非不重视或不了解天人关系，而是更注重通过人的修养和努力去顺应把握天道，他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春秋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已深入人心，如《国语·周语》载：“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郑子太叔（游吉）追述子产的言论：“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天人合一思想到了孟子那里发展成为明确的人天通达之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天”并不神秘，也非不可知、不可达，通过人的心性修养可以与“天”相通。秦汉时期，中国皇权政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需要，汉代董仲舒将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天会干预人事，下降祸福，预示灾祥，而人的行为也会感应上天。 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从哲学本体论层面将天人合一宇宙观构建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家提出了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心本体论，并大多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天人合一这一宇宙论基点之上。理学开山祖周敦颐把人性的生成看成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呈现，他发挥《中庸》“诚”的思想，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推出人道观，建立起以“诚”为本的道德学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周敦颐开启了宋明理学宇宙本体论路径，后来的二程和朱熹都是在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宇宙本体论。主张气本体论的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个人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体、其性、其气混然与宇宙为一体，而众民万物与我为一。他还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范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作为宋代心本体论的开启者陆九渊，用一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直接点明了人心与宇宙的本体性联系。心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王阳明认为人与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他在回答什么是《大学》中的“大学之道”时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大学问》）。天人合一宇宙观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多重内涵 西方文明信奉的是以上帝、神为主宰的宇宙观，有关宇宙世界如何起源、如何运行、如何影响人类世界等问题都可以归于上帝。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则将天与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天与人的这种联系离不开人的认识、理解、体悟等，这就存在本体论层面如何体认、价值论层面如何追求、认识论层面如何认识等问题。张岱年在阐述“天人合一”的内涵时指出：“天人相通的学说，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实一以贯之。”③本文依据中华文化诸家经典，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层面阐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内涵。 （一）在本体论层面，天地人是一个系统整体 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世界里，天人合一首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人与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整体。 其一，从人的产生源头来看，人为天地所生。“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烝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黄帝内经·素问》），“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正蒙·乾称》）。人的生命本身、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法则等，都是上天所给予。在中华文明视角中，人与天是物质和精神相连相通的整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25章），人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 其二，人性源于天性，或者说，人性即天性。《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即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则从主体角度揭示了“人性即天性”。程颢认为人的秉性高下不一，如同天之所生各异：“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至陆九渊则说“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与赵监书》）。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的这些论述都揭示了人性与天地之性的相通，故中国人常用天性来指人性。 其三，天地人共居一域，其运行规则完全一致，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道”的范畴，天与道也常常连用。能够体现这个“道”的本质内涵就是“一”字，“一”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范畴。道家认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22章），“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中庸》），这里的“不贰”即“一”，从事物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天与人的相通。佛教被称之为“不二法门”，禅宗六祖慧能与印宗法师对话时云“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六祖坛经》行由第一），在回答什么是般若智慧时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六祖坛经》般若第二）。这些论断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统一性、普遍联系性，这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二）在价值论层面，与天地合一成为生命的最高追求 如果说本体论层面的天人合一揭示天人的整体性，人可以“通天”，那么，在价值论层面，人把能够与天地合一作为最高信仰，作为人生终极价值追求。这里的天地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代表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天道”或“天地之道”。道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但无时无处不在：“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25章）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力量和作用巨大：“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德经》第34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37章）。这个道之所以称之为“道”，是因为它对待宇宙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偏私，而人只有无私无我，才能体悟它、把握它，得到它的眷顾，如老子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第79章），又如《大学》云“《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中国古代圣贤、士大夫们明白了这个理，便将对天道的追求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与天道合一成为中国人的最高信仰。 中华文明这种信仰和价值取向演化出对内在自由的执着追求。孟子描述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就表达了中国人内在的自由人格。在道家、佛教那里，甚至外在的物质生活都被视作妨碍内在自由的负面之物，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12章）。这就个人修养来说，自然有其合理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道”既是宇宙的规律，也是社会运行的规则、规矩，还可以是约定俗成的规范，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探求把握“道”的过程，人生命的最高价值就是在悟道、明道的过程中实现自由。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时，他就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使命；当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时，他就圆满达到了生命自由的境界。因此，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自由观就是既不违背“天命”，又从不相信“宿命”，从不在命运面前屈服，乐天知命，自在自得。道家认为人应该如天真无邪的婴孩般自然纯真质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道德经》第10章）、“如婴儿之未孩”（《道德经》第20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28章），描绘了一种如婴儿般天真自在、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慧能悟道时所言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六祖坛经》行由第八），也描述了人的自性圆满充实所达到的自由境界。 （三）在认识论层面，以作为认识载体的“名”把握天地之“道”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宇宙、社会和生命规律，那么如何才能认识它呢？老子认为，对于天人合一的认识，离不开一个范畴，那就是“名”。《道德经》第1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将“道”与“名”这一对贯穿全文的矛盾提了出来。在第25章，老子直接道出“道”与“名”的矛盾：“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道家那里，“道”作为表达宇宙本体的范畴，作为演化一切万物的源头，是恒常而又变化莫测的存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名”对其定义、描述、概括、表达。为了沟通、区分，甚至为了趋利避害，人类必须给万物（也包括道本身）命名、贴标签，而所有的命名、名相都不等于“道”本身，只不过是道及其所生万物的标识而已。《道德经》多章论及道与名的关系或如何对待“名”。如“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德经》第21章）、“大道泛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道德经》第34章）等，这是阐述“名”的重要功能作用；“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道德经》第14章）、“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道德经》第32章）等，这是阐述“道”难以通过“名”去把握；“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道德经》第37章）、“名与身孰亲”（《道德经》第44章），这是阐述如何对待和处理“名”所带来的迷惑。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之天道是可以把握的，其路径就是通过“名”，而“名”又必须以“言”为载体，这样就带来一个“言语道断”的问题，道与名、道与言构成深层内在矛盾。因此，孔子主张就是少说多做，反对花言巧语、言过其实——“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最欣赏的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老子也反复强调“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2章）、“悠兮其贵言”（《道德经》第17章）、“希言自然”（《道德经》第23章）等，主张保持少言、不言的自然状态，如此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人并不重视通过建立一套语言逻辑体系去认识“道”，而是更重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言行修养去体悟和把握“道”，这便是天人合一的通达之道。 三、天人合一宇宙观的通达之道 中华文明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意义就是学道、悟道、行道、得道，儒释道诸家都在探究人如何通达天地之道、实现天人合一上下功夫，这是中华文明十分独特的内容。 （一）效法天地，尊道贵德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信仰既具有宇宙本体的超越性，又有下贯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周易》中的乾坤二卦深刻揭示了天地人之间的整体关系以及人如何通过效法天地以通达宇宙本体的路径。 天道酬勤，效法上天“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源于《周易·乾卦·象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刚强，运行不止，君子要效法天道，锐意进取，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精神贯穿于儒、墨、道、法、释各家，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如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荀子的“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荀子·修身》）；墨子的强必治、宁、贵、荣、富、饱、暖，不强必乱、危、贱、辱、贫、饥、寒（《墨子·非命下》）；韩非子的“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韩非子·喻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反映了宇宙万物矛盾运动的内在客观规律，“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天道》）的上天就是最好的榜样。天道精神深深影响和激励着中国先人，融化为内在的民族本性，充盈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自强不息表现为立志、勤奋、节俭、好学、坚忍等多种品质，成为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内在动力。 天道无亲，效法大地“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源于《周易·坤卦·象传》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广的大地厚重包容，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宽厚的德性，如此就能载养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为儒家的仁爱精神：“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从爱亲人，到爱百姓，再到爱惜万物，即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孔子那里，厚德的主要途径就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第8章）“上善”，即最高的善，与儒家“至善”等同，都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善”和“德”的高度认同、信仰和追求。厚德载物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因果规律，即只有积德行善才能承载万物，获得成功和幸福。这一规律得到儒释道各家的共同认可和广泛推崇。《周易·文言传》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有“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德经》有“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六祖坛经》有“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民间也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说法。厚德载物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之中，体现为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老子之“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道德经》第38章）、墨子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等，更体现在中国人与人为善乃至兼善天下的精神境界之中。 中华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理想，充满了对上达天地之道、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51章）《周易·文言传》中有对理想人格的精彩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乃至于达到天地境界成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心目中的理想目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二）知行合一，得到功成 “知行合一”是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来的，意味着对“道”的掌握最终要落到实际行动。中华文化“在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的一体化过程中，则早早在‘人’身上实现了知行合一的内在统一”⑥，因此“知行合一”在中华文化观念里，不仅只是认识论问题，更关乎天人合一宇宙本体论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落实，是人通达天道的必经之途。 《中庸》提出了如何通过“诚”以达到“合外内之道”的问题：“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通过实诚、至诚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实现内外合一，达到与天地宇宙同一，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并非只限于道德认知层面，更主要是立足于人这一主体的完善，思考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等多重关系，如张载区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正蒙·大心》），将“德性”视为人所固有的东西而超越物我两分，达到内外统一。王阳明将儒家古代知行观推到顶峰：“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知行合一成为生命主体体悟宇宙本体的生存论命题，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在人作为生命存在的自身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自然呈现，是完美人性、伟大人格的真正完成。 道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知行合一，但也认同知行合一这一主张。《道德经》第41章形象描绘了上士、中士和下士对于道的不同态度：“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里以是否做到知行合一作为衡量悟道得道高低程度之标准。《道德经》第10章则描绘了道家所向往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身心、意念、心气、言行等达到纯净无染、无我无私，这就是天人合一，就能化养天下万物，就是所谓“玄德”，就是老子所追求的“道法自然”的境界。当然，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所讲的“行”，更多强调的是道德修养。 （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 中华文化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推演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国与家、人的身心等多重关系，儒家系统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由内到外的逻辑递进关系和具有本末先后决定性的因果链，推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结论，将天人合一的信仰落实在实践中。 尽管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在儒家那里阐述得最突出、最集中，但内圣外王思想是先秦诸子共同的主张，只是各家切入点、侧重点不一样。冯天瑜指出：“中华文化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从‘内圣’与‘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与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宗法—君制型的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组合为一个体系。”⑦很多学者把内圣外王思想完全归入儒家。其实，“内圣外王”一语，最早是庄子提出来的：“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道家更侧重从本体论的角度展开论证，其内圣外王的理论依据是天道、地道、人道的统一，为内圣提供了可能性和生命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外王”的功利目的而去修“内圣”，而是因为人的生命的最高价值就体现在“内圣”上，而真正做到了“内圣”，所谓“外王”也就是不期而遇的事情。因此，老子反复强调无为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37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等。而儒家侧重从伦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展开论证，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的“至诚”以尽天地之性等，都对内圣外王之道有所论及。 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士大夫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特别是在国家遭难、民族危亡之际，便有一批以担当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汉书·霍去病传》）、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接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可遇不可求的，于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就成为士大夫们的人生准则，即使不能建功立业，也不放弃修身养性，用自己行善成德的示范影响一方，引导社会，这成为“平天下”的另一种方式。 四、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宇宙观对中华民族绵延发展影响甚著，直到今天，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包括“天人合一”在内的十个传统思想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⑨。这就意味着“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可或缺的资源。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观高度契合。普遍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指的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在无限的宇宙和无尽的历史长河之中，普遍联系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本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世界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天人合一宇宙观把宇宙、社会和人的生命当作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大系统来看待，由此形成儒释道各家都信奉的天地人大统一观，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观是相通的。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契合。天人合一宇宙观落实到人的生命生活体验之中，就是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独特的哲学范畴。当然，传统知行合一观更侧重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观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差别。但是，不可否认，在强调认知与行为之间的统一性上，二者是相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实践论》的副标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并将传统道德实践拓展到社会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飞跃。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在信仰层面，中国人通达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路径就是效法天地、尊道贵德，形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基因。“自强不息”意味着中国人从来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反对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利，这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反对不劳而获、反对资本掠夺有着内在联系；“厚德载物”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任何收获都不是仅靠一己之力所获得，而应该感恩天地、众生以及万物，所以特别懂得分享、共享，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主张正相吻合。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传统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天人合一宇宙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其本质要求有着深刻的关联性，天人合一宇宙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烙印。 天人合一与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天道”观念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日常价值观念之中，“老天爷”是日常口语，人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遭天谴”“天网恢恢”等，这些表达的是天道规律对社会人生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诗词中特别喜欢用“天”字，在目前能看到的70多首毛泽东诗词中，超过一半都出现了“天”字，如“人有病，天知否”“人生易老天难老”“六月天兵征腐恶”“欲与天公试比高”“安得倚天抽宝剑”“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可见“天”和“天道”范畴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在毛泽东那里，把千千万万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视为“天”，比如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中，毛泽东把工农战士比作气冲霄汉的“天兵”，“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组织起来的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如同传说中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一样，可摧毁一切恶势力。在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直接将人民比作上帝：“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⑪在毛泽东的思想世界里，所谓“天人合一”，就转变成了党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改天换地。 天人合一与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天人合一宇宙观落实到人的自身发展，便是重视追求精神境界和精神自由，通过内在修养的提升实现与天地宇宙的共情共通，这在儒释道各家都有十分强烈的表达，与西方文化所热衷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⑬中国式现代化将精神生活富足作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题中之义，作为共同富裕的实质内涵，在实现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严重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如今遭受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的报复”，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农耕文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比如道家的“道法自然”蕴含深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思想，儒家历来主张仁民爱物、节用爱人、民胞物与，佛教视天下万物为平等的生命等，数千年来为我们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三）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天人合一宇宙观内在的影响着中国人形成内圣外王、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公天下”观念应成为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宇宙观奠定了中国治理的哲学基础，成为中华民族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社会心理和“同心圆”文化结构，处于圆心位置的就是社会引领者、主导者，而这个圆心决不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应该是一个能够通达天地之道、无私无我的贤者，故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礼记》更指明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华政治哲学理念，影响深远。今天，一方面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正是中华文化“公天下”理念在现代政党政治中的现实写照，与西方利益集团轮流执政的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将传统公天下理念付诸现实政治，为人类先进政治文明提供了鲜活样本。 “和天下”观念应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几百年来的西方现代化始终伴随着战争、殖民、侵略、掠夺，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格格不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⑮中华民族不是通过武力侵略去征服“远人”，而是以德怀远，以文化人，融化异族。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从来没有干过欺压弱小的事情。《左传·隐公六年》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在当今世界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⑯的时刻，重信修睦、包容博大的中华文明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重要借鉴。 “共天下”观念为人类前途和命运指明了方向。天人合一宇宙观落实在人类社会，便是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天下大同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我们应该以这一理念为引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