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村庄叫八家 - 陆相华的作品集 - 中国作家网
土地是有情感的，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嫌隙，如若不生长亲爱也会生长仇恨，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你以外的其他生命的存在，其间充斥着各种变量，就像存在必须呼吸，地脉亲和之地一定有着土地饱满的情感和跳动的心脏。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老哈河岸边一个叫八家的村庄。八家村有荒山沟壑，老河人家；八家村有炊烟牛羊，家长里短。童年的村庄给了我许多故事，生活里耳闻目睹的人事让我对世界有了较早地认知。我是村庄里走出去为数不多能够“写点字”的人，也算是村里的“名人”。没有一株青草不反射风雨的恩泽，乡间生活的人们给了我养分，如果活着不能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就愧对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就是在前几日，我们八家村党支部书记尹术贵打电话给我：“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好，咋不写写咱们八家呢？”是啊，平日作品里对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总是像一个见不了大天的娃儿，羞涩地一笔带过。而如今，我要用汉字写我，写八家村的人事，写八家村那永远的乡愁。
一、老哈河的恩泽
一条大河，不知记载着多少光阴故事，一棵老榆树不知记载着多少年轮的岁月沧桑。记忆中的老哈河气势磅礴，咆哮怒吼，震耳欲聋，宛如一条并不温顺的狂龙，撼天动地，肆意奔腾。如果你到过赤峰河套地区，便可看到许多纵横的沟壑和围绕在哈河岸边大大小小的村庄，这就是老哈河咆哮发怒的见证，这就是老哈河养育的子民们为了生活而饱受风霜，与之战斗的印痕，这也是我“人之初”的觉醒：人活着需要经历或即将经历无数次的苦难。
说到老哈河就不得不说红山水库。作为辽河流域最大的水库，红山水库是国家“二五”期间在辽河流域修建的重点防洪工程。水库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红山水库开工于1958年，竣工于1965年，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4486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
“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试问一下八家村的父老乡亲，或者是我们的父辈，我们八家村那些年的日子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我们的上游小河沿、四道湾，或者是老河北，还有我们的下游康家营子等地区比较富裕。打我们记事的时候，他们那些地方就有大米、白面，而我们从小就忍饥挨饿，缺衣少穿，返销粮吃了一年又一年？是我们八家村人不认干、不能干、不能吃苦吗？不是！因为红山水库修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水库下游哲理木盟大面积的良田不被湮没。红山水库不放水，老哈河的水才会横冲乱撞，才使得沟壑纵横。而我们八家村上游的四道湾和小河沿地区又是水往下排，作为库区重要缓冲区，八家村上万亩良田才变成了汪洋大海、沟壑纵横。
村里的老人讲，八家村的子民大部分都是从库区移民而来，还有一部分库区移民迁往克旗。在水库修建之前，八家村土地肥沃，林草肥美，鸟语花香，八家村民们过着恰似江南水乡的田园生活。然而，红山水库修建以后，八家村的子民们含辛茹苦，任劳任怨，靠着几亩微薄的山地艰难度日几十年。八家村也曾一度成了当地少有的贫困村，或者“光棍村”。国家没有补偿吗？有，当时象征性地有一点，剩下的大部分补偿的时间我没有去查，只是前些年才听老家的人们说国家给了淹没款。半个多世纪，几代人几乎无偿的付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悲壮的村庄啊。
还是在老院子，我们家和五大爷住对面屋的时候，五大爷家的相春姐还没有出嫁，父母的新房子正忙着打院套。我当时三四岁，哥哥也只有六七岁。趁着大人的忙碌，哥哥带着我跑到了坎下玩水去了。靠近老河的边上有个菜园子，菜园子的周围用高高的坝堰围着，坝堰周围因为取土，留下深深的水沟。哥哥带着我先是试探着在浅水的地方往下走，前面的坝堰沟子也不容易辨别，可能是因为不懂事的缘故吧，我一下子就掉进了深水沟。哥哥可能比我高一点，对我进行了施救，但我的背带开裆裤却被水冲走了。我光着屁股，哭着跑回了家，哥哥尾随其后。母亲知道我们因为玩水而丢了裤子，并没有像现在的小孩子表示一下关心，而是从屋里拿出一把扫帚嘎达，照我们的屁股打。哥哥比我大一点，跑得快，而我被老母亲堵在大门口的柴洞里，在母亲扫帚嘎达的作用下，我的屁股蛋子迅速地变成了馒头。相春姐听说我的活裆裤被水冲跑了，赶紧到院里拿了一个捡粪的叉子去老河打捞。
母亲打累了，趁着母亲的喘息之际，我才光着腚跑到邻居的宋二娘家里。宋二娘给我找了一个大大红棉袄给我盖上，时不时问我冷不冷，打坏了没有？我躲在宋二娘的大棉袄里面不敢出声，生怕母亲再次找上门来。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邻居家的宋二娘，宋国四哥、宋素英老姐一碰到我就跟我开玩笑：“相华那水有多深？以后还去不去河套了？”我总是摸摸头顶，摇着头，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又过了些时间，我们家已经搬到新房里去住了。新房靠近村子的西北角，也是距离老哈河最近的地方。姥姥家就住在八家村不远的“二份地”。妈妈回娘家步行要经过一个小河湾，听母亲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小河湾那里波光粼粼，经常看见一些大鲤鱼逆着阳光往上游。“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一年冬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二斤网线，并且自制竹篾梭子，发动全家开始织网。梭子可以多做几个，材料找一些破旧的花篓，扯出一两根完整的竹片，然后用小刀削光滑，一头有尖，一头有凹，长约20厘米。网的开头可以放到窗台上，然后找一块砖头绑好固定。网眼有插三的，也有插四的，插三的就是能够插进三个手指，能网小鱼，插四的就是能够插进四个手指，能网到大鱼。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和哥哥也可以另起头自己织。没几日，两斤网线就被我们织完了。接下来就是等待着春暖花开，老河解冻。
然而，等到老河解冻以后，我们家的网却没有派上用场，原因是渔网还需要浮子以及下沉的锡铁等“巨大”的投入，这些东西是需要另外支出的，父亲的打渔梦也就此搁浅。
“借船出海，借网捕鱼。”有网的人家不知道哪里有鱼，知道哪里有鱼的人家没有渔网。突然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想起了一个“借网捕鱼”的办法。我们村有一个叫周有的木匠，按照老乡亲，我是要叫他四舅的。四舅家里有一些渔网，由于四舅忙于干木匠活，渔网成了“闲置资源”。父亲就和四舅商量，说借他们的渔网用一次，打到的鱼自己家人可以吃一顿尝尝鲜，剩下的鱼全部送给四舅，四舅答应了。父亲把网就下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坎下，有一些水草的地方。父亲带上旱烟，守候在山头上整整一个夜晚，一是等着大鱼入网，一是怕别人偷网。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借的水裤，一清早就下去起鱼去了。天还没亮，父亲用一个蛇皮袋背回来的二三斤重的大鲤鱼足足有十多条。而我们只留下两条，剩下的叫我背着蛇皮袋给四舅送去了。我当时觉得，父亲也太实在了，只是借他们一次网用一下，也没用坏，为什么给四舅他们送那么多。再说，四舅又不知道你网到的鱼有多少？父亲的决定显然是征得母亲的同意，如果母亲说多留下一两条，估计父亲也不会说什么。我很不情愿地背着二十多斤的大鲤鱼往四舅家走去。
走过了春暖花开，又走进了炎炎的夏日。夏天的河边，全是老哈河鱼虾的腥味。父亲做了一个拉虾网，似乎是由一个搂柴耙子改装的，一个长长的杆子搭在肩上，后面是一个三角状的网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多了，自己也学会了。找一个水草多一点的地方，像搂柴禾一样，围着水草转几圈，然后把拉虾网弄到岸上，把网兜翻过来，倒进早已准备好的洗脸盆里。有时候网的虾米比较少，淤泥多，还有柴草，需要耐心去挑，而有时候网上一兜大大的白虾干干净净，几乎没有一棵杂草，差不多几网就是半脸盆的虾米。回到家里，母亲将这些虾米重新放盐清洗，有时候放点猪油，有时候不放，有时候赶山心情好，母亲不但放些猪油，还放上一两个鸡蛋，味道美极了。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宋成，悄悄地和我说晚上放学一起去老河淘鱼。我说没有经验，他听说他有，于是便同行。先是到宋成家等他拿一把铁锨和一个洗脸盆，然后我又到我家拿一把铁锨和一个洗脸盆。在宋成的带领下，我们在老河边找到一个膊了盖深的水沟，然后进行截流，形成一个口字型的方格。完成这个工程之后，西边的火烧云早已退去。我和宋成一起用洗脸盆把方格里的水往外淘，一边观察着方格里的鱼。我们的裤腿和背心都粘满了泥巴，仍全然不顾。淘啊淘，淘啊淘，淘到水要干了，噼里啪啦的鲫鱼开始在方格里乱蹦了。宋成又叫我在方格的泥水里来回走，把水搅浑，方格里的鲫鱼因为缺少新鲜的水和氧气，都开始漂上来了。我和宋成开始对泥塘的鲫鱼进行了全部歼灭，最后每人能够分到10多条“战利品”。回家已经很晚了，因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父母并没有责怪我，而且对我的劳动成果进行了肯定。
每逢涨水的季节，河的水位自然增高。平日温顺柔美的老河，如一只凶猛的猎豹滔滔而下。从老河上游冲下来的断枝或枯柴乱叶，羊粪蛋等杂七杂八之类，漂浮在水面黑压压顺流而下。因为我家就在岸上住，父母又勤劳，每次暴雨过后，父母总是早早地冲在前线去捞淤柴。有时候还会碰到粗粗的檩木，母亲却无心打捞：“年时不好啊，上游有房屋被洪水冲塌了。”那时年幼的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识得檩木，又是如何判断上游有房屋倒塌？打捞的淤柴要放到河边晾晒，晒得差不多了，父亲又挑着箩筐，把那一堆堆的淤柴挑回家，放到屋后的老榆树下进行二次翻晒。晾淤柴是邻里之间交流沟通的好机会，邻居妇女们拉着家常话，带着小孩子，过着悠闲的日子。软绵绵的淤柴，就像躺在黑色的地毯，一些顽皮的小孩围着淤柴堆追逐嬉戏，有的还躺在淤柴堆上晒太阳。晾干的淤柴再进行分门别类地放入柴棚。剩下的再用细筛过一遍，留作冬季取暖。
记忆中的雨季正如江南的梅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一下雨，老河就开始涨水，老河对岸的小麦也是眼看着烂在泥泞的田野里不能收获。后来村里人有钱的人家从外面搞些汽车内胎，打足了气，绑成就像黄河上羊皮筏子一样的排子。父亲虽然没有汽车胎，但是有儿子。在那场激流勇进的年代，父亲有三个儿子的确是一种资本。很快，父亲就和村里的孙先生家结成了“友好合作”。孙先生是村里有名的医生，按老乡亲，我应该管孙先生叫二大爷。后来孙先生到古鲁板蒿乡负责药品批发，在外面人际交际广，却很少回家。父亲知道孙二娘家缺人手，就主动和孙家的大儿子孙忠久商量，孙家负责弄汽车内胎，父亲以劳力入股。父亲和我们把老河北岸收割好的小麦，用肩膀扛着，放到排子上摆放好，然后用绳子拢紧，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样，向着老河的南岸启航了。
父亲在前面拉，我和哥哥在后面推，遇到深水的地方，我就搬着排子在水里像野鸭一样行走，有时候还会唱起歌。父亲为人实在，无论是收割还是运输，都可孙二娘家优先。我们从水上运输，孙忠久大哥在岸上用骡马往家拉。孙二娘家人好，每到中午，总是让忠久大哥给我们带来白面油饼，周而复始，吃饱再干。拉回家的小麦要晾晒，否则就会生芽子。生芽子的小麦有毒，是不能吃的。为了吃到白面馒头，八家的村民们经历了清明的忙种，谷雨的铲除，盛夏的暴晒，以及收割、肩扛、搬运、装卸、晾晒、打场、装袋、加工、发酵、制作等无数道工序，而每一道工序都要有人付出无比的艰辛与劳作。
每个人的出生地都会有一条河流过，一条河养育了万千子孙的福分。老哈河使我对世界有了较早地认知，老哈河给予的恩泽至少分为两个层面，一份是精神上的，它使我在人生的路上清醒的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苦难与快乐，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的快乐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永远都是苦难，苦难过后必将是辉煌或是幸福。老河河给予的第二份恩泽就是体力上的，每一份幸福或者成功，必将要付出无比的艰辛与劳作，没有付出或者是没有劳动的幸福没有任何意义。如今，曾经咆哮愤怒的老哈河，已经被万亩良田所取代，河流也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象征性的大溜，河套地下的水位也在逐年下降，八家村的未来也将成为一个全新的话题。然而，我却始终敬畏老哈河曾经的朝气和欲望。
二、北山头的回望
“如果所有粮食在风中跑光，所有的村人，会不会在风停之后远走他乡，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村庄。”作家刘亮程有着对老北风的精彩描写：“刮了一夜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喊醒。风在草棚和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风硬不过北山头，八家村记忆中的老北风根本没有女人味，当地老百姓形容夜黑风高的吼叫就像猍歹油子的声音（狼的幼子断奶嚎叫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地哭喊。凛冽的寒风有时吹落屋檐，有时能把人刮歪。风夹杂着类似石头子的砂石，打在人的脸上就像父亲发怒的耳光，你不得不转过你倔强的脸庞。寒风见了小孩，它会突然伸出它的右手，把你的破棉袄的扣子打开，露出你的肚皮，让你的尴尬展露无余，又你哭笑不得。如果你在寒风中刚好有小便的想法，请尽量不要打开你的裤带，你最好找一个背风的山坡下解决，否则，你的小便要被风刮满全身，你的裤裆也会迅速结冰，甚至后果还要自负。
八家村很大，自八家建村庄之日始，就非常注重整体规划，一条有着五六米宽的赶牛道为中轴，把整个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而以供销社门前的“丁字街”又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营子，即南营子和北营子。“丁字街”和赶牛道交界的对面曾经是八家中心校。赶牛道以西，中心校以南的地块，又以老成家的人居多，大部分是由三份地搬迁上来的。父亲从五大爷家搬出来，在八家村的西北角盖上了新房（父亲过世的时候卖给了于家，后来于家又转手卖给了我的一个侄儿陆继东）。我们家距离北边的老哈河和西边的二份地最近。我们家的前面是平永贤家，按老乡亲我要叫三大爷的；我们家的东面是宋国家，宋国是八家村的老书记，按老乡亲我要叫四哥；我们家的东南角是宋志明，宋志明原是八家村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已于多年前去世了。
父亲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像一个“宝岛”，两边是大沟。每次出门，都要经过沟嘴老平家。往西还好说，直接下沟，去邻村的二份地，也就是姥姥家的地方，我家最近，最方便。而要想走出“宝岛”向东，向南，必过东大沟（也叫三央子大沟，原来有一个外号叫三央子的孤寡老人在此居住）的沟嘴。这也是我小时候到我的五大爷家去玩或借咸盐等，必须经过的地方。无论天气有多么冷，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跑出家门，到五大爷家玩一会。对于沟嘴的风，我的记忆是深刻的。有时候还会做成风车（老家人叫“风吃喽”）。
八家村的北山头，主要指第三生产队的队部，后来变成了老场院。冬天的时候，大大的场院被老北风刮得干干净净，几乎没人光顾。夏天的时候，站在北山头欣赏哈河两岸的风格才是最美的，甚至可以远望翁牛特老虎山等著名景点。北山头的东面是赶牛道的纵深，是八家村通向老哈河的重要交通要道。北山头过了赶牛道，有几十户居民，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八家村三队村民。而最靠近赶牛道，又最靠近老哈河的有一户王姓人家，户主叫王海云，按老乡亲，我应该叫老大爷。王海云老大爷家东面是王海峰大大爷家，王海峰大大爷家往东是两户老徐家（徐文志、徐文春）……而王海云老大爷家的南面是杨有，杨二娘家。杨二娘家的前面是我一个叔伯哥陆相林家。相林大哥已于前些年去世了，他们的院子原来是石昌荣我老大爷，也就是我哥老丈人家的树园子。
说起北山头的老王家，还得先从我的太爷说起。我太爷的名字我忘记了，啥时候回八家上坟得好好查一下。从我们家的坟地看，我的太爷是位于最上端，也算是我们家族的祖坟。据说我太爷是当年闯关东过来的，家业殷实。据不完全统计，我太爷可能有五个儿子，四个姑娘；五个儿子分别是大爷、二爷（我爷爷）、三爷、四爷、五爷，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老姑奶奶。北山头王海云的母亲是我的四个姑奶奶之一，而村子中冯泮林和冯泮和的母亲是我的老姑奶奶，还有一个姑奶奶是新惠县城一个叫赵喜的母亲，好像还有一个姑奶奶嫁到了古鲁板蒿老徐家（具体不详）。因为王家的姑奶奶，还有冯家的姑奶奶都在本村。每到逢年过节不免走动的勤一点。我还听说赵喜的父亲是口里人，家境殷实，赵土改时因为救急过穷人，又加上识文断字，赵喜表大爷很快当上了区长。王家是富农，王海云也识字，冯家也是地主。我还听说我爷爷（排行老二）和我老爷爷（排行老五）从小就当家，可惜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因此，我爷爷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中没有幸免于死，我的奶奶（爷爷的二房）也相继去世。父亲的哥哥，我的七大爷也英年早逝，父亲也就早早地成为孤儿。
一个人如果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乡村，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人以饱满的形象。只要怀念，我总觉得八家人的眼睛在我的头顶上望着自己：“你写的东西真实吗，还是在吹牛？”
站在北山头进行回望，我想起了老家村民在寒冷的冬天到往返10多里的大溜冰窟水的情景。一群朴实的村民在一条蜿蜒起伏的羊场小道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远远地像一个黑点，慢慢地，慢慢地，由远而近，有点像茶马古道的苍凉与悲壮。而走到北山头赶牛道的陡峭的大坡上更是万分小心，一旦滑倒，便成了竹篮打水一样的灾难。有的老人扁担上的垫肩已经磨烂，有的家人缺少人手，两个小孩抬水。那时候，父亲经常到外面给人打工，我和哥哥不知有多少次抬着一个水桶，蹒跚地走到那个充满艰辛的小路上。大溜的冰眼一般都是羊倌用镩凿成，圆圆比水筲的直径略宽一些，也不能太大，基本是人畜两用。不管在河套还是在山上，临近傍晚，羊倌都要把羊群赶到大溜饮水，有时候还能看到冰地下的水冒着热气，遇到极冷的天气，井眼也会有一层薄冰，用水筲的底使劲砸一下，水自然就会冒上来。人挑水的日子持续好长时间，后来有人家能够买起驴子，搞起了水车、水桶，用驴拉水，记得好像是桶水能够装六挑子水。八家村第一批用驴拉水的可能是我的小学同学石磊……
夏天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吃水条件虽然好一点，直接到老河里取。水如果太浑浊，就挑回家沉淀沉淀，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是夏天遇到干旱的年时，也有吃水困难的时候。记得我们家下坎有一个石头井，井水清澈甘甜，但取水的人们多了，也时常干涸。人们都是带着水筲、水舀子、绳子，按照先来后到的时间排队取水。人们先是把人用绳子续到井里，井底有泉眼，用水舀子一舀一舀地舀，打满了一桶水，上面的人再用绳子拽上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历史铭刻太多的过往，岁月留下太多的沧桑，重重的碾子，光滑的碾盘，记录下八家村民无数辛勤的劳作与汗水，也记录了八家村民邻里之间的奇闻轶事。
三队杨二娘家门口有个“碾道”，其实是碾子房，村里人都叫“碾道”。碾道的东面是朱明家。人食人间烟火，光知道种庄稼还不行，还得把苞米、黄米、谷子、高粱、荞麦等五谷杂粮用碾子碾成米，或是碾成面才能制作食品。不管你多忙，多累都得占碾子，压碾子。有的时候因为没有拿东西，也可以找一块石头，或是土块放到碾台上，示意别人，已经有人来过了，后来的可以继续用石头或者土块，放在先前的后面，用来排队。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村民们就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劳作。过去人们基本都是白天上山种地，晚上压碾子。富裕一点的人家或者人口多的人家有用驴来拉碾子的。而大多数人家都以抱碾杆（抱碾滚）为主。我们家是养不起驴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抱碾杆。父亲在外面干活，抱碾杆的往往都是我和母亲的居多。碾子框有两个碾棍，前面一个人推，后面一个人拥。母亲在前面有时候会停下来，翻一翻碾台上的苞米或是用箩筛面，我就非常吃力，一个人推着碾子转……
这个碾道其实是归三队所有，三队的社员还有安文秀（我叫老爷爷）、安财、安发、安富，以及老朱家、老冯家等。因为碾道距离杨二娘家比较近，杨二娘家也成了一个小小的集中地或是唠家常的场所。人们一边唠嗑，一边等着自己家的排序。碾道里黑乎乎的，晚上压碾子还要点上煤油灯。杨二娘家也不厌其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谁家有个缺襟短袖，也是尽其所能。
对于一个地区的钟情，往往缘于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源自这个地区的乡俗风物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底蕴和地域风情。腊月是碾道最繁忙的时候，李家二斗米，张家一斗面是常有的事。离年傍近，碾道里比平日里热闹许多，如果天气没有风，鸡也会来碾道捡几粒米“咕咕咕咕”地凑热闹。谁家人天天围着碾道转，说明这家人口多，人丁兴旺也是传统的富贵标志。记忆中的年关，父母的架吵得也是最欢，年年吵，年年吵，吵架的原因就是蒸不好年糕。过年淘黄米、碾黄米是八家村的习俗，我们家也不例外，也不能因为例外，就不过年。只有蒸年糕、撒豆包，那才叫过年。又是一年的年关，杨二娘家门口又站满了人。碾道里面在碾面，碾道外面也聊起了家长里短，聊着聊着，父母就和杨二娘一起聊起蒸年糕的事了。蒸年糕是要有方法的，我们家那些年都是把黄米面碾回来，母亲在地下烧火，父亲在锅上撒面，蒸一层，撒一层，敞着锅蒸，结果底下的没熟，上面的又生了，既费火，又费料。那个年代的黄米，可谓价值连城。
父亲“急中生智”，把锅里半生不熟的黄米面用铲子铲到盆里，说包豆包。母亲说，包豆包怎么能用那么多面吗，豇豆上哪里去弄？父亲说：你不用管。本身就抱一宿碾杆碾的黄米，结果一顿年糕没吃成，还干起架来了。父母平时的伙计很服人，干仗的缘由又不好意思让外人知道。父母的忍气吞声，导致我们哥几个一看到父母蒸年糕都是胆战心惊，大气都不敢出。也就是那一年，不知怎么的，父母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杨二娘。“哎呀，蒸年糕哪有那么难？你就先在锅里放满水，不要超过在屏底（帘子），放一些苞米叶子，然后把黄米面洒在苞米叶子上，大约十多公分厚，盖上锅盖，等锅盖上面的蒸汽圆了，再烧15分钟。你就等着开锅吃你的好年糕吧。”父亲笑了，母亲也笑了。父亲还笑着和杨二娘说：“你这是懒糕，我回去试试。”从那一年开始，父母才学会了蒸年糕……
时序刚刚还在冬季的路上徘徊，所有的忙碌还在埋头于奔波的时候，旧历年的年关也就到了。“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倒有，三十晚上扭一扭。”记忆中的年关是从腊八开始的，腊八吃腊八粥也是当地的民俗。过了腊八之后，村子里偶尔能听到鞭炮的声音。一般都是用苞米换，几十斤苞米换一挂鞭，二百、五百响，价格不等。小贩子为了做生意，偶尔放几个听个响。紧接着，陆续有人家开始杀年猪。杀年猪是为过年做准备，所以大部分肉是按血脖、里脊、硬肋、后鞧等部分切割成块。杀年猪的时候要灌血肠，炖杀猪菜，会年茶，请人吃饭。紧接着还要做豆腐，买年货等等。
八家村真正的过年是从除夕开始的。除夕的早上，母亲都是把前天晚上炖好的小鸡加上豆角丝，冻豆腐，粉条，还有好多猪瘦肉一起炖。主食是大米饭，一般都是老河北相春姐送的。那时候的大米饭有香味，比现在的大米饭好吃得多。父亲早早地把二两半的白瓷壶倒满酒，然后用火盆煨上，做好饭的母亲还少有的喝上两盅白酒。除夕的中午是馒头，菜是拆骨肉，全是肉，原则是不允许吃菜的，母亲一边吃，还让我们吃，一年的温饱尽在其中。中午吃完饭，母亲因为喝点酒，可以躺在炕头上睡一觉。父亲开始打扫院子，还准备好放鞭炮的杆子，拜年用的拦门棍等等。
我们陆家有我们陆家的规矩，年午后晌的饺子（年夜饭）一定要吃素。晚上八点左右，父亲要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拿上叠好的烧纸，到我五大爷家去请年。母亲在家里负责包饺子。那时候我们的家族还算兴旺，五大爷、八大爷、九大爷，我父亲（排行老十）都健在，还有我们家族男性的晚辈二十多人，等着星星出全，由年龄大一点的晚辈提着灯笼，来到十字路口。对着我们家族坟地的方向，磕头烧纸。口中念念有词：“过年了，都回来过年吧”等烧纸燃尽，收一些纸灰包好，来到五大爷家的家堂祖宗牌位，放好磕头。后面进院的还要把提前准备好的拦门棍横在门口的地上，以防外鬼。我的一个大嫂早已把煮好的饺子端到老祖宗的牌位上，接着点烟，倒酒……家族里年长的人都要坐到炕里，对一些在外面求学，或是打工的晚辈问这问那，以示关心。礼拜过后，各自回到自家，又开始忙碌，直到零点发纸，燃放鞭炮，新的一年才正式开始。
如今，五大爷、五娘，八大爷、八娘，九大爷、九娘，父亲（排行老十）、母亲都已作古，我对八家的记忆已变得遥远。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潇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故土，离开了温暖的家园。然而，三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那时的我又怎能理解离愁，又怎能读懂离愁啊？站在北山头回望，我怀念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温馨时光，我怀念和我一起去老河捞鱼的玩伴，我怀念八家村的父老乡亲……
三、白橛子大粪场
历史对农民的劳作如何评价，好像已经黯然，然而，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却让后来凭吊历史的人们，常常怀有一份感动，再现一阵隐隐的酸苦。当面临的社会不再选择农民的过去，回忆过去农民对土地的劳作会有另一番心情。白橛子和大粪场是我们四队（生产队）的土地标志名称，我对这两块地的记忆有着深厚的感情。八家村四队，基本边界是从二南院宋二娘还有我五大爷家的老院子往南，包括我们老院子，直至福龙商店（原来安凤阳老师家）门前的石板桥以北，其老户名有包括宋志芳、宋志勇、宋佩、宋伟、宋国、宋泰、宋建忱、宋建勋、宋建全、宋建谊、宋建坡、宋志彦、崔云、宋华、平广、平永贤（我叫三大爷）、平海、宋东、宋良、宋万、宋志、安士义、李国才、李跃、李会、成万方、成水兵，还有我们陆家的几户，几乎是以宋氏家族为主。
白橛子，也叫白堆子，是一个有着五六米高的白色梯形柱体，据说是用来航空备战用的，这样的白橛子在老哈河沿岸有好多。我们白橛子那里有大约一亩多地。由于起初干旱、又加上地不多，大家不太重视，后来能浇水，高粱、谷子、苞米都可以耕种，长势也很好。白橛子附近有几处孤坟，阴森可怕。出于好奇，我们一些小孩趁着母亲薅地的空，一起跑过去玩。白橛子可能是石头的，也可能是水泥的，具体材质到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有人好像尝试要爬上去，在白橛子的表面扒了两个洞。有一次可能是和平海在一起放驴，我们一起到那里玩过一次，后来平海说，这里可能有蛇，我们后来就很少到那里去玩。直到后来上初中，读了鲁迅的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刚开始学这篇文章的时候，以为“雷锋”不是一名战士吗，怎么又出来一个“雷峰塔”呢？后来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母亲说：“白蛇对人很友好，千万不要伤害它。”平海说：“白橛子里面有蛇”，这个梗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记。不管怎么说，一提到鲁迅笔下的“雷峰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家的白橛子。
白橛子正对的老河北是翁牛特旗的三道沟。有一年三道沟唱戏，我记得有我，有哥哥、有平瑞、有冯广、杨文生等。从八家到三道沟直线距离至少有20里，当天打来回。记忆中，三道沟戏班子小有名气。每逢正月过了初五，三道沟那面都要唱戏。好像是冯广、杨文生他们三道沟有亲戚吧，反正他们知道路，我比他们小很多，只是随从。戏台地下早已站好了十里八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女人们都是把自己装扮的花花绿绿，妆容得体。卖香瓜籽的，卖粘米糖的、卖烧饼的，卖糖葫芦的应有尽有，戏台周围的叫卖声，戏台上咚锵咚锵的锣鼓声，融为一体，好不热闹。
“咚咚咚——锵锵锵——”看戏人瞬间静下来，个个昂首目光焦聚戏台上。主角英姿舞漫的小碎步出场，武生身手矫健，干净利索，大将风度亮相，演出的戏剧名称有《穆桂英挂帅》和《铡美案》。无论是哪场戏，看者都会随着戏中人物故事情节，或感动或憎悢，有的因为悲喜交加而流下泪水，有的因为逗笑而前仰后翻，有的因为忠臣被奸臣陷害，观众会大声骂出声来。舞台上的角色都是穿着高高的白底靴子，显得十分高大。戏剧角色的绫罗绸缎服装、头饰、粉彩、伴奏乐器都让人流连忘返。那些双眼一瞪的胡须和脸谱，那些绫罗绸缎的龙袍马卦，那些英俊儒雅的白面书生，那些手舞宝剑、行侠仗义的武生斗士还有高亢激昂、气势磅礴的黑脸包公，高端儒雅，豪华富贵的皇家气场，精灵活泼，巧舌如簧的丫环，穷至极限，贫困交加的粗衫布衣……戏里戏外的那些人事从小就融入到了我心灵深处。
村庄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记忆里的好多东西，不但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模糊，反而越品越有味道，就像那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就像那乡情，离得越远，思念越真。大粪场，应该是人民公社的产物。公社每年都要求各村搞积肥大会战，不但有工作队干部亲自督战，公社领导还要来检查。大粪场是我们八家村四队的土地。去大粪场要过南营子，南营子从西往东是刘云功家、宋瑶家、陆振铎我八大爷家、安世杰家、安世友家、石江家、陆振堂我九大爷家、李秀峰家，还有老康家、老李家，这条街的尽头右拐，然后过一个小渠就到大粪场了。
我还记得好多关于农家肥料的谚语：“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施粪，跟着瞎胡混。”“庄稼若要好，粪土要上饱。”“种田不要问，除了功夫就是粪。”“粪是庄稼宝，缺它长不好。”“疙瘩粪，三年劲。”可见，种地上粪是多么重要。当年，村里的春耕备耕，就是从捣粪开始的。正月十五一过，年味还没有散去，家家就开始忙着起猪圈粪了。初春时，猪圈里的粪还没有化开，要用冻镐刨开后，一锹一锹扔出来。这些粪起出来以后，方方正正堆在各家门前，由生产队的会计打过方，在街道上晒些日子，就开始捣粪了。捣粪的同时，已有车老板赶起了大车，把捣细的粪土一车车送到地里。车老板子心里就像有一把尺子，挥动鞭子吆喝着牛马，卸下的一个个粪堆，不但在一条直线上，还会大小差不多，距离差不多。远远望去，一行行排列的粪堆，虽然不是那么美丽，却像一道新的风景，因为它拉开的是春播的序幕。
记得我们还是在和五大爷家住对面屋的时候，宋国书记的老父亲，我叫二大爷，是一把积肥的好手。他们家大门口有一个粪坑，每年一开春，二大爷就会起粪、捣粪，把粪堆堆成一个标准的梯形。在那个换工分的年代，谁家有一个大粪堆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甚至从粪堆门口路过，还能闻到一阵阵的“粪香”。
农家肥有粗肥和细肥之分，猪圈粪和生产队的牛粪马粪是粗肥，厕所里的人粪则是细肥。村里人对厕所有两个称呼，有叫茅楼儿的，有叫大粪窖的。叫茅楼儿，大概是因为过来条件好的人家，厕所是用砖垒的，上面还有“十字”花墙；而且四四方方立在猪圈前或院子的一角，就像电影里的炮楼。普通人家的厕所大多很简陋，有不少是用高粱秫秸围起来的，里面一个粪坑，上面架两块木板，像一个简单的萝卜窖。只不过里面窖的是大粪，这或许是人们叫大粪窖的原因。为了积累细肥，村里几个生产队都建有大粪场，派两个社员挑着大粪桶，戴着口罩，去各家茅房里掏大粪。还要像买东西一样，带上一杆大秤。那大秤是用来称大粪重量的，计算出多少工分后，抬到大粪场存起来。记得当年好像还有化粪池，用石头砌的，有十多个。生产队把收好的大粪倒进化粪池里，填满土，进行进行发酵。细肥可以用来追菜园子里的青菜，粗肥可以追各种五谷杂粮。
我小的时候，尤其是放寒假。我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都会背上粪积子（也叫粪筐子）到老河套拾牛粪马粪。牛和马的消化系统不同，一个倒嚼，一个不倒嚼，拉的粪形状也不一样。牛粪形状像花卷，冬天里还冒着热气。那“花卷”的颜色，因草料不同会有变化。如果牛吃的是苞米秸子，拉出的粪是黄色的，“花卷”像是用苞米面做的。如果吃的土豆秧子，那“花卷”的颜色是黑色的，像是白薯面做的。马和驴粪是一个个圆蛋蛋，外面很光滑，里面裹着没完全消化好的饲草，因此有句话说：“驴粪球外面光。”
庄稼人过的是精打细算日子，地里能生长的东西，是不会花钱去买的。家有抽烟的男人，麦熟后到了栽烟的时候，要买来烟秧子，栽上几十棵。烟对肥料很挑剔，大粪的肥力足，却不能追烟。因为苗了大粪的烟秧，虽然长得旺，烟叶却薄，没有油性，出的烟也没味道，庄稼院的说法叫不上烟。苗烟最好的肥料，是豆饼和香油渣子。苗这两种肥料，长出的烟，烟叶厚实，烟味道也香喷喷的。村里人舍不得苗这样的肥料，多用炕坯和炕烟子来代替。生产队里劳动的间隙，男人们要坐在一块儿抽颗烟，歇歇，用供销社买来的大白纸，撕成条，卷一个喇叭口，然后拧个劲，互相品尝旱烟叶。有的烟不碍起火，人们会说，这烟要火；如果烟香又冒烟，人们也会夸奖：“嗯——这烟吗，这才是正宗的满口烟。”
农村肥料的来源还有好多。养牛马的，要垫圈，垫圈一般都选择下雨阴天。圈里的牲畜会拉粪撒尿，为了保持牛棚的清洁卫生和收集这些粪尿，父亲每天都要把扫院子的尘土垫到马圈里。那时候，家家生火做饭烧的是柴草，烧出的草木灰，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里面含钾，高粱苞米拔节时，最需要这种肥料。人们生火做饭前，会把灶坑里的灰积攒起来。还有一种上好的肥料是炕坯和炕烟子。那时候村里人睡的火炕是用土坯搭的，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炕坯变成了黑色，有的地方还挂了一层亮亮的煤焦油，尤其是烟道下的烟道坯。因此人们每年都要搭一次新炕。这些炕洞坯有一部分捣碎，掺一些黄粘土用来抹房，剩下的堆在院子里，浇上水闷些日子，捣碎用来做肥料。
还有羊粪，更是农作物最好的肥料。我在老家的时候，我在赶牛道边上，靠近东沟嘴和药浴池中间的那个地方挖了一个粪坑。那时候，人们撒羊的时候都是把羊聚集到这里等待着羊倌赶走。各家的羊晚上吃草，赶出来一溜达，在这里停顿，也会有一些羊粪。我用扫帚打扫，时间一长也有好几方。第二年开春，我把这些羊粪起好捣碎，运到大粪场子的那片高粱地里。
土地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需要将营和保养的，农家肥是天然有机肥，而那些化学肥料，虽然使用起来省工省力，见效也快。如果使用不当，自然会导致土地酸碱失衡，损了地力的，这对一片土地，对农业生产都不是好事。积肥，捣粪，送粪，追肥一直是八家人的好传统。
那一年是1995年，我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我彷徨的人生无法选择。那一年，我正好在大粪场的边上分得几亩薄地。由于靠近树林边，我又向外扩出二亩，由于村里拉土有一个大坑。我整整用了一个春天，把树林边的土包，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倒到那个土坑里，大约要倒三四个短，才能把那块土地弄平整。我当时的举动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我每天都是早早地扛着铁锨走向那块土地，我穿的服装当时也很另类，一身破绒衣漏了洞，很休闲随意。我表面是劳动，其实我是在思考。我的身心几乎深陷于那块土地了。只有路边几个送粪的媳妇和我打招呼，我才偶尔抬抬头，和她们开几句玩笑。在大粪场那块地头，我还碰见了我们村里的高中生李宇华，那时候他还在莲花山水泥厂上班，也是在寻梦吧。我们停下来，对人生、对未来进行了一些深入地交流与思索。
一个人无论你的梦想有多高，心胸有多大，都不能脱离你脚下那块真实的土地，而要从你脚下那片土地获得无穷的智慧与能量，就要不断地给它施肥培土，否则，那片土地就会失去生命，失去养分。正是大粪场的那块土地，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和勇气。那年秋天，我在大粪场种的那几亩高粱有了收获。收割后，我把它卖给了刘少华。然后我用这笔费用去了盘锦和父亲一起割了五十天的芦苇。割芦苇回来，在锦州火车站候车室的书报亭里，买了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本《共产党宣言》。1996年正月，我揣着路遥的这本《平凡的世界》，靠着逃票的方式，来到了北方的大雁矿务局。从此，我实现了从一个农民到工人身份根本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