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年工业化道路（下）

1949年，晴空一声霹雳响，东方升起了红太阳，中国人民翻身把歌唱，中国工业化也正式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并在半个多世纪后实现了人类经济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国家彻底掌控了经济。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不得不说，毛主席“打扫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真是无比英明，因为无论是军阀混战时期，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他们都是靠着出卖国家利益大举向列强“借债”以换取支持。

其中，光是明面上的数据就达到744447593.98元(折合国币），从1927年至1933年，对有确实担保的外债，共清偿本息达二亿四千九百余万银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认并整理成册的“外债”共计十亿五千六百万银元。

抗战期间，美国分别在1939年、1940年、1941年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45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年利率都是4%，期限是五年和七年不等。这些当然都有附加条件，如“借钱”合同中明确规定，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钨、锑、锡等矿产资源。据统计，在1939年时中国出口的矿产资源只有0.4%是运往美国，到了1940年，这个数据就飙升到了66%。

除了借钱外，美国还援助了中国非常多的战争物资，据统计，这些物资的总价值超过了15亿美元，在《中国租借协定》中，老美这样规定：“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并加强美国之国防，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物品、兵力、情报供给之。”

说白了，这些东西是需要中国回馈的，比如为美国援华军人提供服务。

“飞虎队”创建人克莱尔·李·陈纳德

不可否认，“飞虎队”等援华美军，的确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给中国不小的负担。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曾说：“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军驻华的每月耗费，从10亿元法币迅速增长到了200亿元；以1945年为例，该年中国政府用于美军的开支，占了当年货币发行量的53%以上，其对中国本就不堪重负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国民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为战后美国往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提供了法律依据，相较于美国的trust垄断组织（可自行百度相关垄断组织含义）玩的规模经济，日本就跟国家家差不多，以至于美国商品运到中国，卖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只有中国厂家成本的二分之一，中国民族企业完全失去了一搏之力。

托拉斯垄断组织

老蒋背后的四大家族一面向列强借钱，一面以国家利益来还，到1949年为止，国民政府借债额共计约3068000000银元，这些债务加上需要偿还的利息，假如新中国还背着这些“债务”，中国人民再过几辈子都别想翻身……

可老美打错了算盘，毛主席不是老蒋，不会因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一纸借条，就让新生的共和国平白无故背上十辈子都还不完的外债，因此，封建势力和反动派承认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不认，"司徒雷登”们也必须get out。

“别了，司徒雷登”

而总有一些非傻即坏的家伙，非说毛主席当年是一时的意气，白白断送了中美建交的契机，当年司徒雷登想留下的真实原因是，“……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新中国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近代百余年来，真正意义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湖南人的霸蛮，也硬生生为中国能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杀出了一条血路。

要推行工业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技术转移，而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计划经济无疑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抗美援朝一战打响了新中国威名，也彻底安了苏联帮扶我们的决心，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历史上是唯一一次全面工业化一个传统农业国。、

156”项中（实际开工的150项），能源工业数目 为52项、冶金工业为20项、机械工业为24项， 军事工业为 44 项，基本涵盖了一个国家全部的重工业门类，但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仅为 3 项。

纺织厂女工

第二个是管理体系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多是照猫画虎，类似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这样的精髓却没有学到，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民族企业引进了西洋机器生产，却沿用落后的管理体系来管理工人。本来技术和设备是相同的，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西方国家的五分之一，可偏偏人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比你低，质量还比你好。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还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革。

旧时代农民

第三个问题，小农经济下体力劳动者的反工业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农业机械化，机器生产机器，然后更多的机器投入生产，这就会挤压人力在生产中所占的空间，使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反工业化的问题过去在日本和西方很激烈，而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加上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传统，每一个工厂的开门，都意味着会发生一次小的农民暴动，而清末到民国几十年的工业发展，再加上计划经济将这些手工业者转化为国企职工，机器和就业的矛盾得到极大缓解。

第四个问题在于国家对工业化的认同。在西方，资本推翻了政府，掌握了话语权，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得以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封建体系下的资本是无意识化存在的。清政府为什么“纵容”反对工业化？对冲击工厂的行为选择性无视？根本原因就是工业化和它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充其量也就是用来对付洋人和镇压起义的“奇技淫巧”。

而公私合营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家主导，我们是国家主导，且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当然要大力发展工业。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会，加上公私合营的推进，中国开展计划经济已具备成熟条件。

公私合营商店开张

1949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比35%，私营企业为63%， 公私合营企业仅为2%，到了1955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8%，公私合营企业为16%，私营企业为16%，由于被西方封锁，彼时的中国只能着手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

保留部分私营企业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的，而新中国领导人的眼光放地更远，就是由政府控制原材料的生产，控制政府采购，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这样一来就等同于把控了经济命脉，也为日后大量引入外资做好了防范措施。

斯大林

斯大林对计划经济有很多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认为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之机械工业（机器制造机器），机械工业之军事工业是一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斯大林曾说：“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果国内不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既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阶段，就不看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

彼得大帝在接触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一想跳出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

毛主席也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中国近代挨打百年的历史教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国家安全将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国防工业又必须依托包括机械、钢铁、能源在内的全面重工业体系的支撑。

其次，薄弱的重工业无疑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重工业发展的落后，我国农业、轻工业想要提高也举步维艰，毕竟人力和机器的生产效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当时如果要给全国人民每人多做一套衣服，则需要多生产约9000万匹布，生产这些布就要建设有10万锭子的大纺织厂27个，而这27个纺织厂所需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要由9个年产30万纱锭的纺织机械制造厂来生产。

新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汽车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通过工业布局，开始对内地丰富的资源、能源进行开发，苏联援建的“156”项目中，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被广泛安排在东北、中、西部地区；迫于西方封锁以及中苏交恶的国际形势，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政府开始推动东北、上海等东部沿海延边、工业基础较好地区大批工厂迁往内地，改善了大国工业布局，巩固了国家安全。特别是“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高端技术发展和国防工业的建立，使得中国打破了外部的“核威胁”。

三线建设

通常我们理解的三线指的是“大三线，即陕甘、川渝、云贵等中西部地区，“小三线”则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内陆部分，如江苏省、浙江省的内陆就是它的三线地区。整个三线建设，共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亿的资金，工业化投资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配套工人1129.5万，建成了8046公里的铁路，22万公里的公路，规划了几千个战备项目。

但“三线建设”存在的局限性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大部分企业产能不足，市场销售又受限，加上当时的基础设施远不如现在，各原材料分布地散乱，运输起来也困难，因此经济效益极差，三线建设一结束，这些工厂都面临倒闭的后果。

开山凿洞搞建设

“三线建设”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例如攀枝花、十堰、六盘水等西部城市，本就处在大山深处，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根据优先生产的原则，事先没有打算设计配套设施，如托儿所、小学、中学等，导致这里的干部职工，活得惨不忍睹，“献完青春献子孙"就是真实写照，涉及人数约几千万，造成了无数家庭子孙成长的巨大悲剧。

“三线建设”还有诸多问题，就不在此展开，由于违反经济和工业发展基本规律的大跃进和三线建设长期占用资源，新中国发展工业的动力开始不足，此时，外部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围堵我们，内部我们公私合营启动工业化的资本金也逐渐耗尽。

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票

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历史局限也逐渐显现。

在保证有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复杂程度不断加深，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效率问题也开始愈发明显。

广义上来看，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几乎替代了市场，成了工业发展唯一的主体。一味追求重工业快速发展以及其宏观判断的失误，带来了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大跃进”、文革时期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不用平衡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对称，而中央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采取了经济放权，反倒加剧了经济局面的混乱。

而往细了来看，为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改造并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不仅导致了“投资饥渴症”，加剧了我国经济紧张，其生产效率也有待提高，再加上一些不可名状的原因，最终导致工业发展的活力下降。

总的来看，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通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工业产值获得了较快增长。195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仅为20.9%，到1978年增长为48.2%，其中，重工业较为突出，1952年轻重工业比重为64.4：35.6，1978年为42.7：57.3。

1942年，中国的钢铁产量7万吨1957年，1957年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吨，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的上海通用机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范围是小型机械，1953年，该企业更名为上海汽轮机厂，开始生能生产6000千瓦的汽轮机。相较于1952年，1957年中国铁路建设增加29862公里，公路里程增加130000公里，民航飞机增加73架。

但彼时我国工业化任务依旧艰巨，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196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是印度、巴西的332.6%、549.7%，到1978年下降为199.4%、100%。且重工业提升就业率较为有限，1978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17.3%，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70.5%，中国等了一百年，想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夙愿仍未实现。

在国内国际上有很多极左派，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中国为什么可以在全国一片左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道理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要求生存、求发展，这就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

中国选择了重启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为了体现中国的主动性，我们开始向日本出口石油，那时还是贫油国的中国，石油是工业化极度匮乏的资源，但我们还是打出了石油这张牌。通过出口传统商品和石油，中国赚取外汇，得以缓解因为大跃进和三线建设导致的工业发展资金匮乏。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其前身是一个叫四三计划的方案，中国开始向西方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和技术专利。其中包括11套化肥设施，4套合成纤维设施，后来又增加了六套化肥设施，三套合成纤维设施，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也为我国的计划经济转型和发展市场经济打好了基础。

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