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言论选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纂并发行的一部书籍，汇集了毛泽东的许多著名言论和格言。在当时，这本书极为流行，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人们即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随身携带《毛泽东言论选集》。甚至在婚礼上，赠送这本“红色经典”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作出了一个决定，即终止《毛主席语录》的发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中的经典言论被汇编成书并公开发行，该书因普遍采用红色封面设计，而被广泛称作“红色宝典”。随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选集》经典言论汇编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乎人手一本，无论男女老少都能熟练引用其中的内容。人们吟唱的是语录歌曲，锻炼时做的是语录体操，娱乐时跳的是语录舞蹈；《毛泽东选集》经典言论汇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独特象征。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语录》受到了人们的极度推崇。短短几年，国内外就推出了超过500种不同版本的“红宝书”，这些版本使用了50多种文字印刷，总发行量突破50亿册。考虑到当时全球人口仅为30多亿，这意味着每人都能分到1.5册以上。因此，这本书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全球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同时也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书籍”。
事实上，《毛泽东选集》起初是作为军队内部学习材料而编纂的，属于非公开发行读物。那么，它是如何转变为一代人乃至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期间又遭遇了哪些重大的历史变迁？
《毛泽东言论选集》的出现，源于军队的需求。1961年4月，在军队的一次考察活动中，编号为101的领导明确指出：为了确保战士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都能获得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解放军报》应定期摘录并发表毛泽东的相关言论。
那时，党内普遍认同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及其著作，但在具体学习方法上，解放军内部存在分歧。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建议采取系统性的学习方式，而101号首长则倾向于精选语录的方法。他倾向于直接高效，期望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能借由报纸迅速传达至部队官兵。鉴于当时基层官兵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采用语录形式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根据101号领导的安排，《解放军报》指派编辑田晓明承担整理毛主席语录的任务。在报社每日的编前会议中，田晓明依据次日报纸的主要宣传内容，挑选并准备相应的毛主席语录以供使用。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人民军队报》创新性地在其版面一角首次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精选言论。自那以后，该报每日都会摘录一段来自毛主席书籍、演讲或文件中的话语进行刊登。这些语录因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而广受部队官兵的喜爱与推崇。
然而，这种方法依然欠缺便利性，部队中有多名成员致信报社，表达他们希望报社能编纂一本独立的小册子，以方便大家进行学习。鉴于此，田晓光向报社管理层提议，考虑为部队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汇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作为《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出席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他传达了报社计划编纂《毛主席语录》的构想。总政领导对此表示赞同，并要求在会议闭幕之前完成该手册的编纂工作。
面对紧迫的时间与繁重的任务，解放军报社全体员工不辞辛劳地连续工作，最终成功在新年的首日推出了首版《毛泽东语录》。到了1964年1月5日，一个名为《毛泽东语录200条》的征求意见稿面世，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审议，该书被正式定名为《毛泽东语录》，其前言由“总政治部”落款。
《毛泽东选集》中的经典言论集结出版后，迅速赢得了全军官兵的青睐。随后，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将这些言论传播至地方，不久，“宝书”热潮便席卷社会。然而，在一些心怀不轨者的推动下，这本原本旨在促进大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读物，逐渐演变为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象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多转为消极。
此外，《毛泽东选集》的广泛印制与发行，引发了一项资源问题：纸张与塑料等材料供应变得紧张。当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时，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缺乏用于印制试卷的纸张。最终，是邓小平作出指示，迅速调配原本用于印制《毛泽东选集》的纸张，从而化解了这一难题。
自《毛主席语录》被推崇至极点之时，其后续走向已偏离了人们的预想轨道。基于多重因素考量，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颁布通知，决定停止《毛主席语录》的发行。这一决定，标志着《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历程，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终结点。
当前，去除时代和政治的标签后，《毛主席语录》中蕴含的生活智慧与人生哲理，继续对众多世代的人们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它已超越了形式，成为切实可用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