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太上皇的产生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皇帝尊未曾即位的父亲为太上皇，代表人物为刘邦父亲刘太公；第二种相对常见，是皇帝生前退位，选择“内禅”，即把皇位传给本家族成员。两宋的太上皇，都由第二种途径产生。
内禅并不多见，毕竟权力会使人上瘾，皇帝一旦体会过九五至尊的感觉，便难以忍受被人冷落。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两宋之际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有徽宗、高宗、孝宗和光宗四位皇帝五次内禅（高宗在苗刘兵变中曾被迫禅位于太子赵旉，不久复位，故先后有两次）。连续的内禅显然不是偶然事件，奇怪的表象背后是复杂的时代背景。
一、内禅之始：常见的模式徽宗内禅与高宗的首次内禅，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模式，即以此作为动荡之下的逃避手段。例如，北齐末年，后主高纬内禅于高恒，以免成为亡国之君；幼主高恒见局势不妙，又决定内禅于高湝，只是尚未传位就已被俘。几百年后，面对金军南侵的宋徽宗赵佶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国在联宋灭辽后摸透了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转而大举侵宋。不久，金兵逼近开封，宋徽宗欲南下避乱，于是打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留守东京，替他抵挡金人。也就是说，徽宗最初并不想内禅，只是想逃避兵灾。
徽宗想做个逃跑皇帝，李纲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皇帝只有传位于太子，才能使太子有足够的权威，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才能保住江山社稷。李纲之所以能说服徽宗，乃是借用了历史教训：“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
这段话指的是马嵬坡兵变后，唐玄宗西逃入蜀、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故事。李纲指出皇帝若不主动传位给太子，将会面临两难：太子不即位，则威望不足以维持大局。太子如果自行即位，那么宋徽宗就会像唐玄宗一样陷入被动，届时可能晚景凄凉。
抗金名臣李纲
于是徽宗决定内禅，没多久就仓皇南逃，可惜宋徽宗的如意算盘没能打多久。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未果，危机解除，徽宗北归。可徽、钦二帝并未吸取教训，一年后金国再次南侵，徽、钦二帝即成了金人的俘虏。
二帝被掳，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一生内禅两次，其中第一次也是因为动乱。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诛杀了高宗身边的宠臣与宦官，史称“苗刘兵变”。
苗、刘二人深知已得罪高宗，为求自保，逼迫高宗传位给不到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宋哲宗废后）垂帘听政。不久，张浚联合吕颐浩、张俊、韩世忠等人勤王平叛，苗、刘二人迫于压力，又请赵构复位。
二、内禅养老：隐危之下求稳定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赵构再次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即宋孝宗。与宋朝前两次的内禅不同，这次完全出于高宗本人的意愿，皇位交接也极其平稳。
宋高宗此时仅五十余岁，身体状况尚好，完全可以执掌朝政。在内禅之后，高宗仍然享有极高威望，甚至时常左右孝宗的决策，直到二十五年后，才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从个人原因来看，高宗似乎并无内禅的必要。
只是南宋虽然立国多年，看似一片繁荣，却不时笼罩在金军的阴影之下。就在徽宗决定禅位的前一年，金国皇帝完颜亮统兵六十万，举全国之力南下攻宋，高宗欲和初登皇位时一样出海避敌，被臣下劝止才勉强亲征。
由于几十年间南宋国力有所上升，金国军队并未取得什么进展，在采石矶大败。与此同时，金国后方的东京留守完颜雍称帝，是为金世宗。不得人心的完颜亮后院起火，失去退路，在瓜洲最后一搏，强令士兵渡江，最终死于兵变。完颜雍派人求和，赵构赶忙下令放金军主力回撤。
此役金军无功而返，但至少说明此前的绍兴和议就是一纸空文，一旦金国强大或是野心膨胀，随时会挑起战争。这不得不使高宗心有余悸，他初即位时，就被穷追不舍的金人赶到海上。做了几十年皇帝，若再次弃国避敌，将实在令人不耻，他也不愿在晚年仍旧不得安宁。出于对险恶局势的忧惧，高宗决定再次内禅。
但之所以说此次内禅不同于以往，是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促成此事，完颜亮南侵只是个诱因。此次内禅除了便于高宗推卸责任，还有另外两个作用：既保证南宋政权得以平稳交接，也能使赵构安享晚年。
高宗需要提早考虑这些，而不是临终交出权力，因为他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由于早年避难时受到惊吓，高宗丧失生育能力，只有之前生育的独子赵旉，可惜在苗刘兵变后早夭，赵构遂继后。之后赵构收养宗室远支成员赵伯琮，于1162年立为太子，赐名赵昚，不久内禅。
孝宗赵昚不属于太宗一脉，而是太祖赵匡胤的后裔，可以说他与徽宗一系的血缘关系极其疏远，因此孝宗继承皇位不具有天然正当性，只是由于他被过继给高宗，存在收养关系。若高宗不内禅，一旦驾崩，很难保证之后会不会有夺位和内乱的可能。高宗生前内禅，可以排除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凭借权威保证皇位的顺利交接。
另外，高宗为保证自己的幸福晚年，晚禅位不如早禅位。孝宗毕竟不是亲生儿子，若再迁延时日，以赵构良好的身体条件，孝宗必然将等到垂垂老矣。自古以来太子难当，如果让赵昚久经煎熬再去登基，就很难保证他孝顺与否了。
总之，为了维护稳定，宋高宗决定趁自己威望尚在，精力尚可时退位，协助孝宗执掌乾坤。在卸下了帝王的重任后，赵构在二十五年的太上皇生涯中悠游岁月，直到八十一岁时去世，孝宗始终对他敬畏而善待。
三、孝宗与光宗：受限制的皇权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高宗去世，孝宗决定为养父守丧三年。对于帝王来说，如此恪守古礼并不多见，守丧没多久，孝宗就产生了退位的想法。他首先让太子参与朝政，自己逐步让权；最后宣布内禅于光宗，并一心服丧。
孝宗对高宗看似极端的孝顺，实际上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孝宗志在收复故土，即位后违背了高宗的议和政策；另一方面，孝宗作为宗室远支能够即位，对高宗心存感激，希望能为养父尽孝。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君王应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高宗长期以太上皇的身份对孝宗施加影响，加剧了孝宗内心的矛盾。
在矛盾的心态下，孝宗对自己的作为极不满意。作为皇帝，他即位不久就在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展开北伐，却于符离战败。由于高宗等主和派在朝中影响巨大，孝宗被迫签订隆兴和议，并放弃主战立场。作为养子，孝宗改弦更张是对高宗政策的否定，北伐失败，孝宗自认为于国无功，于父不孝。
这种负罪感不是导致孝宗内禅的全部原因，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长期在太上皇的阴影下执政，孝宗无所适从，不能实现抱负，并逐渐产生了怠政之心。在此情况下，孝宗看着已过不惑之年，已有白发的太子，便不忍心继续让他等待了。
孝宗之子赵惇，即宋光宗，颇有些权力欲。他向孝宗感叹自己胡须已白，试探父亲是否有内禅的意向。孝宗已不能弥补对父之孝，就痛快地答应赵惇，尽量做到对子之慈。
不同于高宗赵构，孝宗内禅后无意干涉朝政。但光宗即位后，与孝宗的关系冷淡至极，简直如同政敌。光宗很少去看望孝宗，即使群臣苦谏也无动于衷，孝宗病重，光宗也不愿侍疾，直至父亲临终也不愿前去相见。
光宗对父不孝，一般认为是心疾所致。后来光宗心疾越发严重，加之他对孝宗的不孝之举惹人非议，宗室重臣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等人，联合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迫使光宗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
心疾本是正常的疾病，但光宗的心疾产生于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他越想牢牢地抓住权力，反而越发陷入病态与疯狂之中，最终被迫内禅。光宗虽然退位，但他把自己未完成的政治理想过多地寄托在了光宗身上。孝宗“无改于父之道”，不愿违背高宗，只能寄希望于他儿子同样“无改于父之道”，以另一种方式造成光宗的心理压力
可惜光宗的能力不能满足乃父期望，只能极力避免直面太上皇，以逃避巨大的精神压力。偏在此时，立储造成了孝宗与光宗的分歧。光宗生有二子，长子赵梃早亡，只有次子赵扩尚在。孝宗认为赵扩懦弱，不堪大任，希望立光宗之侄赵抦为嗣。光宗当然不乐意皇位落入侄子手中，光宗皇后李氏更是维护亲生儿子，厌恶孝宗。
在李皇后的挑拨下，光宗终于抛弃孝道，不再朝见父亲，同时把孝宗和赵抦当作抢夺自己权力的假想敌。长久以往，光宗精神崩溃便不奇怪。而南宋自建立以来，君主专制程度被大幅削弱，外有强敌，内有强将，最终只有集中相权以加强朝廷的应对能力。
正因为此，南宋皇帝如果资质平平，极其容易被权相掌控。孝宗去世后光宗依旧冷漠的态度，使之失去人心，朝中大臣抓住机会，拥立赵扩登基。不久，赵汝愚被排挤出朝廷，韩侂胄成为继秦桧之后，南宋第二个著名权相。
四、两宋之际常有内禅的原因两宋之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动荡频仍。上文提到的五次内禅，两次直接因动乱引发，一次出于维稳需要，而孝宗与光宗内禅则是动乱时局削弱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皇帝凭自身意志左右时局较之此前异常艰难。
在不可控因素陡然增加的情况下，皇帝既要面临来自各方的军事威胁，还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应对更强大的臣僚。危局之下，皇帝也更焦虑，高宗因此如坐针毡，孝宗因此自惭形秽，因此不惜干预光宗立储，光宗也因此精神失常。
当一个王朝在重创后重建，必然会因乱局采取特殊的统治方法。东晋兴起门阀政治，肃宗后的唐朝宦官干政，南宋则是内禅与之后的权相政治。
宋宁宗在位期间，韩侂胄、史弥远等权相先后出现。权相削弱了君主专制，却也分担了皇权的压力，此后南宋再未出现内禅。不过两宋之际的皇帝内禅，客观上有助于稳定时局。
内禅习惯的影响或许还不限于南宋朝廷。1225年，南宋属国安南内部改朝换代，李朝灭亡，陈朝取而代之。此后一百余年，陈朝保持类似南宋前期的上皇政治，即不断保持有太上皇与皇帝共同执政，直至1400年亡于胡氏。安南陈氏立国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其更频繁的内禅或许是借鉴了南宋皇帝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