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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好！我中了！”这是范进在得知自己中举之后的癫狂之语，将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后，范进就疯了，直到被丈人胡屠户扇了一巴掌才清醒过来。这句话既是范进的欢呼，也是范进的哀叹，其中包含着无尽的辛酸。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不就是一个举人吗？又不是进士，至于直接疯了吗？但实际上，如果将范进中举之后的前程和科举的艰难结合起来，你就会明白，范进发疯太正常了。如果换成是你，你可能也会发疯。
范进之所以这么“疯”，与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就是他的前程，就是他的一切。古人想中举有多难？范进为什么在中举后会这么疯狂呢？科举究竟是怎样一个流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时光，在发展过程中内容有许多变化，本文篇幅所限，难以一一陈述。《范进中举》正是出自《儒林外史》，《儒林外史》虽然写于清朝，却是以明朝为背景。因此就以《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年代——明清时期的科举为例来进行阐述。
要考科举，自然首先得读书认字，这第一步就是“开蒙”，也就是儿童初步入学接受教育，一般上的是私塾，部分家庭会请老师到家里来讲课，部分地方有“族塾”，也就是全族儿童上学的地方。此时的教育基本都是针对男性的，能接受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尽管少数地区也有“女塾”，但教的基本都是三从四德和女红一类，社会默认只有男性才能接受系统性的教育，私塾里自然基本是男生。
开蒙的过程虽然简单，由先生带着识字，就算开蒙了。别看过程简单，但要实现很困难，能通过这一关的人就已经是少数，属于是幸运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将人口按照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和非文盲三种类型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文盲率竟然达到80%以上。换言之，即便到了1949年这个时候，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近代化和各种文化普及运动，社会上依然有八成以上的人是文盲，古代社会文盲率有多高，可想而知。这也是很多电视剧中一群人听着一个人念布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而是因为不识字啊！
至于为什么文盲率这么高，除了某些偏见因素，比如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使得女性难以接受教育之外，主要还是因为生产力因素的限制。古代社会虽然也有商业，但经济形式主要是小农经济，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靠着一亩三分地勉强维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吃饱饭，活下去就不容易了，哪有那么多精力读书识字？
在那个时代，家里多一个人去读书，就意味着少了一个劳动力，这对于小农家庭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况且读书识字也需要费用，对于连余粮都没多少的小农而言，又有几人能够承担学费和购买书籍的费用？换言之，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古代能够读书识字的基本都是比较富裕的人。
能够过开蒙这一关的人已经是少数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完成开蒙只代表你认识了些常用字而已，离参加科举考功名还远着呢，让我们继续。
开蒙之后就是“备考”了，这听起来有些突兀，怎么刚开蒙就要备考呢？但按照明清时期的“正统教育体系”来就是如此。与还有一定自由度的唐宋时期不同，此时的教育乃至科举已经高度功利化了。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应对科举，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就是为了能当官，自然一切教育都向科举看齐。当然这里说的是“正统教育体系”，这就是当时人们传统观念中的“正道”。
当然也有些人不走“正道”，喜欢学一些“杂学”——实际上就是除了备考之外的学问，但由于人们的高度功利性，一切与科举无关的学问都成了“杂学”。“杂学”往往被视为旁门左道，无法博取功名，也不受广大文人士子的关注，投身于此的人往往被视为异类，这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的滞后。
回到科举的问题上，那么，当时的“正道”是什么呢？说来简单，就是四书五经。与变化较多的唐宋科举不同，明清时期的科举已经高度“制度化”了，基本采用的是统一的模板，并且定好了“官方教科书”——四书五经，而且还得是朱熹批注版的。
哪四书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哪五经呢？《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当然，这些著作确实是经典，也有反复阅读的价值。古往今来也有许多人为四书五经做过批注，但朱元璋却定下规矩，科举考试中只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只采纳朱熹的说法。换言之，只有朱熹批注的标准版四书五经，才是此时的“正道”。
这当然也有好处，采用了统一的观点后便于批改，只要看考生的答案是否是四书五经上的，是否符合朱熹的说法就可以了，不至于众说纷纭。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定死科举的题材导致
大批文人一心扑在对四书五经的研究上，并且由于只能采用朱熹的批注版，思维也被极大局限了，愿意投身“杂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无法博取功名，学了又有什么用？
因此开蒙之后就是备考，就要开始学习朱熹批注版的四书五经，要为科举考试而准备了，甚至开蒙中使用的教材和语句往往也是来自于四书五经。不管你有什么爱好，什么想法，要想考取功名，就老老实实读四书五经去吧。无数文人皓首穷经，就只是为了“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指望靠着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来飞黄腾达。
备考之后就是考试了，毕竟全天下文人都读四书五经，总得决出个高下来，来决定谁能当官。这个环节就是科举考试本身了，科举考试其实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而是多场考试的合称，往往需要通过上一场才能考下一场。明清时期的科举类型十分繁杂，难以一一概述，这里就根据其层级，大致分为五类：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
所谓童试，大概相当于入学资格测验，考察的是一些基础知识，相对容易，算是科举之路上的一块“敲门砖”。童试在县里就可以举行，也可以在府里举行。通过童试的人就是“童生”，表明已经具备基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可以进行下一级别的考试——院试了。童生可不仅仅是儿童，童试也不只是给儿童准备的考试。事实上，由于之后的考试困难重重，很多读书人就停留在了童生这一层次，五六十岁的童生也比比皆是，故而有“老童生”的说法。
院试就是童生入学后接受的考试，只有成为童生才能进行院试，院试只能在府、州一级进行，并且内部还分为“岁试”和“科试”两个层级。“岁试”相当于生员资格测试，通过这一级别考试的童生就可以被称为“生员”了，俗称“秀才”。
只要成为了秀才，就算是有了“功名”了，能够受到种种优待。比如可以免除“丁粮”和“徭役”，也就是不用纳人头税，也不会被征发去服劳役了。还能享受“食廪”，就是由国家供给衣食，听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这是不固定的，并不是说考了秀才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实际上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的秀才也有不少。“食廪”往往是在部分特殊时候才发放，而且只是发放部分衣食，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除此之外秀才还可以享受身份特权，比如见官不用下跪，也不能被上大刑。当地官员如果发现秀才犯法，要先报告学官才能处理。简而言之，成为秀才对于许多文人而言已经是终极梦想了，但即便如此，能够成为秀才的人也只是少数。
既然通过岁试就能成为秀才，那么接下来的科试是干什么的呢？科试用于检验秀才的水平，并决定秀才是否有参与下一级别考试——乡试的资格，成绩不佳的秀才还将受到惩罚。也就是说，秀才是不能直接参加乡试的，还得先通过科试，取得乡试资格才行。换言之，科试就大概相当于秀才检验兼乡试资格测试。自然，这一流程又会刷掉一大批人。
结合《范进中举》中范进能直接去参加乡试的描述，他应该就是已经通过了科试了。按理说能连续通过这么多测试已经是人才了，但范进的处境显而易见——穷困潦倒，连老丈人都不待见他。
并且要注意的是，范进其实不算底层，从之前对科举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范进能够过五关斩六将，通过这么多测试，获得参与乡试的资格，本身就说明他的文化水平已经超过大多数文人了。而当时的社会底层要摆脱文盲尚且困难，能够当个童生就已经算是奇迹了，要达到范进这个层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范进这种还算不上底层的人尚且这么落魄，当时的底层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就是范进去参加的乡试了，因为乡试往往在秋天举行，因此俗称“秋闱”。乡试可不是在乡下举行，一般在省城举行。范进既然参加的是广东乡试，应该就是去的广州。乡试的录取名额不固定，一般每个省也就录取几十人到一百余人不等，通过乡试的人就是“举人”了。这可以说是科举之路上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越不过这一步，就终究还是“民”。而越过这一步，就可以当“官”了。而乡试这一关的淘汰率又是极高的，一个省那么多应试的秀才，却只能有几十上百人入选。
能够成为举人，就说明你在全省应该是前两百名了——至少是解读朱熹版四书五经的前两百名。而乡试的第一名就是解元，第二名到第十名称为亚元。《范进中举》中提到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也就是说，范进考取了全省第七，也是亚元之一。不说成为举人的种种好处，哪怕仅仅是“全省第七”，又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
成为举人，就意味着你可以当官了，并且能在地方上享受到更多的优待，某地如果出了举人，那对于当地而言都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当地官绅也可能会来拜访，就如《范进中举》里所表现的那样。当然对于封建王朝的整个官僚体系而言，举人依然是相当渺小的一个存在，虽然能当官，但一般只能当一些微末小官。如果你想继续前进的话，就得参加接下来的会试和殿试。
会试和殿试同样十分复杂，也有着种种讲究，并且还要经历“进京赶考”的环节，更为复杂。由于《范进中举》中并没有细写范进会试和殿试后的表现，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无论如何，了解了上面的科举流程，相信你就能看出来，范进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
有人将科举考试与高考类比，其实并不合适，因为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其包含的内容比高考要多得多。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科举考试大概相当于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并且比以上四者加起来的影响还要大。
看到这里，相信你就能明白范进为什么那么欣喜若狂了。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受人打压歧视的处境，即将成为众人尊敬，在地方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士绅”了，并且还有了入朝为官的可能。自己还是广东全省第七，很可能更受重视，大好前程就在眼前，怎能不叫人疯狂？
范进能够中举，对于他个人而言固然是件好事，但其背后却是无数的悲剧。能够中举的终究是极少数，又有多少像范进这样的人皓首穷经，在科举场中苦苦煎熬，却还是一次次名落孙山的呢？而这些人的悲剧背后更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整个国家文化水平最高，本来应该是最能推动进步的力量却一个个沉浸在研读四书五经之中，对“杂学”弃之不顾，忽略了国家的前程。何其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