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边塞的战事稍有平息之后，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城，负责规划北宋的新政。当时北宋的官僚体系病症日益严重，行政效率逐渐下滑，内部和外部的忧患不断涌现。

范仲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呈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建议，提出了十条改革方向，其中包括严格官吏的升降制度、严格贡举制度、以及改善武器装备等。

范仲淹认为，严格官吏升降制度可以避免官场中因循守旧、人浮于事的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严格贡举制度可以选拔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官场，提升官员的整体素质。改善武器装备则是为了应对北宋面临的外部威胁。

宋仁宗对范仲淹的建议非常赞赏并采纳了这些建议。于是，“庆历新政”正式启动。这一新政的实施。

尽管范仲淹的改革方案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得以推行，但由于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一新政在仅仅实施一年后，由于遭遇了巨大的压力，宋仁宗不得不将其废除，同时将范仲淹贬谪到邓州。换一种说法，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在推行后不久便陷入了困境。虽然这些改革方案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很快就因为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无法继续推行。

尽管宋仁宗尽力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但他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些改革措施。这一事件对北宋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北宋的官僚体系继续保持了低效和腐败的状态，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范仲淹本人也因此次失败的改革而遭受了打击，最终被贬谪去了邓州。

尽管范仲淹在官场中遭受挫折，无法实现他的报国之志，他的好友滕子京还是请求他为重修岳阳楼撰写一篇传文，并且赠给他一幅《洞庭晚秋图》。虽然范仲淹身体状况不佳，但是他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在邓州的书房中，范仲淹回想起他的往事：年轻时的苦读，初入官场时的多次被贬谪，以及戍守边塞时的凄凉和痛苦。而现在，他身体已经衰老，因为官场中权贵的排挤，被迫远走他乡。

范仲淹一生都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了湖水浩荡、楼阁高耸的景象。

最终，范仲淹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士人，应该以天下苍生为重。人生总要经历各种磨难和困难，才能始终坚定地立足于社会的大潮之中。因此，在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名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在七年之后，范仲淹被调任到颍州，然而在途中因病离世。宋仁宗亲自为他题写了“褒贤之碑”，赞扬他的贤能，并赐予他“文正”的谥号，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范仲淹虽然只留下了数篇词作，但他的作品却为后世的词人指明了新的方向——真正伟大的作品，必然源自于伟大的心灵。这样的心灵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和享受，而是会扩展到关注百姓苍生的范围。

范仲淹还曾写过一篇《严先生祠堂记》，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句话不仅是范仲淹对严先生的赞美，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他像高山一样屹立在云雾之中，又如同江水一般浩渺无垠。

先生的品德和行为，如同高山般崇高，如同江河般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