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甘祖昌在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位上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仪式上，他英姿飒爽，眼中满是自豪。当他回到家中，却对妻子袒露心声：“与那些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老战友相比，我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微乎其微，组织给予我的荣誉实在是过高了。”
此后，他屡次向组织请求批准自己回到江西农村务农。甘祖昌为何在获授军衔后仍对自身地位感到不安？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甘祖昌将军于 1905 年 3 月 23 日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 岁时，在舅父的资助下，他得以进入私塾读书，可因家境贫寒，7 岁半时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地主家打工。9 岁时，他在地主家做长工，一次挑粪时，因饥饿与过度劳累，他不慎摔倒，竟遭地主用木棍打得昏厥过去。
1926 年，甘祖昌积极投身农民协会工作。1927 年 7 月，省农民协会负责人方志敏来到莲花召开群众大会，甘祖昌借此机会向方志敏请教问题。次年 8 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交通员，频繁往返于萍乡与地下党组织之间，并在坊楼浆山秘密筹备修械所。
1928 年上半年，他出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同年 8 月，甘祖昌被任命为莲花红色独立团的军需处长，从此开启了后勤工作生涯。1931 年 12 月，他成为湘赣省红军兵工厂的副科长。
长征时期，兵工厂编入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担任司务长，负责行军队伍的食宿安排。在艰难的爬雪山过程中，他因体力不支瘫倒在雪山顶，幸得任弼时牵来一匹马，才得以安全下山。抵达陕北后，甘祖昌任红二方面军补充团供给处主任，并兼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甘祖昌被任命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的 359 旅供给部部长，负责后勤保障与物资供应，他参与了重要的中原突围战役。1946 年 11 月，他调任晋绥军区第二纵队 359 旅供给部部长，继续在后勤领域发挥才能。1947 年 7 月，甘祖昌又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后勤部部长，参与了解放大西北的关键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新疆，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任供给处长和财务处处长，之后晋升为后勤部部长。新疆的民情与产业结构独特，与其他省份差异较大。建国初期，当地战士和多数百姓生活困苦，副产品极度匮乏。
甘祖昌作为一名后勤工作经验丰富的军队干部，经过观察分析，想出一个创新办法，并向上级提交报告：新疆盛产羊毛，然而在反动派统治时期，百姓遭强买强占，纷纷藏匿羊毛。如今我们可以宣传国家政策，鼓励百姓用羊毛和粮食开展边贸，从苏联换取急需的副产品，以改善经济与生活条件。
甘祖昌的提议得到组织认可并顺利推行。他积极联络相关部门，参与对外洽谈，细化贸易流程。通过这一举措，新疆百姓用羊毛和粮食换来了茶叶、盐、布等生活必需品，迅速活跃了当地经济，甘祖昌及其后勤供给部门因此赢得了军民的一致赞誉。
就在甘祖昌准备进一步推进工作的关键时刻，悲剧却降临。西北内陆仍潜伏着反动分子，建国初期他们极为猖獗。1952 年，甘祖昌在调运物资时，经过一座被敌人事先破坏的木桥，运输车辆发生翻滚，甘祖昌身负重伤，昏迷不醒。
经紧急抢救，他虽保住性命，但脑内出现大面积淤伤，无法根治，上嘴唇碎成三片，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直困扰着他。尽管身体伤痛缠身，他内心却始终不安，觉得自己在工作及对人民的贡献方面仍有诸多不足。他不愿因伤病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仍努力工作，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奉献。
1954 年，为推行军衔制，中央决定在部队内进行级别评定，以使未来的军衔评定更规范。这一年，甘祖昌将军作为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被评定为正师级干部。这个级别通常对应少将或大校，但甘祖昌却感到不安，认为自己的贡献远不及此级别所代表的成就。他写信给上级，明确表示：“我不同意！”
他向组织提出辞职申请，希望回到故乡做一名普通农民，过简单的生活。对于他这突如其来的辞职请求，组织未予批准，反而将他提升一级，变为正军级，并于 1955 年授予他少将军衔。获得这一荣誉后，甘祖昌仍觉得自己不配。他不断向上级提交报告，恳请辞职，强调自己无法继续影响军区工作，期望回归田野，从事农业生产。
由于甘祖昌级别较高，军区无法做主，便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时任全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专程前往新疆视察，并约见甘祖昌。甘祖昌向他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表达了对家乡和农村的深切关怀，认为自己难以胜任管理工作，决心带领全家返回江西莲花县务农。
萧华上将面露忧色，认为此决定过于冲动。他指出，甘祖昌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返回农村，且农村医疗条件不如新疆。他警告说：“医生建议你努力争取活到 60 岁，回到老家后，谁来保障你的健康？” 但甘祖昌心意已决，坚决请求批准辞职。
最终，解放军总部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但为保障他的生活和医疗待遇，仍按原标准发放工资和补贴。萧华严令甘祖昌回乡后，不得从事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重体力劳动。甘祖昌答应后，带着十四口之家离开部队，回到莲花县开启新的生活。
甘祖昌回到家乡后，当地政府考虑到他开国少将的身份，欲为他拨款建造新房，以符合其军衔待遇的住房条件。然而，甘祖昌却婉拒了这一好意，选择与两个弟弟及其家庭挤在一栋老宅里。随着家中人口增多，老房子愈发拥挤，他决定带领全家动手制砖做瓦，建造了一座普通民房。
甘祖昌常对人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回来当官做老爷的。” 他回乡后，新疆军区派来一名警卫员跟随，但不久，他便对警卫员说：“我是回家当农民的，你再跟着我不合适。” 他坚持让警卫员回去。军区几次提议为他配备一辆小车，方便出行，他依然拒绝，长期以来，他都是步行工作，甚至去县城开会也选择步行。
甘祖昌回到家乡后，始终保持着红军老战士的艰苦朴素作风，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他为自己设定了严格的生活标准：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他养猪种菜，就连抽的烟叶也是自己种植。但他却将 70% 的工资收入捐赠给家乡建设事业，积极支持地方发展。
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回乡后决定重操旧业，继续从事教师工作。她下定决心后，毫不犹豫地前往县文教局自荐。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龚全珍相信自己的经验足以在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她背起铺盖卷，带上干粮，踏上前往县城的路途。如今回想起来，很多人或许不理解为何一次出门要准备得如此充分。其实，从沿背大队到莲花县，足有 25 公里路程，当时的交通条件只能依靠步行。
在县城，龚全珍见到了文教局局长，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局长了解后，决定将她安排在莲花中学任教。由于该校当时不缺语文老师，局长询问她是否有其他意向。龚全珍提及自己的家在坊楼，局长告诉她，坊楼附近正要新办一所学校，缺少教师，询问她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于是，龚全珍前往离家不远的新学校任教。
在新学校，她平时住在学校，休息时回家。因教师人数不足，龚全珍几乎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工作。凭借出色的表现，她从普通教师逐渐晋升为校长，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重。
退休后，龚全珍全心全意照顾家庭，陪伴在丈夫甘祖昌身旁。她的悉心照料伴随甘祖昌一生，直至 1986 年 3 月 28 日，甘祖昌病逝，享年 81 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甘祖昌仍心系农业，他嘱咐家人：“领了工资…… 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和化肥支援农业……” 他的奉献精神与对事业的坚定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甘祖昌离开军队到 1986 年去世，除去必要的家庭开支，甘将军几乎将所有的钱都回馈给了家乡和百姓。百姓亲切地称他为 “农民将军”。在他愉快的劳动生活中，甘祖昌创造了一个 “医学奇迹”：尽管医生曾预言他活不过六十岁，但他却健康地活到了 8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