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6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因选址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这所学校有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名字——黄埔军校。

这是一所将星闪烁的学校。这里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位元帅、3位大将、9位上将。而在国民党方面，黄埔师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近40人。

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24年，珠江小岛上掀起的革命怒潮风起云涌，短短几年迅速席卷全国。

100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黄埔军校？重温腥风血雨中办学的几多艰辛，回望激发热血青年“到黄埔去”的时代风云，探寻军校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或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准确、更全面的答案。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大门

位于珠江南岸的大元帅府，这里原是广东士敏土厂的办公楼。杨丽娟摄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讲话

黄埔学生进行制式训练

被誉为“黄埔慈母”的廖仲恺

1984年6月，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对外开放，100多位校友重返母校。

北伐军占领长沙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复原的政治部办公室，周恩来曾在这里办公。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期的周恩来

孙中山觉悟 毛泽东招生

1924年1月，23岁的农村青年徐象谦冒着风雪严寒，从五台山下的小村庄赶往太原。毕业于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的他，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几个月前，因为在课堂上大讲辛亥革命、巴黎和会，徐象谦与校长吵了起来，随即被辞退。

去太原，他想寻找一条新路，可找到的工作仍是小学教师。踯躅之时，忽然听说广州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正在上海招生。这所学校就是今天如雷贯耳的黄埔军校，当时，它只是一所尚在筹办中的新学校，但徐象谦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乘车去上海参加初试。

几年后的1927年，这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向前”，寓意时刻冲锋在前，为革命赴汤蹈火。回忆往事，徐向前将报考黄埔军校视为自己革命生涯的起点，他写道，“这时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想革命，投笔从戎，以身许国”。他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但并不知道，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乃是一次次军事上失败的结果。

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只能长期周旋于地方军阀之间，拉拢、借用各种名目的武装势力，一时联甲打乙，一时联乙讨丙，结果却屡遭挫折。最让孙中山痛定思痛的是，他寄予厚望的老搭档、广东军阀陈炯明竟发动了兵变。

1922年6月16日凌晨约3点，陈炯明部下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上的住处粤秀楼。当时怀有身孕的宋庆龄不想拖累孙中山，再三婉求，请他先走。情急之下，两人分开，先后化装离开总统府。几经周折，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则在逃难途中不幸小产，失去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孙中山困守永丰舰55天，最后不得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这次“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令他陷入了沉思：在广州两次开展护法运动，两次建立革命政权，为什么都不成功？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922年的孙中山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阀不可恃。他痛下决心，必须培养属于革命队伍的军官，必须造就一支听命于革命政府的军队。

1923年初，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这是他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广东各路军阀林立，时人形容此时的孙大元帅，“无可靠之兵，无可管之政，号令不出大元帅府一步。”

大元帅府至今矗立在广州珠江南岸，亮黄色的建筑上，“大元帅府”的匾额高居门楣。沿着大元帅府外墙闲走，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一块不起眼的标志牌，“广东士敏土厂旧址”。所谓“士敏土”，即英文cement的音译，意思是水泥。“大元帅府征用了广东士敏土厂的两幢办公楼，开府办公。堂堂大元帅府办在水泥厂厂房内，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困难。”曾庆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提及黄埔军校的创办，他向记者指出了这样一个细节。

幸好，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1923年5月，共产国际首任驻中国代表马林，向孙中山转达了一个好消息：苏联准备向他的组织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并提供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以及两辆装甲车等，协助建立一所内部军校。

这并非孙中山与马林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整军时，出席中共一大的马林就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远道而来，与孙中山会谈了三次。那时，马林就向孙中山建议，创办军官学校，改组国民党，谋求国共合作。及至1923年，国共两党做出历史性的抉择，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筹办军官学校也被提上了日程。

曾庆榴告诉记者，1923年5月，苏联援建军校的意向已很清楚，但当时设想的军校并非建在广州，而是在中国西北边境一带。后来，孙中山一度将军官学校的校址定在东园——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挹翠路33号，这里在1925年成了省港大罢工总部。直到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才最终选择了黄埔岛。

黄埔岛，又名长洲岛。这座面积不足9平方公里的小岛，何以成为历史的选择？“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工作多年，纪念馆事务管理部副部长罗群佳对岛上的地形太熟悉了，“这里还有清末遗留的炮台等，有利于抵御外部入侵。”

曾庆榴挖到了黄埔岛更鲜为人知的“前世”，“不要小看黄埔岛，它可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1887年张之洞在这里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只比北洋水师学堂晚2年。詹天佑留美回国后，曾在这里教习外文，主持修筑沿海炮台，还亲自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海图——广东沿海海图。”

草木葱郁的黄埔岛被孙中山选定后不久，徐向前一脚踏进大上海的繁华都市，终于看到了军校招生简章。当时，除了广州能公开考试，全国各地多被军阀势力控制，为招收优秀学生，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只得委托赴会代表，回去后秘密为黄埔招生——正因秘密，徐向前在山西只有耳闻，并没有看到具体的招生简章。

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毛泽东，刚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立刻为招生考试忙了起来。不仅是毛泽东，还有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长沙的何叔衡、浙江的胡公冕，都发动了大批热血青年报考军校。

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李立三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蒋先云、组织过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张隐韬、活跃在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的郭一予等，纷纷通过了毛泽东主持的考试。毛泽东发给他们路费和证明，把他们送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徐向前没有在上海与毛泽东相遇。考试前，他有点紧张。国文题“你为什么报考军校”和“试论你的国防观”，对热血青年自然不在话下，徐向前担心数理化考不好，没想到结果还不错，初试顺利通过。同乡们带着路费，乘火轮去广州。5天的海上航行，他们心潮澎湃，又忐忑不安，因为所有通过初试的考生，必须到广州参加复试。

蒋介石弃职 叶剑英反对

1924年的春天，革命标语琳琅满目的广州城，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大江南北的有志青年。就在各地考生纷至沓来时，蒋介石突然撂了挑子。

两年前，孙中山被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时，蒋介石从上海赶来，在舰上随侍42天。自此，原本并不显山露水的蒋介石获得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孙中山亲自指定他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他也是孙中山心中唯一的军校校长候选人。

蒋介石的突然辞职，让孙中山和筹备处措手不及。1924年2月21日，蒋留下一纸辞呈，“自惟愚陋，不克胜任，务请另选贤能”。同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来到筹备处宣布：“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

此时，距离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还不满一个月，2月6日，筹委会刚刚定在广州南堤2号（今广州市沿江中路239号）办公。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叶剑英，原在粤军第二师当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来到筹备处帮忙。编教材、布置校舍、聘请教职员工，叶剑英忙得脚不沾地。黄埔岛上清末水陆师学堂留下的校舍，早已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有时，他还带领士兵清除杂草，焚烧垃圾。

据叶剑英回忆，王登云当场宣布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叶剑英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并拒绝领取遣散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怀疑。

他们决定问问廖仲恺的意见。不巧，廖仲恺那天外出开会，三四天后才返回。他支持叶剑英的意见，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安抚完众人，廖仲恺一边给蒋介石写信，一边担起了军校筹备的各项事务——尽管孙中山不同意辞职，蒋还是任性地离开了广州。

在后人的印象中，蒋介石素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为荣，正是靠着“黄埔系”，他逐渐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集于一身，权倾一时。当年的他为何执意去职？

周恩来说，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还有人说，黄埔军校白手起家，筹办初期，枪支和经费都无着落，办这个军校压力太大了。

曾庆榴从事黄埔军校历史的研究已经近半个世纪，他的看法有点不同，“当时，蒋对军校校长这一位置的‘含金量’，可能没有足够认识。正如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所说，显然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这所军校对于大资产阶级和他本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观的财富。”在他看来，30多岁的蒋介石只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并非他后来打扮成的所谓“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告诉记者，在此之前，蒋介石已有多次擅自离职的前科。

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对黄埔军校寄予厚望，他们连续发出10多封函电，催促蒋介石归来。3月7日，廖仲恺急得几乎要“自杀”，“军校势成骑虎，介（蒋介石）不即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

广州与上海、宁波的电报往来不绝，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直到3月25日，蒋介石在复信中仍表示不愿回粤，讨价还价。此时，在广州等待考试的学生和教官已有数百人，有人盘缠所剩无几，还不知道何时开考，何时开学。

事已至此，代理军校筹委会委员长的廖仲恺只好决定，不再等待蒋介石，择日考试。3月27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终于在广东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今中山大学前身）举行。

1200余名考生中，一位身材矮小的学生引起了考官的注意。他身高不足1米6，看起来体质也不强，这种体格能打仗吗？考官决定淘汰他。考生离开考场，觉得走投无路，不禁痛哭流涕：他出生于浙江的一个贫寒人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编过报纸，因竞选校长失利，又不满父亲包办婚姻，只好离家出走。此番报考黄埔军校，是人生最后一搏，没想到却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恰在这时，廖仲恺路过，见他投军心切，就写了一张条子，“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不要拒之于军校门外。”小个子的考生就这样被特许参加了考试。后来，满分100的算术他只考了5分，考官给他的评语是“中下老”。廖仲恺和考官应该都没想到，这个倒霉又幸运的考生，后来竟成了肩扛三颗星的国民党陆军上将胡宗南。

在追随蒋介石的黄埔一期生中，胡宗南算是升得最快的一位。两人是同乡，亦在同一天面临了人生的重要节点。3月27日，广州的胡宗南险些被拒之门外，奉化的蒋介石终于回心转意，表示“拟即来粤，相会匪遥”。在廖仲恺的最后通牒中，他已经明白，再不回来，军校校长很可能另觅他人。

4月21日，离职两个月后，蒋介石终于回到广州。此时，黄埔军校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落定，28日，军校筹备处放榜，第一期共录取了470人，其中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这份榜单中，包括总分第一名的蒋先云在内，有30多名共产党员，入学后陆续入党的又有80多人，共120多人。

廖仲恺筹款 苏联援军火

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两周年的日子，500多名国共两党代表齐聚珠江出海口的小岛上，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军校大门临时搭起了松柏纷披的彩门，最引人注目的是彩门上的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后来，这副对联被贴在正对码头的军校大门两侧，很多黄埔学生记得，乘船入校，人未上岛，遥遥望见的先是这副对联。

大约9时半，孙中山登上讲台，面对台下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孔开始演讲：“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日后将星闪烁的黄埔军校就此诞生。尽管历史留给孙中山的时间已经不多，但黄埔军校的学子的确如他所愿，在后来的日子里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

典礼前一个多月，新生已经入校，开始学习训练。军校初办，一穷二白，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学生们训练只能用树枝和木头枪。因为全校仅有几十支步枪，勉强只够哨兵站岗用。

其实，就连这几十支步枪，得来也不容易。时任广东兵工厂厂长的马超俊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有一次，孙中山下令拨步枪500支、机关枪4挺给黄埔军校。兵工厂存枪不足，马超俊罄其所有，连同厂里护卫队的枪支都凑到一块儿，才照数拨发。不料，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得知后，悍然扣留了马超俊，要求他立刻把拨付给军校的枪械收回，否则枪毙。孙中山派人前去交涉，范置之不理，直到孙中山派秘书长出面，并约了滇军军阀杨希闵同往，范才将马超俊释放。

且不说武器装备，新生们经常连饭也吃不饱。据一期学生邓文仪回忆：“每人每天的伙食钱是二角广东毫洋，早餐是稀粥、馒头及少量花生米和咸菜，中午和晚上是一菜一汤，用两个洋铁盆子装着，6人一桌，最初时常觉得吃不饱，老是一盆豆芽或豆腐，加一点点猪肉皮骨的一碗青菜汤，当吃到第二碗饭时，菜就没有了，第三碗饭不免要吃白饭。”张治中当时在黄埔任教官，他描述过黄埔初创时的艰难，一天三餐的伙食“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走进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现在看到的学生宿舍位于二楼，木板搭成的大通铺摆得满满当当，一个房间可睡50多人。殊不知，这已是改善后的宿舍，一开始，学生们只能住在葵叶竹架搭成的大棚子里，地上铺些稻草，就是一张床。

为了筹措经费，“黄埔慈母”廖仲恺操碎了心。廖仲恺1877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后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叶剑英评价他：“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此前，蒋介石辞职离去时，廖仲恺曾去信承诺：“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军校成立后，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他没有食言。当时，军阀杨希闵控制着广东省的大部分财政收入，廖仲恺常常在夜里，等在杨希闵的烟床前，待杨过足了鸦片瘾，赶紧磨点钱出来，还不能告诉他钱是给黄埔军校用的。

“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廖仲恺苦心孤诣，夫人何香凝亦不遗余力。有一次，学生们眼看要断米，她拿出自己的首饰当掉，才在粮店为学生们买来数百担大米。

饭吃不饱，训练照常进行。每天天刚亮，10多公里的绕岛长跑就开始了。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即便是珠江涨潮，水淹操场，学生们也要蹚水出操。

10月的一天夜里，黄埔一期第二队学生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他们乘坐小火轮，一直开到虎门，停靠在一艘大海船旁边。一期生李奇中看到大船上堆满了木材，还以为是来搬运木头的。等队长宣布后，才知道这条大船竟是从海参崴开来的，船上装的是苏联援助的枪械弹药和军用器材。“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海军阻挠，所以舱面用木料伪装起来。我们乘夜起运这批军械，首先用起重机将舱面上的木料吊起抛入海里（因为没有地方卸放），打开舱盖，舱里还是塞满了木头。我们把木头都起出之后，才起出许多木箱子，这是军械的包装了。天亮的时候，才起卸完毕。”

这是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军械，包括8000支带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李奇中回忆，“以后苏联还陆续用这种伪装掩护的方法运送过好几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适用于完整兵团的装备。除黄埔军校所需武器以外，后来北伐战争的武器弹药等都是苏联供应的。”

“共产国际、苏联对黄埔军校的援助不容小觑。”曾庆榴告诉记者，除了提供经费与军械外，苏联还派来了大批顾问和教官。开学时就有20多名苏联教官，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这些人跟现在的大学外教不一样，他们深度介入了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可以说，没有苏联人、财、物全方位的援助，黄埔军校办不起来。”

周恩来归国 政治部焕新

1924年春夏之交，旅欧留法的周恩来收到了一封跨洋信件，邀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信中还说已经汇出一笔路费。周恩来读罢来信，兴奋不已，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只是，囊中羞涩的他迟迟没有等到路费，归国心切，周恩来干脆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船票，窝在闷热难耐的轮船最底舱，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行程。

写信给周恩来的人是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张申府是“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者。他与周恩来早已相识，1920年，27岁的北大教师张申府常与周恩来在来今雨轩茶话，那年周恩来22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刚回国不久。同年冬天，他们又相遇在巴黎。1921年，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中共旅法支部的早期成员之一。

张申府比周恩来早半年回国，恰好赶上黄埔军校的筹办。在筹备处，廖仲恺希望他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于是，张申府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上列有15人，均为共产党人，名列第一的就是“人才出众”的“穷学生”周恩来。

1924年9月，周恩来抵达广州，11月，正式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就是在此时，青年周恩来留下了那张几乎无人不知的英姿勃发的证件照。

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第三任主任，在他之前，国民党大员戴季陶、邵元冲先后负责政治部。可是，戴季陶只“讲过零星几课，开学典礼后没几天，就自己跑掉了。”曾庆榴告诉记者，“接任的邵元冲当了两个月主任，跑到上海结婚去了，实际上8月以后就没怎么在军校出现过。他们对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乏善可陈。”

在军校设立政治部，是黄埔军校的首创之举，此前无论是保定军官学校，还是云南讲武堂，从未有过政治部。而在周恩来上任前，政治部更像一个空架子。

周恩来到任后，大大丰富了军校的政治课程。1925年来到政治部工作的聂荣臻回忆：“每期总数要上100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同志。”周恩来本人的授课更是让学员百听不厌，宋希濂、王大文、文强等国民党学员都被他的魅力征服，许多年后，文强还记得周主任讲国内外革命形势分析，每次都有新内容，对国内外局势了如指掌。

除了专职教官，周恩来还首倡黄埔“特别讲演”，那个时代的诸多风云人物纷纷被军校请来讲演。在黄埔军校的大花厅，刘少奇讲过《省港罢工之经过及继续斗争之方法》，谭延闿讲过《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何香凝讲过《廖仲恺先生革命事略》，彭湃讲过《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邓中夏讲过《香港罢工之经过》，就连毛泽东和鲁迅也曾出现在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

在周恩来推动成立的血花剧社，李之龙、蒋先云、陈赓等骨干成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此外，出版报刊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士兵之友》《中国军人》《青年军人》《黄埔潮周刊》《黄埔日刊》等，成为教官、学生发表言论、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园地。其中《黄埔日刊》作为黄埔军校的机关报，在全国的发行点共3000多处，日最高发行量近5万份。

在政治部的努力下，中国最前卫的种种思想，交汇在小小的黄埔岛，令学员们耳目一新。用黄埔一期生杨其纲的话说，有效的政治工作，让同学们“不仅知道枪是怎么放法，而且知道枪向什么人放！”

周恩来无疑是黄埔军校最为著名的共产党员，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致力于建校、建军大业？这在黄埔军校史研究中曾经是一片空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广东省委党校工作不久的曾庆榴，在阅读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回忆录时，惊喜地发现，这位将军在追忆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时，提到了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姓名。他第一次意识到，大批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为黄埔建校、建军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

他告诉记者：“那时大家都有点顾忌，以为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学校。”曾庆榴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探寻史料中若隐若现的“红色黄埔”。没有电子资料、网络搜索的年代，他采取最原始的“手工业”方式，到处搜寻史料，逐一考证，历经四十多年，终于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信息。

在新书《黄埔军校史》中，曾庆榴公布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工作或学习过、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共产党员，总共有780多人。”这还只是有名有姓的保守人数。在黄埔军校建校、建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其开创的政治教育模式，对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场即课堂 东征显军威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从广州出发北上，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努力。离粤的轮船经过长洲岛时，孙中山第五次走进了黄埔军校，在学校视察、检阅后，他对蒋介石说：“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不料，一语成谶，孙中山这一走就是诀别。第二年的3月12日，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北京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他寄予厚望的黄埔师生，正在东征战场上经历一场鏖战。

3月13日，棉湖，一个偏远的粤东小镇，黄埔军校教导团与陈炯明手下悍将林虎之军相遇，关系到东征成败的棉湖一战打响了。

教导第一团只有区区一千多人，硬是与林虎的两万多大军对抗了8个小时。从早上8时打到下午4时，林虎始终无法击败对手。最接近胜利的一次，林虎的手下冲到了离东征军指挥部只有200米的地方，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炮兵连长陈诚开炮，陈诚连射三炮，击退了敌人。“陈诚三炮”，成了他步入蒋校长核心圈子的重要资本之一。

战斗打到下午4时，教导第一团几乎伤亡殆尽。千钧一发之时，陷在粤东山区错综复杂小径中的教导第二团，终于杀到了林虎指挥部的后方，指挥部遭遇突袭，敌军瞬间崩溃。棉湖一役，陈炯明的粤军一退千里。在这场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党代表廖仲恺称赞说：“我们军队，现在已经现出光彩来了！”

不怪廖仲恺兴奋，黄埔军校教导团1924年底才刚刚成立，两个团仅有三千多人。东征之前，这支队伍在广东各路军阀眼中，“不过是小孩子胡闹把戏”。一名滇军军长曾对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个营就完全可以缴你的械。”

1925年初，因孙中山北上，蛰伏在东江的陈炯明认为广州群龙无首，遂组织起“救粤军”，以林虎为总指挥，兵分三路直扑广州。

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在最初的计划中，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是主力，黄埔军校教导团仅仅被作为预备队，负责留守广州。但黄埔师生不愿错过出征机会，他们主动请缨，最终获准参战。

谁也没想到，初出茅庐的学生军却成了绝对的东征主力。滇军、桂军有自己的小算盘，队伍行至淡水城外，就按兵不动了。黄埔军校教导团不得不孤军奋战，淡水之战，是他们面对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战斗，也是他们的实战课堂。

迫于现实需要，黄埔军校把三年的学制压缩为半年。一期生蒋超雄回忆：“这并非只读六分之一的课程，把其余六分之五弃之不读，而是每一个小时吞下六个小时的功课。”蒋超雄这批学生5月入校，11月即毕业，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了黄埔军校教导团的排长、连长及党代表。

从学校操场走到战场，一切都不一样。冲锋到淡水城下的学生军，搭好了攻城梯子，却发现长度不够；有人受伤，负责攻城的队伍慌忙去抢救……情急之下，苏联顾问从指挥所冲出来，亲自为学生示范攻城动作，教他们如何协调作战。

“在近代中国几所军事名校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保定军校的课堂，云南讲武堂的操场和黄埔军校的战场。”曾庆榴说，“黄埔军校学生的毕业证书，是在战场上领取的。”

一天的苦战无果，第二天，一支由110名士兵和军官组成的“奋勇队”出发了，再次冲锋攻城。这是一支敢死队，队长是教导团一团三营党代表蔡光举。

蔡光举出生在贵州遵义的农民家庭，19岁考入厦门大学“专研中英文”。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最终决定投笔从戎，厦大尚未毕业，即考进黄埔一期。如今，22岁的他带着“奋勇队”，向淡水城发起了进攻。子弹打穿了他的肚子，同学蒋先云奉命去扶他下来抢救，他还惦记着杀敌：“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痛杀！”

两个小时后，淡水城被攻破。蔡光举重伤身亡，成为“黄埔牺牲第一人”。装在他口袋里没来得及寄出的两封书信，成了他的绝笔：“连两星周，他无所苦，惟以不见一敌人，发弹无的为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淡水之战只是一场低烈度的战争。然而，对于黄埔师生来说，这却是“革命军第一次对敌，第一次实行为主义而奋斗”。经此一役，黄埔师生棉湖大捷，回师广州，二次东征，统一广东，一连串革命军事行动让各界刮目相看。当时报端评价道：“军队因为受了主义的训练，明确了解他们的战争是为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家族亲戚，而且知道他们全军队都是属于一个主义之下的同志……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祖国尚未统一 同学仍需努力

1926年7月9日，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而在此前一个多月，就有一支部队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了激战。这支北伐先锋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底成立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所谓“铁甲车”，是指在铁路上开动和作战的装甲车。铁甲车队规模不大，只有4辆铁甲列车，全队加起来不过140多人，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却由周恩来具体筹建，可以说是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的最初尝试”。

周恩来那时身兼两职，既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他选中了5位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和广东区委的廖乾五、曹汝谦，共同领导铁甲车队。

一年后，铁甲车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叶挺成为团长。叶挺并非黄埔出身，不过，他曾就读的广东陆军小学，就位于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1918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叶挺成为孙中山的警卫营长。陈炯明炮击总统府时，他还掩护过宋庆龄脱险。

叶挺独立团先行北伐，并非偶然。曾庆榴向记者解释，1926年春夏，蒋介石正处心积虑炮制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对北伐并不热心，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也是消极、犹豫的，直到5月6日，才同意“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

就这样，5月20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的同一天，叶挺独立团自广州启行，踏上北伐征程。这是共产党人对历史担当的自觉。

据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出发前，周恩来鼓励大家：“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他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壮言，总结了这次讲话。

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果然不负众望。短短几个月，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势如破竹，攻无不克，“铁军”威名由此远播。

对于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而对后来成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叶挺，他当面说过：“你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全力攻克武昌城。国民革命的洪流从珠江流域推进至长江流域，武汉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

这一年，21岁的山东青年臧克家、而立之年的革命文学家沈雁冰、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纷纷云聚武汉。不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臧克家成为黄埔军校六期生，沈雁冰和郭沫若则走进了政治教官的行列。

1927年，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幻灭》。他后来回忆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创办初期，没有桌椅，没有固定的课室，上课时，教官大多站在桌上讲，学生围在周围听。茅盾的小说中不乏武汉分校的印记，在小说《动摇》中，他写到“秀才初次去出征，不带男兵带女兵”，创作来源正是黄埔军校招收的首批女生。

武汉分校第一次向全国招生，录取了1000多名学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汉六期”。“汉六期”中包括195名女生，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赵一曼。

牺牲在白山黑水间的赵一曼，其实是个川妹子。为了投考军校，她从宜宾赶到重庆参加了考试。初试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四川军人刘湘为表示拥护革命，特意包了招商局的一艘轮船，送这批四川学生沿江东下，参加复试。在轮船上，与赵一曼同行的，还有宋庆龄与何香凝的挚友胡兰畦、后来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在武汉分校，赵一曼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赵一曼的四川同乡陈德芸回忆：“每日三操（早操，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教练）、两讲（上军事课与政治课）。每周星期六一次打靶，星期六下午擦枪、打扫卫生。星期六晚上是娱乐活动时间。星期天分组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有时还化装宣传或演街头活报剧。”

课业繁重，女生们却乐在其中，大革命的浪潮中，她们甚至兴致勃勃，准备随军北伐。然而，蒋介石和汪精卫举起的屠刀，让共产党人主导的武汉分校失去了生存空间，也让黄埔师生们从此走向了国共两个阵营。

1927年7月18日，“汉六期”学生不得不提前毕业，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在毕业典礼上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走出黄埔军校的师生们，从此迈向了各自的命运长河。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共赴国难，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曾庆榴统计过，国共双方的抗日军队中，约有两百多名黄埔教官、学生担任师长以上的职务，左权、赵尚志等人英勇牺牲于抗日战场上。

1949年，不少黄埔师生再次走到人生的岔道口。一道海峡，隔开了曾经同窗共砚乃至在战场上较量过的师生。然而，正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所说：“尽管两岸黄埔同学有过政见分歧，但在传承辛亥革命精神和黄埔精神、谋求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四十年前，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之际，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同一年，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修葺一新，正式对公众开放。6月20日，一百多名黄埔各期教官和学生重返母校。白发苍苍的老人，给寂静许久的小岛带来了久违的热闹。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百年前奔赴黄埔岛的热血青年，早已无人在世。然而，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联络下，更多的后来者始终记得，1990年1月19日，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饱含深情的那一席话：“岁月不居，人生苦短。我们都已是九十老人，深盼两岸黄埔师生早日欢聚，共叙师生之情，同窗之谊。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需努力！”

本文图片由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