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东北8个月的陈诚,如何步步将自己推向“皆曰可杀”的罪人?

墨舞风华绝代姿 2024-12-20 09:11:07

提起老蒋在政治生涯后期最为倚重的国民党将领,陈诚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一位。不仅在于他黄埔军校的经历和浙江同乡的身份,以及那个不常被人们提及的“干女婿”关系,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忠于老蒋之余,能主动代蒋受过。

得益于自己的“过人之处”和诸多外在条件的加持,陈诚在抗战胜利后成为老蒋黄埔系子弟中地位仅次于蒋校长的一位,即便在后期退守台湾之际,他依旧是老蒋最得力的“副总统”和“副总裁”,颇有一副政坛“不倒翁”的姿态。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陈诚的另一段人尽皆知的履历,也是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主政东北。

1947年8月4日,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的陈诚陪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赴东北视察军情,一来为此前在四平保卫战中克服东北野战军进攻压力而获得阶段性胜利的陈明仁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以示激励;二来也是为老蒋即将任命自己为新任东北主帅而提前熟悉局势情况,为到任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军事作战计划寻找“灵感”。

一个月后,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的身份飞赴沈阳就职。彼时的陈诚正踌躇满志,俨然一副大展拳脚的志在必得气势,或许他不会料到,此刻的他有多春风得意,8个月后便会有多狼狈不堪。

同样,他的前任东北军政长官熊式辉恐怕也不会将这次的撤职与自己军事生涯的终结联系在一起,而那个对老蒋忠勇的有些偏执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很难预料自己在一年以后再度踏上这片故土之日,却是指挥收拢战场残兵的溃退之时。

其实,早在老蒋决意进行东北换将之际,陈诚除了曾向他建言整肃吏治外,同时举荐了桂系的李宗仁或白崇禧挂帅。李宗仁自抗战胜利后始终在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位置上不温不火,由他出山一方面是考虑到资历和军事能力皆能服众,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背靠东北,李宗仁对东北战场局势变化比之其他国统区军政大员们自然更为熟悉,即便未来战事吃紧,也方便他从华北指挥部队就近增援。

至于白崇禧,军事指挥能力自然不在话下,陈诚将其列为考虑人选当然还有更为直白的一点,那便是借此将这位“国防部长”调离军事核心圈子,为自己,也为老蒋减轻除军事以外的压力。

只不过,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次均没有买老蒋的账,双双婉拒了这个彼此心知肚明的“烫手山芋”。无奈,出于既有的高度信任,也出于自圆其说的考虑,陈诚就这样既惊喜又紧张的在沈阳就任了。

既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操作自然必不可少。而陈诚的第一把火选择了直指东北战场的作战部队,除了对爆发第184师整师起义的第60军和因与主帅不和而不服指挥的新1军进行严厉抨击外,象征性的对部分军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军政官员予以逮捕或处决,以此震慑和稳定颓败的内部形势。

第二把火则落在了此前被老蒋称之为“黄埔军人楷模”的陈明仁身上。虽然取得了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罕见的“四平保卫战”胜利,但归根结底,陈明仁却并不是老蒋吹捧的“天子门生”那般亲密无间,这主要是他本人刚正不阿的性格和不愿花费精力在结交权贵、政客的“无用功”上面这种职业军人品格所致。不过,陈诚并非主观上急于查办陈明仁,毕竟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领前脚“封赏”,后脚便马不停蹄的撤职处分,国内国际舆论都有着不小的压力。

但前有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组织政客、乡绅状告陈明仁部属、第87师师长熊新民纵兵抢粮,后有美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向陈诚和老蒋提出的陈明仁将美国援助军粮用以充当作战掩体的事实,以示抗议。这样一来,原本视美国军援为救命稻草的老蒋也不得不照顾这位背后“金主”的脸色,陈明仁这位在东北战场上刚刚展露曙光的国民党将领,就这样被堂而皇之的雪藏起来了。

第三把火,则是就实战角度出发进行的整军工作,这一举措旨在改变此前杜聿明将各地保安团定点留驻地方而造成战场机动兵力过少的弊端。陈诚将东北辖区内所属的13个保安团改编为11个暂编师,全部划入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有了内部的整饬吏治和整兵经武措施,陈诚自信的将主动扩张的目光瞄向了北宁线锦州至沈阳一带,他坚信只有将这一战略补给线上的东北野战军肃清,国民党在关内关外的联系才能彻底打通。

很快,得到老蒋认可的陈诚于就任当月便迫不及待展开了大张旗鼓的“排兵布阵”,即集中三个暂编师主力主动向东北野战军冀热辽部队的集结地辽宁建昌逼进,企图一举攻占该地区。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原本作为地方保安团整编而成的队伍在战斗力方面同国民党正规军便不可同日而语,加之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指挥所部以“猛追猛打”的气势攻击前进,2个暂编师很快全军覆没。

首战出师不利的陈诚犹如遭遇当头棒喝一般气急败坏,但旋即以冷静的态度继续调整部署,他将新调往东北战场的49军派往建昌西南方向一处名叫“杨家杖子”的地方增援,会同原有作战部队继续打通北宁线。恰在此时,担任东北行辕副主任的郑洞国站了出来,他毫不避讳的提醒着陈诚将要增援的这一区域均为山谷地形,也是东北野战军最为擅长的山地伏击战首选之地。

结果显而易见,本就对和杜聿明配合作战不利的郑洞国留下深刻“畏战”形象的陈诚,自然无视这一“贪生”陋习作祟下的建议,而这也注定了陈诚必将遭到东北野战军最猛烈的迎头痛击。

9月19日,当49军军长王铁汉率两个主力师进入杨家杖子谷底位置的那一刻,立时迎来了东北野战军8纵、9纵两支解放军部队的围歼战斗,苦撑3日后,王铁汉最终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奉军队伍完整葬送了。而这样的结果,与他在16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率东北军第620团毅然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天壤之别。

当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借陈诚派遣新6军主力由铁岭西下锦州增援之机,发起了旨在歼灭四平与沈阳之间国民党军的“秋季攻势”。有着“旋风司令”之称的东北野战军3纵司令员韩先楚一马当先,会同吴克华的4纵于3日内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兵锋直指开原、铁岭一线。

得知战况的陈诚虽急令新6军回援铁岭,但在林彪此前同杜聿明作战时炉火纯青的“南打北拉”战术面前则明显捉襟见肘了。在林彪换汤不换药的“东拉西扯”战略下,尽管因新6军回援而暂时放弃开原和铁岭,但东北野战军依旧实现了对中长铁路段的破袭计划。

接连在作战中损兵折将继而受挫的陈诚,无奈之下向老蒋发出了告急。当然,一向对陈诚信任和关照有加的老蒋也给足了这位“小委员长”的面子,不仅本人于10月8日亲赴沈阳坐镇指挥,更是将华北傅作义部的6个师一并调往东北战场,由时任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的侯镜如指挥前进,于当年10月中旬与陈诚所部在阜新成功会合,并一度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下打通了北宁线。

很快,尚在志得意满的战斗成果中陶醉的侯镜如便遭遇了东北野战军7纵司令员邓华的迎头痛击。邓华率7纵于10月17日一举攻占了阜新,切断了侯镜如向沈阳推进的路线,被迫集中主力与邓华所部激战。趁此时机,东北野战军8纵、9纵在程子华、黄克诚和詹才芳等人指挥下以“围点打援”的战术一举重创了侯镜如兵团后方朝阳守军和增援部队近万人,侯镜如也彻底成了坚守不出的惊弓之鸟了。

仅一个秋季攻势,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损失已超过7万人,尽管相当一部分指挥失误是他为老蒋在“背锅”,但自身军事指挥能力的缺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缺陷,在随后东北野战军发起的“冬季攻势”作战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1948年12月15日,林彪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分别由锦州、清民、昌图和辽阳等地开进,对法库、彰武和新立屯一带进行包围分割,相机向沈阳一带挺进。得知战况的陈诚误以为林彪集中主力攻击法库,急令新6军第22师由铁岭出发向该地区增援,但第22师在增援途中被东北野战军2纵设伏击溃。

12月22日,陈诚在面对东北野战军两大纵队合力包围彰武的军事行动后,判断我军主力将攻取彰武继而进占沈阳,于是急调驻守长春的新一军、驻守四平的71军和锦州的2个师回防拱卫沈阳。当然,林彪出其不意的战术目标自然不会轻易被陈诚这般外行识破,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占领彰武

这一目标实现后,林彪开始将东北野战军主力分散行进。其中2纵与7纵在完成彰武战役后就地休整待命,4纵则对辽阳至沈阳段的铁路进行破袭,1纵、8纵、9纵则向黑山、大虎山一线推进。此时的陈诚顿感东北野战军分兵后形成的有利于国民党军作战优势已然来到,遂于1948年元旦以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向沈阳周边的东北野战军第3、第6和第10纵队决战。

殊不知,这正是林彪诱敌深入继而吃掉新5军的绝妙计划。在东北野战军陆续投入到围歼新5军的围歼战斗之际,陈诚在新5军突围行动计划上左右摇摆,为我军顺利完成合围计划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一天。

至1948年1月7日,国民党新5军2万余人在公主屯地区悉数被歼,而后,东北野战军各部继续追歼扩大战果。

早已方寸大乱的陈诚又上演了一场请老蒋出山的大戏,只不过这次的他面对秋、冬攻势下国民党损兵折将20万人的事实,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满面春风,更是在军事会议上面对同为老蒋嫡系的廖耀湘口诛笔伐般的“揭短”言辞时,一度面红耳赤,最终向老蒋主动承担了指挥无方的全部罪责。

面对自己的嫡系与嫡系间的互相拆台,老蒋虽不免痛心,却也着实无可奈何。最终,陈诚借胃病复发为由赴上海治疗,而私下则动员妻子谭祥以旁观者口吻向宋美龄诉苦,继而名正言顺的使自己脱离东北战场的战争旋涡。

陈诚的想法老蒋自是心知肚明,于公而言陈诚是在自己无心仪将领可选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赶赴东北主持局面,于私而言,陈诚也算为自己尽到了承担舆论压力的责任,这个心愿即便陈诚不旁敲侧击的表达,老蒋也会提上日程的。

虽是如此,但在1948年3月底召开的国民党行宪大会上,白崇禧借陈诚兵败东北煽动议员们集体发出“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声音,还是让老蒋感受到了一丝不小的危机和压迫。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为了确保临近举行的总统选举活动中自己的地位不受影响,陈诚的参谋总长一职也相应的被免除,转由顾祝同接任,自此开始了陈诚协助老蒋经略台湾的最后岁月。

纵观东北战场上接连失利的陈诚,在一步步沦为世人口中那个“皆曰可杀”的罪人过程中,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性格和军事指挥能力的缺陷,但关键所在仍是背后指挥的老蒋。在忠诚与能力的两权相较下,他选择了前者,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后者的负面影响。

正可谓成败系于一人之身,陈诚在东北战场上的悲剧既属于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老蒋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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