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赴香港探亲，被小女孩质问：你为何用竹签刺江姐

1980年底，香港一处幽静的庭院里，沈醉正与老友叙旧。突然，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闯入两人的谈话，她的眼神中带着疑惑与责备:＂沈爷爷，你为什么要用竹签刺江姐的手指呢？＂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沈醉愣在原地。三十年过去了，那段历史早已尘封，却被一个孩子轻易揭开。老友连忙向沈醉道歉，说孩子不懂事。但沈醉却弯下腰，平视着小女孩的眼睛，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这个曾经的国民党要员，此刻却要向一个小女孩解释那段复杂的往事。小说《红岩》中的＂严醉＂是他的原型，但真相究竟是什么？一个特务头子为何能在新中国安然生活？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特务到起义者

1938年，沈醉经姐夫余乐醒引荐，正式进入军统系统。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对这位年轻干练的下属颇为赏识。沈醉为人谨慎，办事周密，在短短两年内就从一名普通特工升任为军统局特务组组长。

1940年，戴笠派遣沈醉前往重庆，负责军统局特务处的工作。在重庆期间，沈醉开始接触到更多的政治任务。戴笠经常让他参与一些重要行动的策划，包括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侦查工作。但与其他特务不同的是，沈醉在执行任务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底线，从不轻易伤害无辜群众。

1946年初，一场意外改变了沈醉的仕途。戴笠在空难中遇难，军统系统随之进行大洗牌。新上任的军统局长毛人凤与沈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毛人凤多次在蒋介石面前说沈醉的不是，认为这位戴笠的亲信不够忠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沈醉主动请缨前往云南任职。1947年，他正式出任云南保密局局长。在云南期间，沈醉与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卢汉有着频繁接触。两人都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斗感到失望，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时局的忧虑。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在撤退前夕，专门派人将沈醉的妻儿接往台湾，实际上是变相软禁，以此确保沈醉的忠诚。这一举动让沈醉彻底寒心。

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卢汉率先发起了起义。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国民党特务系统要员的沈醉也加入了起义行列。这位曾经的军统要员，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起义当天，沈醉采取行动封锁了云南保密局的通讯系统，使得国民党无法及时得知起义消息，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审讯江姐真相

1948年11月，重庆渣滓洞监狱的铁门被推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和特派员沈醉走进了审讯室。江竹筠被带到他们面前，她的衣服上还留着之前审讯的血迹。

徐远举此前已经多次审讯江竹筠未果，这次特意邀请来沈醉观摩，希望借助这位经验丰富的特务头子找到突破口。审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这是徐远举特意安排的，意在给江竹筠施加心理压力。

审讯开始后，徐远举先是以言语威胁，企图让江竹筠说出地下党组织的情报。面对威胁，江竹筠始终保持沉默。徐远举随即命令狱警对她动用酷刑，但仍未能撬开她的嘴。

这场审讯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徐远举的耐心逐渐耗尽。在一次激动之下，他威胁要扒掉江竹筠的衣服。这种侮辱女性的行为引起了沈醉的不满。当徐远举准备付诸行动时，沈醉出言制止。

江竹筠此时开口了，她说：＂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怕死亡，你们想用这种下作手段羞辱我，只因为我是个女人。你们可曾想过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这番话让徐远举勃然大怒，举起手就要打人。沈醉及时将他拦下。

为了缓解现场的紧张气氛，沈醉提出了用竹签刑讯的建议。这个提议虽然仍然残酷，但比起徐远举的手段要＂温和＂得多。然而，这个建议最终并未付诸实施。江竹筠被带回了牢房。

小说《红岩》中描写的竹签刺手指的情节，实际上是作者在创作时的艺术加工。但沈醉作为旁观者提出这样的建议，同样难辞其咎。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在香港，当小女孩问起这件事时，沈醉没有立即否认。

这次审讯之后，徐远举对沈醉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到，沈醉在审讯中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态度，这让他对沈醉的立场产生了怀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监狱。江竹筠和其他革命志士振奋不已。然而一个月后，国民党溃退前夕，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江竹筠就在其中。当时的沈醉已经调往云南，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屠杀，但这段历史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阴影。

母亲的影响与底线

1935年的一个晚上，沈醉回到上海的家中，发现母亲正在为一位受伤的陌生人包扎伤口。母亲告诉他，这是一位被日本特务追捕的爱国志士。尽管当时沈醉已经在军统工作，但母亲仍坚持收留这位伤者。这件事在沈醉心中埋下了善念的种子。

沈醉的母亲出身于江南一个书香门第，年轻时曾在新式女校读书，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经常对沈醉说：＂做人要有底线，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这句话成为了沈醉在特务生涯中的一条准则。

1936年，军统上海区负责人余乐醒接到一项秘密任务：暗杀鲁迅。当时的鲁迅因其左翼思想和抗日言论，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余乐醒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沈醉。然而，沈醉想起母亲常常念叨鲁迅的文章，知道鲁迅是一位正直的文人。他以任务过于危险为由，巧妙地推掉了这项任务。

1937年春，沈醉在执行一项跟踪任务时，发现目标人物杨杰经常去探望一位老妇人。经过调查，这位老妇人竟然是一位教书先生的遗孀，因儿子参加革命活动被通缉，生活困难。杨杰每月都会给她送去生活费。这让沈醉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在报告中刻意隐瞒了这一情况。

1939年，沈醉的母亲病重。临终前，她拉着沈醉的手说：＂你在军统做事，要记住，对手也是人，他们也有父母妻儿。＂这番话让沈醉在之后的特务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人性底线。

这种底线在多次行动中都得到了体现。1941年，沈醉在重庆负责一次大规模搜捕行动。他发现了一个地下党员的住处，但看到对方怀有身孕的妻子，便故意放慢了行动节奏，给了对方逃脱的时间。

1943年，一位曾经被沈醉释放的地下党员，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一封信，感谢他在抓捕行动中的网开一面。信中提到：＂即便立场不同，人性的光芒依然可贵。＂沈醉将这封信锁在抽屉里，直到1949年云南起义前，才将它付之一炬。

这种处事方式让沈醉在军统内部备受争议。有人说他优柔寡断，有人说他立场不坚定。但正是这种坚持底线的做法，为他后来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当年那个被母亲救助的爱国志士，后来成为了策反沈醉的一个重要联系人。

起义与新生

1949年12月9日凌晨，昆明城内一片寂静。沈醉坐在云南保密局局长办公室里，桌上的电报机突然响起。这是一封来自台湾的紧急电报，命令他立即逮捕卢汉。沈醉拿起电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即将升起的朝阳。

三小时后，卢汉正式宣布起义。沈醉立即采取行动，命令手下封锁了保密局的通讯设备，切断了与台湾当局的联系。他随后带领一批军统人员，前往起义指挥部报到。当卢汉看到沈醉时，两人相视一笑，都明白对方早已做好了准备。

起义当天，沈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掌握着大量军统特务的名单和据点位置，帮助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这些关键地点。同时，他还动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多名军统骨干加入起义队伍。这些行动大大减少了起义过程中的流血冲突。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转变。一些死硬分子拒绝投诚，还企图破坏起义行动。12月10日晚，一群特务闯入沈醉的住所，意图劫持他的家人作为人质。所幸沈醉早有防备，提前安排了警卫力量，成功挫败了这次行动。

1950年1月，解放军进驻昆明。沈醉主动向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资料，包括军统在全国的秘密网络布局、特务人员名单等重要信息。这些材料为新中国肃清敌特、巩固政权提供了重要参考。

起义后，沈醉被安排到北京学习。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老相识。1951年春天，一位中年男子来访，正是当年在上海被沈醉母亲救助的那位地下党员。这位老朋友已经成为了一名重要干部，专程来感谢沈醉在特殊时期的善举。

1952年，组织对沈醉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审查组找到了多位在重庆、云南等地被他释放或帮助过的地下党员。这些人的证言，印证了沈醉在担任特务期间确实保持着道德底线，多次放走革命人士。

1953年，沈醉正式被任命为某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个安排颇具深意：让一个曾经的特务头子来研究特务活动，用以前的经验来服务新中国的反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沈醉编写了多份专业报告，为公安部门培训了大批反特人才。

这段时期，沈醉还陆续接待了一些特殊的访客。他们中有被他放过的地下党员，有曾经的军统同事，甚至还有被他审讯过的革命者的家属。这些会面有时充满感激，有时则充满质询，但都见证了历史的复杂性。

晚年生活与口述实录

1975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沈醉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一处小院。这里远离市区喧嚣，成为他整理往事的理想场所。每天清晨，他都会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写作，记录下自己的特务生涯。

1976年春，一位香港记者找到沈醉，希望采访他关于军统时期的经历。这次采访持续了整整三天。记者特别关注他在重庆期间的工作，尤其是与江竹筠相关的审讯细节。面对这些敏感话题，沈醉态度坦诚，既不回避自己的过错，也不掩饰当时的残酷现实。

1978年，沈醉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他找来了当年在云南起义时的几位老同事，与他们反复核实细节。其中有一位老同事带来了一份1949年的工作日志，记录了起义前后的重要事件。这些一手资料极大地提高了回忆录的准确性。

1980年夏天，一位特殊的访客来到沈醉的院子。这是一位已经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她的父亲曾是沈醉在重庆时期的一位被审讯对象。令人意外的是，她不是来兴师问罪，而是想了解父亲最后的日子。沈醉详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包括他如何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减轻对方的痛苦。

1982年，沈醉的回忆录初稿完成。他将稿件交给了几位历史研究者审阅。这些专家对稿件提出了不少建议，尤其是关于一些历史细节的补充和修正。沈醉认真对待每一条意见，常常为了核实一个小细节，就要翻阅大量的历史档案。

1985年，沈醉接受了一个特殊的邀请。重庆市政府请他回到渣滓洞旧址，为即将建立的纪念馆提供历史细节。在那里，他站在曾经的审讯室里，详细描述了当年的场景布置和使用过的审讯手段。这些证词后来成为了纪念馆复原历史场景的重要依据。

1987年，沈醉的最后一份口述记录完成。这份记录主要讲述了他在军统系统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其中包括了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某些被认为是叛徒的人，实际上是被诬陷的。这些证词为平反一些历史冤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8年深秋，沈醉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他1949年在昆明起义时的情景。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这成为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份见证。

1989年初，沈醉因病住院。在病榻上，他仍在口述一些往事，这些内容被医护人员和家属记录下来。这些零散的片段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补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