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在华夏大地上度过了55个春秋，被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他，就是马海德，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医生。

自1933年来到中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海德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红船编辑部对马海德、周苏菲夫妇之子周幼马进行了专访，其为我们讲述了父亲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周幼马仿佛有说不完的故事。

▲接受红船专访的马海德之子周幼马

万里来华的“洋医生”，宋庆龄的好朋友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 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父亲是炼钢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母亲是勤劳朴实的家庭妇女，家里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但家境贫寒却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自幼刻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18年，一场严重的传染病席卷了纽约州，马海德一家不幸被全部感染。这时，当地一位老医生提着药箱来到了马海德家。医生不仅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还给生活拮据一家人留下了一些零花钱。在善良的老医生精心医治下，马海德一家得以痊愈。从此，成为医生治病救人，便成为了马海德的人生理想。

1929年，马海德考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科。1933年，23岁的马海德顺利获得了日内瓦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当时的美国，医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凭借着医学博士的学历，在美国可以获得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但此时的父亲却有着年轻人的冒险精神，探索憧憬已久的世界，与两位同学相约来到了中国上海。”周幼马介绍说。

来到上海后，马海德和两位同学合开了一家诊所，尽管收入并不丰厚，他依然不辞辛劳地救治病患。

▲延安时期的马海德

在上海，马海德不仅看到霓虹灯下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感受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他目睹了街道上冻死、饿死的平民，目睹了因为贫穷，临死前才被送往医院的百姓，目睹了因缺乏防护措施，在电镀厂、缫丝厂中手臂严重受伤，连白骨都暴露出来的童工……

马海德的两位同学，在坚持了一年多后，返回了美国，而内心深受触动的他，选择留了下来。

在此期间，马海德结识了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在与两人的不断交往中，马海德逐步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海德在史沫特莱组织的一次聚会上邂逅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一直支持着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晚会上，宋庆龄对马海德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进步的医生，你能够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事情！”在此后的交往中，马海德与宋庆龄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国革命坚定的支持者。

▲晚年的宋庆龄在家中宴请马海德

“当时，父亲经常按照宋庆龄的嘱托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秘密支援共产党。他的私人诊所还成为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此外，他还经常利用医生的身份，完成了许多掩护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务。”周幼马讲述道。

1935年盛夏的一天，宋庆龄邀请马海德来到上海的寓所，秘密委托他一项任务——安全护送两位重要的客人登上一艘驶向苏联的船只。次日，马海德开车护送两人前往码头，尽管途中遭遇了重重检查，但马海德还是利用外籍人士的身份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

随后，一封由宋庆龄派专人送达的信函让他得知，自己所护送的竟是两位重要的中共高层，陈云、陈潭秋。

同年9月，陈云等人顺利抵达莫斯科，随后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过程的详细报告，填补了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因通讯中断而对中共内部情况了解的空白。这一报告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体，更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尊重。

因病人需要他，选择留在陕北

1936年春天，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的陕北中共革命根据地，医疗资源极度匮乏。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从陕北辗转告知宋庆龄，希望能邀请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陕北苏区创建医疗事业。宋庆龄将目光投向了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

一天夜晚，宋庆龄邀请马海德到了家里，向他转达了来自陕北苏区的特别邀请。马海德欣然同意。

同年6月，马海德踏上了前往陕北苏区的火车，在到达西安中转的时候，遇到了来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诺，一位对陕北向往已久的记者。受宋庆龄所托，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牧师董健吾和张学良随从副官刘鼎的帮助安排下，马海德和斯诺成功到达陕北苏区，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接待。

红军西征中，进驻宁夏豫旺堡地区，这里居住着大量回族群众，马海德不但热情地给当地百姓看病治疗，还因通晓阿拉伯语及文字，帮助红军战士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并指导红军战士写在墙上进行宣传等，得到了当地回族百姓的信任与尊重，有效帮助了红军与当地民众的融合。

▲马海德（右）与夫人周苏菲在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合影

周幼马表示，在豫旺堡的日子里，有人曾告诉父亲，外国名字读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希望父亲考虑起一个读起来更为通顺的中文名字。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表示，宁夏回族姓氏中“马”字极为普遍，建议父亲改姓为“马”。

父亲听完后欣然允诺，高兴地说：“马代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具有很好的寓意，我很喜欢‘马’，愿意把‘马’作为姓。后面的‘海德’则取自于父亲原来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他的中文名字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认可。于是‘马海德’这个中文名便传开了。”

四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陕北时，马海德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返回上海的原计划，选择留在陕北。他对斯诺说：“这里没有医生和医院，群众、病人需要我。我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一些贡献。”

周幼马回忆称，斯诺告诉父亲：“对于我们两个人而言，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

马海德恳请斯诺，在任何新闻报道及著作中都不要提及他的名字。随后，斯诺离去，写下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于隐去了马海德的信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清楚在斯诺的红色之旅中，还有一位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

1937年2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马海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他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

“在成为正式党员之前，组织安排他目睹了一位不幸被地主武装报复杀害的共产党员的遗体。组织上的人员对父亲说：‘你已经申请加入共产党，如果不幸被敌人俘虏，你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你真的决定加入我们吗？’那一刻，父亲感受到了斗争的惨烈，但他依然坚定地点了点头，表明了自己的入党决心。”周幼马补充说。

是和毛泽东一起吃饭最多的外国人

1937年初，马海德随部队进入陕北的延安地区。在延安，马海德除了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健康。

在长征途中邓颖超不幸患上了肺病，由于医疗条件匮乏，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身体状况不佳。在一次医疗检查结束后，邓颖超向马海德咨询治疗肺病的方法。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马海德便向邓颖超介绍了一个“土方法”：将窑洞的门板卸下来充当木板床，每天躺在门板上晒太阳。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竟然真的帮助邓颖超治愈了肺病。

周恩来在一次骑马时不幸跌落马下，导致右臂严重骨折。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手术。马海德经常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帮助他检查手臂伤势，并经常嘱咐工作人员帮助周恩来进行手臂的按摩，以此促进手臂的恢复。

周幼马表示，直到周恩来前往苏联接受了更为先进的治疗，手臂得到了较好的恢复。父亲才放下心来。

马海德当时还有一位重点医疗保护对象，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作息模式。为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马海德费尽心思。经常拉着毛泽东一起打麻将，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情绪、放松身心。

▲毛泽东与马海德

“父亲发现毛主席患有轻微风湿性关节炎后，还经常带着我，邀请毛主席户外散步。那时，延河和驻地附近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周幼马补充说：“有时，父亲还会邀请毛主席参加晚会活动，观看演出，帮助毛主席进行放松身心，活动身体。”

▲1944年马海德与周苏菲在延安

在长期的相处中，马海德不但成为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守护人”，还成为了与毛泽东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毛主席经常挂念父亲，如果时隔多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邀请我们一家到他的住处，高兴地说：‘再添俩菜，马大夫一家在我这吃饭’。可以说，父亲是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周幼马笑着说。在延安期间，兼任鲁迅艺术学院校医的马海德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与学院的学生周苏菲结为夫妻，婚后的两人生活美满。拥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幼马”。

卫生部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选择留在中国，并加入了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在马海德的中国国籍证明上签字批准。马海德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

“当卫生部设立了专家局并决定提高外国专家的薪酬时，父亲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外国专家名单之中，他坚决拒绝了这笔收入。父亲说：‘我是中国公民，不是外国专家。这笔钱我不能接受！’”周幼马回忆称。

1953年底，马海德在北京参与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该所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当时，梅毒的传播对百姓的健康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治疗性病，马海德每年都会带领医疗团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尤其是偏远地区，每次出行往往持续数月之久，从不缺席。

在马海德和广大医务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基本消灭性病这一震惊世界的成就。此后的马海德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消灭麻风病工作中。

麻风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病，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会遭受手脚畸形、溃疡、神经功能丧失等严重后果，甚至导致肢体功能完全丧失，这使得人们对这种疾病感到十分恐慌。

面对令人畏惧的麻风病，马海德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新性地将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转变为社会防治模式，并成功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麻风病治疗方法——强杀菌联合药疗。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累计确诊了超过50万名麻风病患者，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超过40万人得到了治愈。马海德为此付出的努力为我国的防治麻风病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海德与麻风病患者

“父亲和母亲经常带着我前往麻风病医院探望患者。在医院时，父亲从不穿戴隔离服。每逢遇到患者，他总是热情地握手并亲切问候。有时候，如果有患者请父亲喝水、吃水果，也从不拒绝。”周幼马还说，“在诊断过程中，他总会多次复查，以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即使有患者的脚底发生溃烂，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患者的脚抱在怀里，进行仔细的检查。”

晚年的马海德不幸被诊断出癌症，身体健康不断恶化，但他选择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即便，病情日益加重，躺在在病榻之上，但他坚持要求妻子周苏菲为他读来自各地的麻风病相关资料和信函。

一位来自偏远山区的麻风病患者在信中表达了自己面临的困境：缺乏食物和必需的医疗药品。听罢，马海德感到十分难过，泪水不断滑落，他随即让妻子回信帮助这些麻风病人。

这封充满同情和关怀的信件，竟成为了他生前口述的最后一封书信。

1988年9月23日，病榻上的马海德收到了卫生部授予的“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这一崇高荣誉。

决定把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国

然而不幸的是，仅过了10天，马海德停止了呼吸，享年78岁。临终前，马海德还在牵挂着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

在马海德逝世后，根据马海德的遗愿，骨灰共分为三份，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由他的妻子周苏菲带到美国，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中；还有一部分则按他的生前意愿撒入延安的延河。

▲马海德一家人

谈及因何未选择从事医疗工作，而选择摄影工作的缘由，周幼马解释说：“小时候的我比较淘气、爱玩，平时喜欢拿着家里的相机四处拍照和摄影，在学习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甚至一度连高中毕业都出现了困难。”

“自己曾经想过学习医学，以后成为一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但当父亲知道了这一想法后，摇了摇头，告诉我说‘孩子，要成为医生需要掌握大量的医学知识，你的学习基础不够扎实，不适合学习医学。要知道，如果一名摄影师拍坏了照片，还可以重拍。但若当了医生，治病救人可没有第二次机会呀’。”周幼马补充说。

于是，周幼马从事了摄影领域的相关工作，成为了一位摄影师，并有幸担任了宋庆龄最后10年的私人拍摄工作，而他还在业余时间拍摄记录了很多长城影像，可称得上是资深的长城摄影家。

“父亲去世前，曾躺在病床上拉着我妈妈的手说：‘好妹子，我就想办这一件事儿，拿一笔钱，奖励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他们非常苦。’”周幼马最后说。

马海德逝世后，妻子周苏菲将丈夫生前留给她用于晚年生活的积蓄慷慨捐出，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她以这种方式继续推动丈夫生前致力于的麻风病防治事业，以此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据资料显示，从1989年至今，“马海德基金会”每年表彰10名优秀人物，虽然奖金有限，但马海德的威望令该奖项成为医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撰文：封国浩、陈威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