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行政制度呈现明显的“双轨制”，一套是由文官组成官僚系统（朝廷）。独立于朝廷之外，还运行着一套以司礼监和东厂为代表的宦官系统。那么他们谁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呢？

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明太祖宝训》

虽然朱元璋总摆出绝不允许宦官干政的姿态，但是明朝宦官获权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什么呢？

历朝历代由文官组建的朝廷都不喜欢皇帝直接干预政务（无为而治），这并不是文官集团抢夺皇权，是一个皇朝的稳定运营需要尽可能地依据已有的规章和律法。而至高皇权直接发号施令，恰恰最易破坏这种平衡。

朱元璋取消丞相制度后，让皇权大幅度摆脱朝廷的束缚，也让皇帝的权力欲得到极大释放。皇权放纵的方式就是通过身边的宦官，直接干预皇朝事务、施行自己意愿，这也是明朝宦官能够得权得势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宦官虽然可以帮助皇帝施展权力，但一些缺陷会让他们的“协助”演变为皇朝的祸乱。

首先，这个缺陷不是一些朋友认为的宦官文化水平和能力不如文官。

明宣宗不仅设内书堂教授宦官们读书而且规格很高，从翰林院挑选优秀学士充任讲师（很多宦官都是内阁大学士的学生）。宦官们在辅助皇帝理政过程中，也会大量查阅、比对之前各类政务的记录、档案，代替皇帝和前朝官员接洽等等，宦官们据此也能获得高规格的政务锻炼。

所以在明朝“参政宦官”这个群体的文化水平以及理政能力并不低，甚至不亚于外朝的文官，宦官们是差在他们这个“系统”结构不健全。

宦官这个系统有组织核心，但不像文官朝廷，既没有六部那样的组织中坚，也没有深入府县的基层力量。

这导致宦官们有能力协助皇帝执行内容清晰、条理明确的政务，即朱元璋说的“给使令、传命令”，没能力执行涉及到“面”的系统性政令。

例如宦官们可以圆满的完成监视将领的监军任务、监视某些地方官员或组织的镇守任务，但让这些宦官去负责一场军事行动的后勤事务或者某个地方的整体性管理，那么结果大概率会是一塌糊涂。

因为这种系统性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临时空降一群人可以完成的。它们的执行往往需要对相关事务、地方情势有一定了解并稳定运行的组织和规章（律法）。

这个缺陷不论所谓的“宦官集团”知道不知道，他们肯定没有能力去弥补，因为皇帝不允许他们成长为如文官朝廷那样遍及皇朝各个角落的“新系统”。

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让宦官只做力所能及的事呢？因为皇权得到了极大释放，皇帝们无法克制自己施展皇权的欲望。

所以明英宗为效仿父祖的雄图霸业，让王振协助自己御驾亲征。明宪宗为了拿回人事权，通过宦官搞传俸官制度。明神宗为了让手头资金更充裕，委任宦官们去各地做矿税使。武宗和熹宗为了让自己不被政务拖累、影响，委托宦官们去管理皇朝 ……

这些行为最后导致的乱局、乱像真的可以直接定义为阉宦之祸么？

而由文官组成的朝廷虽然庞大且精细，但在明初就被太祖给“阉割”了。太祖关闭中书省后，朝廷也失去了政务的决策权，整个朝廷在事实上沦为皇权之下的执行机构。

朝廷失去决策权，给文官们带来了很大的尴尬。他们无法决定政令的发出，但又需要对政务处理的结果负责，但最后的锅又不能往皇帝头上扣。所以明朝有个现象，政绩比较出色的官员大多和内廷宦官们关系密切。

因为通过他们可以和皇权沟通，获取利于自己操作的政令。例如宣德、正统两朝在南直隶经济改革搞得相当出色的周忱，不仅常和内廷大佬王振通信联络感情，还自称“徒孙”。正德朝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也和“名阉”刘瑾关系不错。

一些朋友觉得明朝有内阁，相当于朝廷变相又有了丞相或者决策权，但事实并不如此。

首先，内阁并没有决策权。明朝内阁的主要权力“票拟”，其实是一种“建议权”。对于内阁的票拟，皇帝完全可以选择不同意或者不采纳。

为了回避这种尴尬，明朝的大学士们在票拟之前，常常会通过私下传小纸条即“揭帖”，和皇帝沟通达成一致后，才给出正式的票拟意见。这才是明朝皇帝们一般不反对内阁票拟的真正原因，因为内阁的票拟基本就是他们的原意。

其次，与其说内阁是朝廷的人，不如说内阁是皇帝的人。

明朝有个专属名词“阁部之争”，即六部和内阁之间的权力争斗。这场以“人事权”核心的斗争基本贯穿明朝始终，足以说明内阁和文官朝廷并不是一路人。万历二十年，内阁首辅王锡爵和吏部考功司主事顾宪成的对话，也充分表明内阁和外朝之间的裂痕。

（王锡爵）近有怪事，知之乎？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顾宪成）外间亦有怪事。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而幕后操作者，其实就是明朝的皇帝们。

皇帝通过让大学士兼职六部官职，帮助内阁侵蚀外朝各部权力。通过不召见外朝官员的行为，迫使外朝官员通过内阁和宦官与自己沟通。皇帝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内阁进一步控制朝廷，以让自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行使皇权。

注：明朝皇帝除朝会外，数年不召见外朝官员（包括内阁大学士）是常态。官员们一般只能通过公文与皇帝联系，内阁大学士们多一种手段，可以通过宦官和皇帝传递“揭帖”。直到明末崇祯创建“平台召对”制度，外朝官员才有了单独觐见的渠道。

不仅用内阁压制朝廷，皇帝们还通过内阁“劣化”朝廷。

明世宗开创内阁首辅制度并将票拟权独授于首辅，这就在全体文官头上悬起了诱饵。为了进入内阁并成为首辅，不仅外朝官员们斗争，内阁大学士们也开始互相挤兑。而且很快就演变为拉帮结派的群斗，这其实也是明朝“党争”的起源。

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皇权收敛，整个皇朝也开始趋于平和。但万历亲政后为君之欲大涨，在皇权的拨弄下，内阁开始频繁变动，朝廷的斗争也愈发激化。最终导致皇朝不少政务处理趋于瘫痪，皇朝覆灭的祸根也被埋下。

到了天启朝，虽然皇权通过宦官消灭了外朝党争（统一为阉党了），但是皇朝并未获取复苏的机会。因为不受限制的皇权，只会让皇帝尽情释放自我欲望，而天启的主要心思并不在中兴皇朝上。

到了崇祯朝初，皇朝不仅消除了党争还清除了“干政”的宦官，更重要的是皇权还一门心思地用在治理皇朝上。眼见崇祯不停发号施令，但一番炒作猛如虎，结果明朝被彻底盖上了棺材板。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其实明朝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皇朝的覆灭不怪宦官，也不是怪文官，该怪那不受控制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