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的州（联邦主体）相较于西欧国家在政治分散性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俄罗斯自沙皇时代便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通过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维系庞大领土的统一。苏联时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尽管名义上是联邦制，但实际权力高度集中于莫斯科。这种历史惯性延续至今，即使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地方自治，中央仍通过财政、行政和安全手段保持对地方的控制。
西欧在中世纪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制度，地方领主、城市联盟（如汉萨同盟）和教会拥有较大自治权。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许多地区（如德国各邦、意大利城邦）通过联邦制或地方分权保留了自治传统，例如德国的联邦州（Länder）至今享有高度立法权。
俄罗斯的“大陆型国家”特征**：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横跨欧亚，地理环境复杂（如西伯利亚的严寒与偏远）。历史上，中央集权被视为防止分裂、保障边疆安全和经济资源调配的必要手段。分散治理可能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或边疆失控（如车臣分离主义）。
西欧国家领土相对较小，地理连通性高，历史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这种环境更易催生地方自治和权力制衡的传统，例如瑞士的州（Cantons）或西班牙的自治区。
尽管俄罗斯宪法规定为联邦制，但普京时代通过改革（如取消地方领导人直选、设立联邦管区）大幅削弱了地方自主权。联邦主体（州、共和国等）在财政和立法上高度依赖中央，实际权力集中于总统办公厅和联邦政府。
德国、瑞士等国的联邦制赋予地方真正的立法和财政权，例如德国各州在教育、警务等领域拥有自主权，甚至能影响联邦决策（通过联邦参议院）。欧盟的多层治理体系也鼓励地方参与跨国合作，进一步强化分权逻辑。
俄罗斯联邦内有22个民族共和国和多个自治区域，但中央通过“主权换补贴”模式（以经济支持换取政治忠诚）和强力压制分离主义（如两次车臣战争）维持统一。民族自治更多是象征性的，实际决策权有限。西欧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通过权力下放应对地方民族主义（苏格兰、加泰罗尼亚、佛兰德等），形成“不对称联邦制”或“地区自治”。这种模式允许地方在语言、文化政策上拥有更大自主权，但俄罗斯对此类诉求的容忍度较低。
俄罗斯的资源依赖与中央控制**：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如石油、天然气），这些资源由国有企业和中央直接控制的寡头集团掌握。地方经济自主性弱，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威。西欧工业化较早，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经济（如德国的制造业集群、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网络），地方财政独立性较强，能够支持分权治理。
面对北约东扩、西方制裁等地缘压力，俄罗斯精英阶层倾向于强化中央集权以应对外部威胁，避免内部动荡被外部势力利用。欧盟框架下，主权国家让渡部分权力给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同时地方通过“地区委员会”等机制直接参与欧盟事务，形成“多层治理”。这种环境既促进国家间合作，也支持地方分权。俄罗斯联邦的“弱联邦制”和西欧的“强分权”模式，本质上是不同历史路径的产物。
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传统、地理现实和安全焦虑使其更倾向于“可控的地方自治”，而西欧的封建遗产、经济多元化和一体化进程则推动了分权治理的深化。未来，随着内部民族问题、经济转型和外部压力的变化，俄罗斯的地方治理模式可能面临调整，但其历史惯性仍将是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