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曹和平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诗，也就是胡适先生新诗的尝试之作《两只蝴蝶》改写成一首四句七言诗。

他认为，胡适写的《两只蝴蝶》既没有价值，更没有意义。

由于这个经济学教授在网上还算是小有名气，所以这篇并不算长的文字和他那时候改的并不上高明的七言诗便有不少人在下面留言评论说：

胡适的诗确实没有价值，更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意义。

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这位教授和下面的评论之后，写了两篇文章，对《两只蝴蝶》与胡适《尝试集》及其整个新诗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但似有未尽之处。

《两只蝴蝶》原题《窗上有所见口占》。

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的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工具变迁的历史，一部活文字代替死文字的历史。

因此，他主张用充满生命力的白话文代替已经半死不活的文言文。

胡适的主张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梅光迪等同学好友的反对。

当时思想准备尚不充足的他虽然极力论辩，但仍旧没有能说服对方。

一时间，胡适陷入了难遇知音，无人理解的孤独，恰巧在这时，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因为要外出学习美术，也离开了。

思想上无人理解的孤独，生活中无人陪伴的寂寞，促使胡适在看到两只蝴蝶之后用白话写下来这样一首诗：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种水平的诗，不要说现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就是稍微读过一些诗歌的学龄前儿童，大概也可以仿写几首。

这是诟病《两只蝴蝶》的人最常用的一种论调。其实，早在百年以前，也就是这首诗刚问世不久，就已经有人用《两只蝴蝶》调侃胡适。

据说，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著名学者黄侃上课的第一件事，不是先让学生们打开课本，而是要听他痛批胡适。

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句“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说：

“你们看，这是什么话，现在居然有大学教员作这样的诗。”

就此，黄侃还给胡适起了一个“黄蝴蝶”的绰号。

无论是现代人说胡适写的诗不如三岁小孩，还是当时的人嫌弃他水平低，归根结底都是在嘲讽胡适诗写得不好。

说实在的，笔者实在不知道这些人在嘲讽胡适什么，胡适自己早就明明白白说过自己不是一个诗人，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家。

他曾坦言，文学是他的娱乐，而写诗，尤其是写新诗只是在尝试一种新形式，是“但开风气不为先”。

有很多人说，像胡适各种诗我一口气能写出好几百首，笔者也相信，像这种水平的诗，的确有人能写出好几百首。

但问题在于，现在能写出来好几百首的人，放在胡适那个时代未必写得出来，未必敢写出来。

正如白话不是胡适所创制的，白话诗在胡适之前也绝非无迹可寻。

比如每当笔者说《两只蝴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诗的时候，总有人举出唐代张打油的《雪》：

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这不也是大白话？

这首诗是白话不假，但它能代表诗歌的主流吗？能登大雅之堂？

一言以蔽之，《两只蝴蝶》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能被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写出来，而在于它能在那个时代被胡适写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历史学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仅不会嘲笑原始时代的人类用木器和石器作为工具，反而会惊叹和感谢他们开始使用工具，哪怕这种工具简陋不堪。

无论是最早的工具使用者，还是最早的文学创作者，他们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拥有多么成熟的技术和技巧，而在于他们做了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而作为后人的我们，站在一代又一代前人的肩膀上，理应比他们做得更好。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年胡适写出《两只蝴蝶》这样的诗并不可笑，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谁再以写出这样的诗为荣，那就十分可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