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属于较为关键的时期，该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学等方面，都经历着巨大变化。战争频繁与政权更迭，使得南北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南方书法主要承袭东晋以“二王”为代表的新体书风。而北方的书法发展与南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是因为当时的文化中心随着世家大族转移至南方，二是北方的文人介入甚少，所以依然沿用的是魏晋质朴滞重的用笔方法，所以北方书法的发展远不如南方兴盛。

但随着北魏的“汉化”，北朝书法开始注入南方的血液，尤其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改制”，使得北方朝野上下形成了慕尚南朝之风，南朝书法开始在北方具有了指导性的地位，并逐渐成为北魏的主流书风。这不仅反映在士大夫阶层的好尚，也在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等当时的书迹上都有所反映，也造就了北朝铭石书的特定风格。

西晋灭亡，随着京洛玄学名士举家南渡，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随之向江南一带转移。东晋灭亡，南方宋、齐、梁、陈，画江而守；北方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跨河而治，各自为政。割据之势形成，对文化的崇尚也渐渐有了差别。而作为文字书写技艺的书法，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分裂，南北互相对峙，南北双方在各方面都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发展状况，而这种现象也造成了南、北书法发展的差异性。南方书法流美潇洒，承袭东晋以“二王新体”为代表的主流书风，更多注重书法的艺术性。北朝方面，则书风相对保守，依旧是沿着西晋质朴之风的“钟书旧体”为主流，更多注重书法的实用性。

南北书风的差异实际是指“二王新体”与“钟书旧体”之分。这种发展在南北朝对峙局面逐渐稳定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了突破，即江左书风的北传。随着北周的统一，南朝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又一次成为了主流。

交流的前提是差异。唐长孺先生曾在《南北学风的差异》一文中提及南北学风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学风的差异，便也包括文化上的差异、书风上的差异等方面。所以，南北朝就书法上的交流而言，可以说是南朝向北朝的回流。

在长时期南北分裂这一状态下，江左一带不仅承袭了新兴的文化风尚，而且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相比而言，北方地区则民族凭凌，文化衰落，书风保守。但之后随着北魏汉化日渐深入，开始了致力于学习南朝以二王为代表的新书风。

在南北朝书法交流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南北朝书法交流的途径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使臣交聘与士人迁徙。入北的南朝士人对北魏汉化进程的推动，和南朝书法的北传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在“北魏汉化”过程中，北方并非全面照搬南朝书风，但是通过南朝入北士人这一媒介，促使了北方对南朝新体更加深入的学习与汲取。

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之所以能够产生交流与互动，最为根本的，应该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即北魏帝王贵胄的“汉化”。北魏的汉化改制，以迁都洛阳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王朝，所以，胡化的社会风俗占据主导地位。北魏前期，自拓跋珪从草原迁都平城开始，北魏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出现了人数相差甚大，而且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浓厚的汉文化氛围下，就决定了北魏自建立开始就会产生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汉化过程。

随着北魏版图的逐渐扩张，汉人比例的不断扩大，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依附于北魏的汉族士人。随着拓拔氏势力南下，对汉族文化及汉族士人的需求增加，道武帝时期就初步扩大了朝中的汉人规模。张兖提倡“文德要与武功俱运”，希望重武轻文的现象可以有所改变。而这一建议也被明元帝所采纳，“隆基固本，内和外辑”。此政策一直延续到太武帝时期。

北魏前期的汉化，是从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时期的被动，转向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主动化。公元439年，太武帝统一北方，为了政权的稳定，他开始吸纳北方汉族士人进入到北魏政权中，所以太武帝采取了进一步扩大对汉族士人的征召。

由于汉族与鲜卑族这二者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至于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和汉族文人间是有矛盾所在的。北魏统治者在武力上虽然征服了汉族地区，但文化上却落后于汉人；而汉族文人则认为自己文化上优越于北魏统治者，所以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轻视心理，但又不得不臣服于北魏统治者。

孝文帝时期，北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汉化过程。太和年间，是北朝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北魏正统意识加强，且进入了一个新的自觉性、主动性的汉化时期。因为当时北方的军事实力要强于南方，所以统治者需要在文化上塑造正统形象，故孝文帝推行汉化的程度要远胜于他的前辈，而且这一时期的汉化多针对南朝。

《魏书·文苑传序》记载：“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遂使衣冠仰止，咸慕新风。”

“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中的“新风”，就是指汉化之风，即南朝风尚。故孝文帝在文学艺术上，主要是取法借鉴南朝之风尚。因为南朝在文学艺术方面延续了魏晋以来的发展轨迹，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反观北朝，则是长期处于文化艺术殄灭的状态中。所以孝文帝提倡文化艺术，自然会注意吸取南朝文学艺术的养分。

孝文帝对汉化的推行，尤其表现在迁都洛阳之后，易汉服、讲汉语、改汉姓、兴办学校、尊儒崇经、恢复礼乐等等。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不仅是从生活习俗方面进行改革，文化上也同样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传播，浓厚的汉文化氛围在鲜卑贵族中培养起来。

《魏书·元顺传》记载：“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北魏后期学习的字书也和之前不一样。迁洛之前，北魏通行的字书是汉朝以来广为流行的《急就篇》，而且多是北方书家崔浩的写本。在迁洛之后，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了北方。因为冠有王羲之的名字，所以推测《小学篇》应该属于南朝人集字王羲之书法的蒙学课本。而皇室弟子蒙学课本的改变，说明北方在书法教育方面也在向南朝看齐。

孝文帝重视南朝文化，在书法艺术上也表现出南朝化之倾向，进而开启了南书北传的时代趋势。这对北朝碑刻的取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汉化之风的影响下，北朝开始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洛阳体，而且与南朝新体有很多相似之处。

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政权对峙，战争频繁，但二者之间的交流活动基本没有中断。其中聘使之间的往来，是南北书法艺术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虽然交流更多是政治性质的，但也必然会带动南北双方文化上的交流，而这也正是南朝书法北传的契机。

南北聘使往来在当时属于文化交流的正式途径，而聘使往来对于南北双方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战争时期，聘使们主要负责两国之间议和通好的政治任务。而和平时期，聘使则更多的是以考察国情为主，从而为国内发展作参考。

作为南北朝双方交流的中介，所派遣的使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孝文帝即位后，选择使节尤其注重门第和文采，每一次聘使往来都会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这为南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直接的桥梁与纽带，从而形成南北文化交流的热潮。如公元491年，孝文帝派遣蒋少游至南齐，目的是为了观摩南朝的“京师宫殿楷式”，从而在宫殿建筑样式方面加以效仿。

南北朝时期，双方互派使臣的次数大体相当，南方略微多于北方。南齐派遣北魏的使节相比刘宋来说更频繁，这一时期南北间的交流之势明显增强，双方交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局势影响或偶有中断，但总体上的往来是较为频繁的。尤其是在孝文帝执政期间，南北交聘日渐频繁，更好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流渠道，这也是南朝书法渐盛于北朝的原因所在。

对于南北双方文化艺术交流的途径，除官方间的使臣交聘外，这一时期大量的士人迁徙与流亡，也对南北双方文学艺术上的交流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在刘宋北伐、孝文帝南伐、南梁侯景之乱等这些战役中，士人主动或者被动的流亡这一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北双方之间文化的交流，其中也包括书法艺术的交流与传播。

《北史·王肃列传》记载：“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孝文帝时幸邺，闻其至，虚衿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帝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

除了“南人北奔”与“由北投南”士人流亡的事例外，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平齐民迁徙平城”一事，也给北朝带来了优秀的南朝文化。在这些“平齐民”中，有刘芳、崔光及后来逃回到南方的刘孝标等人，他们当中就有一些从事佣书的士族子弟，对南朝书法的北传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侯景之乱后，大批南朝文士由南入北。公元554年，江陵陷落，南朝诸多文士进入西魏，南朝这些著名文士的到来必然会对北朝书坛产生影响，从而促进南朝新体对北朝碑志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要属西魏末年入关的王褒，在他入关之后，在北周还形成了以赵文深在内的北方贵游竞相学习褒书的局面，受到了北朝社会的强烈追捧。

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法风格并非如清代碑学书家所说的“绝不相类”、“不相通习”。南北书法原本所宗同源。而在晋室南迁之后，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楷书的发展已高度成熟，并形成了妍美的新风尚，北方书法则还处于楷隶之变的非成熟楷体，且保持着古朴厚重之风，南北差异显著。

一直以来，北方雄强劲健的风格与南方温雅风流的特质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在一起，其实不然。南北之间通过人员的往来、战争的争夺等各种途径，始终未曾间断过交流，而且随着这种交流的渐趋广泛与深入，就文化风尚而言，以南风北渐为突出。

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制，通过各种方式汲取南朝先进的文化风尚，使得北朝效仿、借鉴江左新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南派楷书在北方开始具有了指导性的地位，并与北朝形成了书法上的承袭关系，南北差异缩小。而北朝在学习、借鉴南朝新体书风的同时，又将中原古法融合其中，再加上刀刻的加工，从而形成了北碑书法的独特面貌。

参考文献：

[1]萧子显.《南齐书》.

[2]姚思廉.《陈书》.

[3]房玄龄.《晋书》.

[4]李延寿.《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