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某日，香港九龙沙田警署接到一通举报制毒的电话。

只是，这是一通很奇怪的电话——

举报人只说了制毒地点的具体位置，而对于警方继续询问的其他消息，他都选择了闭口不谈，包括他自己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获取该消息的途径等。

虽然神秘人这边的身份难以确认，但接到制毒这样涉嫌严重违法的举报，警方也是不得不赶紧处理。

随后，警方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电话里那个神秘人提供给的地址——作壆坑村33号楼，这是一栋香港很常见的三层小楼。

一楼住户很快就给警方打开了铁门，不过，当警方想要继续往上时，却发现又有一道铁门隔在了上往二楼的通道之上。

经警方询问，一楼住户对楼上租客的信息并不清楚，只知道大概是住着一男一女，看着还算年轻，应该是情侣关系。

几次尝试敲门后无果，警方决定采用强制撬锁措施，不过没等警方开始操作，从二楼就下来了一个男人。

他面对警方说接到举报说此处有人制毒的指控，只是一味地大喊冤枉，说自己是从来就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警方显然不会只听她这些空口白牙的解释就将此事作罢，毕竟制毒贩毒，那可是大罪。

随后警方不顾男人拦阻，强行进入屋内进行搜查，兵分两路，一部分对二楼进行地毯式搜查，另一部分警察，则是上到三楼进行搜查。

果然，警方在二楼见到了一个女人，经男人说明，男人叫黄大卫，女人叫余慕玲，他俩确实是情侣关系，暂时租住在这里，而且男人还特意强调了自己的身份是美籍华人。

只是，警方在二楼并没有发现任何制毒痕迹以及制毒可能用到的设备工具。

警方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自己“被耍了”，想着那个打电话举报的“神秘人”太多诡异反常的举动，警方甚至觉得那人可能就是个“神经病”，发病了，就正好拨通了警察局电话，之后的那些举动，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要不然就是那些对于香港警方怀有莫名仇视情绪的市民故意“恶作剧”，在当时香港，这样“恶作剧报警”的情况也确实不在少数。

不过，还没等二楼警察的那股“遭遇被耍”的愤怒之火正式燃起来，就听到之前上到三楼的警察大喊道，“大家快来三楼，浴室这边有情况！！”

上到三楼，“未见其形，先闻其味”，整个三楼充斥着一股恶臭，循着恶臭方向，很快就锁定了它来源于浴室。

等进到浴室，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此时的浴室浴缸里，居然还放了一个加盖的大铁箱，这显然不是该出现在浴室里的东西。更关键是，但凡是鼻子嗅觉正常的话，在场的大家都闻到了，那股恶臭就是来源于那个铁箱之内。

没开箱之前，警方便问黄大卫和余慕玲铁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不过二人对此均是沉默，脸色明显变得煞白慌张。

绝对有猫腻，而且侦案日久的警方，从这股恶臭里，也早就想到了那两个可怕的字眼——

人尸。

果不其然，等到铁箱被打开，居然发现铁箱内盛满了黄色的腐蚀性液体，还有一具只剩上半身的女尸正“漂浮”其中，任是经历了许多凶案现场的警察，面对眼前此状，依旧感到惊悚非常。

至此，案件性质陡转，制毒案成了杀人毁尸案。之后警方从二楼和三楼，找到了含有镪水残留液的玻璃器皿以及多罐已经使用完毕的空气清新剂，要知道，这些东西都属于化学累物品，尤其是镪水，再结合那被溶掉的女尸，不难猜测，这些东西，都曾经“参与”过女尸被溶的过程，但这些证物上，均没有提取到黄大卫和余慕玲的指纹。

与此同时，法医那边的尸检报告也已经给出：女尸左太阳穴位置有洞穿伤，应该是遭遇锐器刺击造成，作案工具影视是改锥之类的金属工具，但由于整具尸体在高腐蚀溶液中浸泡过久，此洞穿伤是生前击杀形成还是死后毁尸形成，难以确定。

但事到此处，该具女尸是“被害”而非“自杀”的定论应该就可以形成了，毕竟一般情况下，谁会将正常死亡或者意外去世的尸体做溶蚀处理，而且还是放在自家浴室，还故意弄个铁箱子伪装藏尸。

除非，手上溅血，心中有鬼。

确认了谋杀可能，首要嫌疑人，自然是案发时，租住在二楼和三楼的那一对情侣——黄大卫和余慕玲了。

不过这情侣二人面对审讯，倒是心有灵犀地默契非常——除了破绽百出的谎话连篇，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沉默不语。弄得警方极度崩溃。

而且，黄大卫还有着美籍华人的身份，考虑到外交层面的国际影响，香港警方确实不太方便对黄大卫采取“大记忆恢复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