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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河北保定体育场从上午10点开始就陆陆续续挤满了人。
2月10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而来，其中不乏一些高官和领导人物，包括河北省的领导、保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体育场坐满了两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公审大会开始了。
中午12点，法院院长宋志毅来到主席台前，台上拉着一条巨大的横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这次公审的主角刘青山，曾经是石家庄的市委副书记，而张子善，则是天津的地委书记。
在他们执行死刑之后，他们的后代纷纷来申冤，结果又如何呢？
后代的伸冤刘青山和张子善最终依法被枪决，党组织还是对他们的家人有一定的照顾和补贴，一个月的补贴还算宽裕，而随后，党中央几乎支付了二人孩子的所有教育经费，一直到长大成人。
但等他们长大后，却声称要为自己的父亲鸣冤。
子女们声称，当初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程序上是有一些问题的，逮捕和审判的程序都不够完善，也没有给二人申辩的机会。
在二人子女的眼中，他们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干部，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在这副面具的背后，自己的父亲是巨贪的贪污犯。
有些人还要给二人完全翻案，将他们塑造成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然而在后代们找到当初举报父亲的李克才之后，面对李克才拿出的厚厚的证据，他们的脸上才逐渐出现了痛苦的面容。
李克才叹了一口气，这铁证如山的罪证，要如何才能洗的清呢？
敬业的共产党人1916年，刘青山出生在河北，在他1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在热血沸腾的年纪，刘青山心中对于革命的期待和向往还处在上升阶段，不久后，他又跟随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参加了暴乱的活动。
但可惜的是这次暴动以失败告终，而刘青山却因为年龄小而逃过了被枪杀的结局，侥幸存活下来的刘青山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理想抱负，在革命的事业中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凭借着在部队里出色的表现，很快，他就被提拔为河北省大城县的组织部部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军中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
就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张子善，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日后竟然会成为拉他下水的人。
张子善和刘青山是老乡，只比刘青山大两岁，两人相近的年龄和老乡的关系，一下就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在交谈之中，刘青山知道了一些让他肃然起敬的事，张子善20岁的时候因为在师范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游行活动而被国民党逮捕，可是张子善并没有屈服，在狱中，张子善不屈不挠，甚至以绝食表示抗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子善趁乱逃出了监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党中央的组织根据地，随后继续和大部队一起参加革命事业。
张子善虽然文化水平很高，为人看上去一副正派的模样，为人丝毫没有一点架子，这让刘青山和他交谈起来很是舒服。
而认识张子善的人也都对他一致好评，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也都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性格也很好相处。
1949年，刘青山顺利当上了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他又被调到石家庄市委，登上了第一副书记的高位。
而张子善也被一路提拔，最终成为了天津地委书记。
由于两人之前就是战友，后来，又被安排到一起工作，起初刘青山是十分开心的，两人知根知底，又有这么多年的交情，工作配合起来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对老搭档、老战友，为中国革命建设添砖加瓦的老党员，竟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并且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悄然的转变也许有些转变是不为人察觉的，是潜移默化的，而这一切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
张子善自从担任天津地委副书记之后，整个人的习惯和作风都有了很大的转变，据他的同事和战友回忆，原先他可以穿一件大衣穿很久，都很旧了也舍不得换，可是上任之后，就没见他穿过一样的衣服，每天不是礼服，就是动物的毛大衣。
还有的人说：“他以前一直都是抽废纸卷的烟，但是现在根本都不看一眼了，每天抽的烟，牌子我们都不认识，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也许是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也有可能是一下就脱离了艰苦的作战环境，而作为张子善的好友，必然要有福同享了。
刘青山的转变也是巨大的，上任不久之后，刘青山就把自己原来在机关大院的小住所换成了花园式的小洋楼，还煞有介事地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刘公馆”。
在天津工作仅仅两年的刘青山，早就迷失在各个级别的领导给他送来的迷魂汤里，原本他是没有抽烟喝酒这些不良习惯的，于是刚开始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总是无从下手，但还是让他们发现了破绽。
刘青山虽然烟酒不沾，但对建筑特别喜欢，普通的建筑当然入不了刘青山的眼，他看上的是张学良留下来的别墅。
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将张学良的别墅送给了刘青山，这就是“刘公馆”的来历。
而这栋小洋楼所在的天津马场道原本是英国扩展租借跟随赛马场而建立的，两边都是英式的建筑，和常德道、重庆道、大理道的风格类似，一起被称为“五大道”。
而在天津人中，都流传着这位刘青山的名言——“我辛辛苦苦干革命这么多年，享受一下不是应该的吗？”
在身边人看来，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平时生活中花钱大手大脚，仅仅人们看得到的开销，就远远超过了他们应有的薪水。
除了要吃好喝好住好，刘青山和张子善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在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新升级。
当时，天津地委机关有一辆从美国缴获的吉普车，刘青山毫不客气地将它占为己有，但后来，他又嫌弃这辆车太过于老旧，于是花了将近4个亿的机关经费，从香港特地进口了两辆最新的美式轿车，一辆自己用，一辆用来贿赂更高级的领导，以便掩人耳目。
张子善更是直接挪用当地的粮款将近9亿元，买了五辆轿车用，他每个月还要用公款买高级香烟至少8条，如果宴请客人吃饭，菜必须至少要8个，多的可以有16个菜，更有甚者，加上请客人看戏、搓澡吃饭，一套流程下来可以花费100多万。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普遍困难时期，刘青山一个人就将公款挥霍了超过18个亿，在当时，可以买小米110万斤，而张子善则挥霍了超过19个亿，可以买小米116万斤。
全国人民都在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生活，而这两人将这些血汗钱全部挥霍在玩乐上，刘青山甚至因为为了缓解胃病的疼痛而服用吗啡，因此染上了毒瘾。
渐渐地，二人的名声就传扬了出去，大家都流传着一种说法，领导要是有什么事，都必须通过张子善和刘青山去办，而两人就趁此机会挪用公款，有时候直接送现金贿赂各级领导。
这样腐败的风气逐渐弥散开来，终于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正义的发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做这吃螃蟹的第一人，可是，此时，李克才站了出来。
李克才是张子善的副手，但他和张子善不同，他对于张子善和刘青山二人的疯狂敛财和贪污行为简直就是嗤之以鼻，而且十分厌恶。
于是，他也想肃清一下这种歪风邪气，可是他要去哪里告状呢？天津几乎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了，于是李克才决定将诉状直接告上河北省政府。
李克才义愤填膺地在诉状里披露了张子善在机关生产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违规之处，但没想到河北省政府也被张子善和刘青山的势力渗透了，副主席在看完这封举报信后，第一反应并不是向省委政府汇报，而是私下对张子善进行了口头警告。
这位副主席还告诉张子善，要提防身边的李克才，就是他来举报的。
张子善一听怒气冲冲，转身就把李克才怒批一顿，但李克才并没有放弃，而是再一次找到河北省委反映了这个情况，但得到的回应仍然毫无用处，甚至领导们都劝李克才，还是和刘青山他们搞好关系。
李克才不甘心，坚持不懈地给省委组织部汇报，有一天，他亲自来到了省委，和副书记当面汇报了这个事情，副书记知道后大吃一惊，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来天津调查李克才所举报的这些内容。
1951年11月21日，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才突然在会议上站起来，当着全场将近900名代表的面，揭发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问题。
而就在会议期间，省委决定逮捕张子善和刘青山。
刘青山被抓的时候还在狡辩：“我有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抓我！难道还能开除我党籍？”
12月4日，两人均被抓捕归案，并且剥夺党籍。
抓捕不是难事，难的是，要怎么量刑？
开国第一刀毛主席收到二人的判决书后，坐在椅子上思考了许久，刘青山二人贪污的总数额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71.6亿元，就在眼皮底下，老共产党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当时很多人的意见是判死刑，但二人的身份实在特殊，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功勋，此时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是功不抵过，还是手下留情呢？
河北省委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判处死刑，最终，难题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众人的意见是，刘青山和张子善跟普通的贪污犯还有点区别，他们的金额实在是太大了，对于这种特大贪污犯，无论之前有多大的功劳，都不可饶恕。
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要清多少，对他们坐视不理，是降低党的威信，清理他们，是提升党的威信。
同时，毛主席还征求天津地区群众和干部的意见，结果表明，同意执行死刑的人占比超过百分之九十六。
毛主席表示：“正是因为这两人，地位高，权力大，更是要以身作则，犯了错误更是要重罚，只有杀鸡儆猴，才可以挽救成百上千个有类似错误的干部。”
在处决的当天，张子善和刘青山二人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尽管他们要求再见一面当时的领导人，但都被拒绝了。
刘青山后悔地说：“当初闹革命都没有死刑，现如今这样的下场，死还有什么意思呢？”
执行死刑的时候，刘青山才30岁，正是大好的年纪，家里还有可爱的儿女和妻子，现如今他要奔赴这样悲惨的结局，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二人的死刑就是他们最终的归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对于要给刘青山二人翻案的人来说，或许这“共和国的第一刀”有些许瑕疵，但毕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大案，很多制度都没有完善，也没有相应的量刑原则。
但反腐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建立的反腐制度越来越完善，相信其中的流程和手续也会更加让人信服，我国的反腐事业还在继续，也许制度法条会一直改变，但不变的是我们反贪污腐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