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晚年退休后，谈论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而在他的闲谈中，从来难掩对毛主席的感激敬佩和深厚感情。

史料记载，1987年夏天，纪登奎到贵州调研，一到贵州，他就让当地的同志找来了《贵州省情》、《贵州风物志》等资料，以便了解贵州这些年来的情况。

纪登奎翻开其中一本书，看到插图的第一页是周总理视察贵州时留下的一张照片，便随口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没有毛主席？”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满。

众所周知，贵州对毛主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1935年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建国后，毛主席曾亲自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写馆名，这是毛主席一生唯一一次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1976年，毛主席又为贵州大学题写校名。毛主席对于贵州的关怀是从未停止过的。

听到纪登奎的抱怨，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也许毛主席建国后没有来过贵州。”听了这句话，纪登奎才没有再说什么。这一年，纪登奎已经64岁，一年后他就在北京逝世了。

晚年的纪登奎总是自豪地对别人说起，他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50年冬天的火车上。当时他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此后19年，一直到1969年被调到中央，每次毛主席南下路过河南，都会单独约见他。他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就有13次，而且每次谈话都是深谈，一般都谈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会长达四五个小时。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曾多次专门把纪登奎叫到北京汇报工作，或者亲自点名要纪登奎参加某个会议。

毛主席对纪登奎的栽培和任用，称得上少见。

1950年的第一次见面后，纪登奎的工作发生过多次变动，他在河南三个地区先后担任地委书记，并在1963年升任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据纪登奎回忆，其中至少有2次变动是毛主席亲自介入安排的，另外2次变动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但也和毛主席有些关系。比如有一次，毛主席对纪登奎的宣传工作汇报很满意，称赞了他，他随后就从地委副书记升为了地委书记，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毛主席向河南省委的同志交待的。

1969年，纪登奎被调到中央，继续被委以重任，担任中组部宣传组副组长（组长为康生）。一年后，康生不再分管中组部，纪登奎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在后来负责了“十大”和四届人大的筹备。

在经济工作方面，纪登奎长期担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在军队工作方面，纪登奎同样也受到了重点栽培。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为了给“板结”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纪登奎又被安排进入军委办事组，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1975年后，纪登奎成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分管政法工作。在那段时间里，纪登奎负责的工作横跨党政军。

大凡和纪登奎长期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和他相处的日常中感受到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每次提到毛主席，从来不会直呼其名，他最常使用的称谓是“主席”，偶尔也称“毛主席”。每次说到国家大事，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毛主席，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毛主席会怎么理解，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纪登奎说：“毛主席在处理国家主权完整、领土问题上，他一笔账都不欠。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毛主席从来不买账，绝不受这些强国的气。毛主席曾经当面奚落基辛格，嘲笑尼克松，而且使他们心服口。”

相比党政工作，纪登奎在军队工作上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纪登奎曾坦诚地说：

“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指挥过一个事、一个军。当时苏联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北京军区作为首都门户，万一出了闪失，就不止是掉脑袋的事了，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些自知之明，所以我就去把粟裕请来了。粟裕是我军的名将，我给他配了几个最好的作战参谋，他们坐着吉普车在北方边境的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最后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交给军科院和军事学院的专家看了以后，觉得确实不错，这样我才比较放心。”

用纪登奎自己的话说，他在军队工作时期，也“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朱总司令对《孙子兵法》里的选将标准的重新阐释。孙子认为，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朱总司令修改了孙子的顺序，把“仁”字放到了最前面。纪登奎认为，朱总司令的排序比孙子更好。“仁”字当头，为将者不仅要爱兵，也要爱民，要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才是为将者最高贵的品德。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纪登奎找到了小平同志，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北京军区政委一职。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了挽留，但纪登奎的态度很坚决，他在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心迹，表明自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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