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孝武皇帝令张骞开拓西域，建立打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那个时期除了从长安出发的传统丝绸之路外，就已经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从唐代开始，繁荣富强的盛唐也带动了周边地缘经济政治的发展。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广州成为了重要的外贸海运港口，唐代专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就设在广州。

到了宋代，对外贸易更加繁荣，商业往来遍及东南亚，远到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地区。因为靖康之变的巨大破坏，宋代海运贸易随着宋室南迁，成为了南宋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浙江乃是南宋朝廷所辖版图中最核心的地区，天子驻陛之京师所在。而流经临安城的钱塘江，是内河与海洋汇通的一条重要航道，沿途散布着各种装卸货物的渡口、港口。

南宋海外贸易商使用的大船，大小不一，大的有五千料，一次可以承载五六百人；中等规模的大概有二千至一千料左右，一次可以载二三百人。“料”是古代木船的计量单位，采用两端截面宽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作为一料。五千料的船，相当于2500多吨排水量。

除了上述较大的木船，略小一些的船被叫做“钻风”，速度快，一般分八条桨和六条桨的，单船可以载一百多人。钱塘江上还有更小的船，主要是捕鱼卖鱼的驾驶，人称三板船。

本文重点要说的是南宋江海贸易的商船。

从临安城顺钱塘江向东，出了钱塘江口杭州湾，就是大海。南宋年间的杭州湾大喇叭口，已是茫茫汪洋一望无际，能充分感受到大海的气势和凶险了。

古时候由于对大自然缺乏科学探索，所以人们面对广袤深邃的大海充满了敬畏与恐惧，认为传说中的神龙与怪蜃就应该居住在深不可测的波涛中，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依海而居的古人，想要靠海为生，必须驾船出海，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指南用的水罗盘了。海船上，一般是由可靠伙计操作这种源自战国时代的导航设备。

驾驭船只辨识方向，必须高度仔细认真。一船人的身家性命操于其中，所以不敢有丝毫谬误! 凡是跑海外贸易的大商巨贾，对于掌控水罗盘这个位置的岗位，无不三令五申，警之再警，无非就是安全二字。

南宋的海上贸易之路，使得泉州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满载丝绸、茶叶、宋瓷的商船从泉州出发，顺洋流南下，途径海南岛东北七洲列岛南部海面，宋代把这段洋面称为七洲洋。船员会在途中测量水深，大约有七十多丈，合现在差不多是220多米深。

之后，商船要经过中南半岛、以及南洋各岛洋面，进入印度洋。这些地方的海面宋代叫作昆仑洋，商船沿途会经过“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海域。之所以会有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一段海况复杂，气候变化剧烈，甚至险象环生。

古人往往会把各种海洋气象变化，看作神明天象的神谕。而昆仑洋这一路上，出现的所谓天象比大海上的暴风雨还要多。比如平静的海面，风乍起，云朵突现，人们就能看到云层之上貌似有金龙现身! 那龙的五爪毕现，目光如电，头角峥嵘，清晰可见，不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雨，掀起巨浪滔天，那场景好似末日临。

还有更厉害的，这段海域暗礁太多，一旦搁浅必死无疑。这时候，经验丰富的水手都是靠着过硬的罗盘指南技术，才能避免葬身鱼腹的下场。因此，常年跑海船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就这昆仑洋水深也有五十多丈，合现在160多米深。

海船上最牛的当属那些资深的水手了，他们只要每天观测海上日出日落，记录变化，就能准确判断天气变化，从而依据海况调整航行。

这些水手基本上就是工程师级别的海员，可以通过查看云层和水汽的变化，来感知风向风力，结果十拿九稳。看到远处的海浪，他们就知道风一定是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看到巨浪拍岸，就能预测明天一定会刮南风；看到闪电就知道随之而来的是夏季暖风和雨水。

水手们另一门绝活儿是通过观察海水的颜色清浊变化，来判断陆地山礁的远近。远洋深海的水一定是暗深蓝色的，靠近山礁陆地的水，相对碧绿清澈，中间过度地带的海水，则色浅而浑浊。还有一个规律，鱼类聚集的地方，必定多有礁石，因为附在礁石上的藻类，是鱼类的最爱。

农历每月的十四、二十八两天，被称作“大等日分”，这两天如果风平浪静，那么就可以肯定，十五日之内必有暴风雨来袭。水手们观测海水变化，一定要提取样本，通过查看沉淀泥沙的形状，就能判断附近岛礁是不是有港口，可以作为停靠补给之地。

不过，商船若只是在东南沿海的泉州、福州、温州、台州等几个港口间往来贸易，不必出外海走七洲洋、昆仑洋，那就简单多了。如果是做远洋贸易的，你就得从泉州到福建晋江附近的代屿门，这相当于南宋对外贸易的一个通关卡口，从这里才能合法出外海，做国际贸易。

说完了南宋出海远洋商船的一些掌故，再回到钱塘江上，最早“浙江”一词指的就是钱塘江，往来这条航道渡口的商船除了出海大船外，当然还有许多内河航运的船只，比如附近严州(杭州建德)、婺州(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徽州(安徽歙县)等地商船也会过来折腾停靠做买卖。

这种状况叫作“长船等只”。像临安城里需要的柴火木炭、竹木材料、柑橘、山核桃糕点等物资，都是由这几个州府出产供应。而产自明州(宁波)、越州(绍兴)、台州(台州临海)的海鲜和鱼鲞干货，是由大海船从沿海通过钱塘江逆流而上运达江浙各地的。说到这里想起一道海边家常菜“鲞烧肉”，差点哈喇子流一地。

然而钱塘江自西向东而流，内河商船，特别是往来严州、婺州、衢州、徽州的船只，因为航道河滩有点高，逆水爬滩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这些商船就都索性扎堆停在了钱塘江岸边渡口。

得益于当时的南宋京师临安城，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富足，对各类物资的需求很大。起初是各类商船、小货艇、小舟，后来乃至海船、大型商船、各种捕捞区的渔获船都汇集到钱塘江渡口，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江边的船运货物集散市场。

这种情况下，还催生了一种新的产业化场景，就是买卖双方找一条渡船，在江面上就地谈起了生意，往来货船与临安城里的摆渡业务也是相当繁忙的。

你能想象这是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杭州钱塘江渡口熙熙攘攘繁忙的景象吗？密集的客人与商贩，还有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在江上聚会。临安城造就的江与海的交汇，有没有给你一种南宋版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