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2018年深圳的GDP终于超过了香港。深圳如此迅猛的增长态势，让人不得不开始提出：“深圳何时超越上海？”

如果简单比较深圳与上海的GDP总量，深圳要赶上或需时日。但若比较传统的“人均GDP”，深圳又比上海高出了一大截。

创造经济产出的应是城市的总人口，而不仅是“常住人口”。

但 传统的“人均GDP”是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计算 ，这会导致对总人口的低估， 进而高估了“人均GDP” 。需要找个指标来逼近总人口。而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创造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在产生生活垃圾。因此，尽管总人口数据难以监测，但 可以通过比较生活垃圾产生量，来估算“吨均GDP”，进而对传统的人均GDP进行修正。

从深圳赶超香港与2018年上海统计公报说起

这两天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

第一个数据是2月27日的香港经济数据，全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同比增长3%。根据香港统计处官网提供的兑换率，2018年人民币兑港币平均汇率为1.1855，照此计算，去年香港GDP折合人民币约为24000.98亿元。按照深圳此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增长7.6%。 按人民币比较，去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亿元左右 。近年来深圳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不由让人发问：深圳距离上海还有多远？

第二个数据是3月1日的上海经济数据。上海发布了《201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生产总值达到32679.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虽然上海GDP数值较深圳高出了8477亿元，但GDP增速较较深圳低1.3个百分点。如果把时间拉长，从2010年开始，上海名义GDP增速基本都低于深圳1-2个百分点。做一个最粗略的假设， 如果两个城市长期保持目前增速，深圳的经济总量要追上上海，大致需要24年的时间 。

这对上海而言，会不会过于乐观了？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人均生产总值的指标，情况会发生变化。根据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2418.3万，深圳常住人口约为1252.8万，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比较，上海和深圳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了扭转。上海《统计公报》也表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50万元，首次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 但该数值与深圳（接近20万元）还存在明显的距离。

但我其实并不同意用常住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人均生产总值。但我的理解，创造一个城市GDP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常住人口，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城市总人口。如果使用常住人口，可能导致真实的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估。但受实时总人口难以监控，往往只能简单使用常住人口来计算人均数值。

用“吨均GDP”替代“人均GDP”

在我看来，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人在创造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在产生生活垃圾 ，而且在收入与支出水平接近的背景下，尽管人口处于不同城市，或许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偏差，但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并不应该存在特别巨大的差别。因此，尽管总人口数据难以监测，但可以通过比较生活垃圾产生量，来估算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而对真实的人均GDP进行修正。

在这个逻辑下，尝试用生态环境部（前身为环境保护部）自2015年开始，公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排名前列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比较，来反映出一定的问题。

按照2019年1月公布的最新版《防治年报》， 深圳2017年全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04吨，约为上海的2/3，而常住人口仅为上海的1/2 ，如果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这就得出每年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480公斤，较上海高出了110公斤，这让人难以想象。或许有人会提出来，可能是上海、杭州两个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做得太好了，但 技术手段的高低或许难以解释人均110公斤如此大的差别 。

图表1 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人均产生量（常住人口的口径）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泰证券研究所

会不会跟城市消费支出的能力有关系，消费支出越高的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越多？如果深圳人更加愿意消费，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因此，尝试把人均消费支出指标叠加上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 上海与深圳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9792.0元和38320.1元，上海略高 。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计算消费支出的总量，结果表明，深圳消费总支出不到上海的50%，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达到了上海的67.1%。广州情况也类似，消费总支出约为上海的61.2%，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超过了上海的80%。

另外深圳与杭州的比较，或许也能说明一定问题，2017年，杭州人均消费支出38179元，与深圳基本持平，但深圳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04万吨，是杭州400万吨的1.5倍，而深圳常住人口仅为杭州946.8万人的1.3倍。

因此，可以尝试推论， 各个城市使用常住人口指标，都存在对总人口数量的低估，但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总人口，则存在更大幅度的低估 。在一个时点上，一个城市人口总量，则是有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两部分组成。常住人口相对准确，但对于非常住人口，深圳和上海存在明显的差别。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常住人口定义：

常住人口=户口在本辖区人也在本辖区居住

+户口在本辖区之外但在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户口待定（无户口和口袋户口）

+户口在本辖区但离开本辖区半年以下的人

但 户口在本辖区之外，在所在地半年以内的人，就不纳入常住人口的口径。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由于广州与深圳的非常住人口数量较高，但在所在地进行了经济活动，也同时产生了生活垃圾。而“半年”的时间要求，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广州与深圳非常住人口的流动速度要高于上海和杭州。

如果用生活垃圾代表总人口，来计算“吨均GDP”的话，或许更能反映真实的“人均GDP”。结果表明，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杭州、成都、西安这八个核心城市的位次就发生了变化。其中深圳吨均GDP约为37.1万元/吨，也就是说，产生出一吨的生活垃圾，深圳能够创造出37.1万元的经济产出，较上海33.5万元/吨高出了10.7%，而2017年，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深圳为18.31万元，上海为12.66万元， 深圳要高出44.6%。“吨均GDP”的差距或许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深圳与上海的差距。

另外值得关注的西安，在产生一吨生活垃圾的同时，仅产出了17.7万元的GDP，与其余七个城市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同时，与2016年相比较，西安、广州、杭州、武汉这四个城市的“吨均GDP”还出现了回落。也就是说，尽管人口在向这四个城市集中，但集中的人口在产生生活垃圾的同时，并没有被经济活动充分吸纳，进而产出相应数量的GDP，人口对于经济活动而言，仍然是“富余的”。

图表2按照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的“吨均GDP”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根据2017年名义GDP数据和可比价格增速，折算2016年GDP数据，进而计算2016年的吨均GDP。

进一步观察八个核心城市的人口特征

根据上面的假设，生活垃圾是由城市总人口共同产生的，这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与常住人口的增速越接近，则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应该越高，而非常住人口的比重就会越小。

还是从常住人口入手，常住人口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消费习惯的改变。因此，可以有下列等式：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产生量=常住人口的数量*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两边取对数得到：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

另外，按照比较通俗的逻辑，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应该能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消费支出越高，产生的消费行为越多，进而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但需要将价格的因素剔除掉，由此：

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居民消费支出价格的增速

进而可以比较总人口的增速与常住人口的增速。

图表3 2017年八个核心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消费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消费量增速是由年度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剔除掉年度居民消费价格，得到可比价格的消费支出增速

图表4 2017年八个核心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速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值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与图表4能够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第一，北京与上海。 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而常住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导致生活垃圾产出量增长的核心因素。 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未来空间似乎也比较有限。

第二，广州与深圳。从2017年单个时间节点上来观察，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但如果时间拉长到2年，就会发现， 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转化的迹象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落户政策的放宽，使得常住人口数量的增多，对生活垃圾产出量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大。

第三，西安。西安是另一个典型代表。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转化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非常住人口，并没有转化成为常住人口，也就是说， 如果延续现有的落户政策，未来常住人口增长的空间，仍然巨大。

第四，武汉与杭州。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较高，也就是说未来也存在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巨大空间，但就2017年来看，转化为常住人口的速度似乎并没有西安那么迅速。

第五，成都。从数据上观察，非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并不突出。未来非常住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空间似乎也不大。而 成都生活垃圾产出量的增长，则主要是由于常住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

结语

探索采取生活垃圾产生量，涉及“吨均GDP”的指标，并不是想比较八个核心城市的优劣。主要试图反映传统“人均GDP”指标的缺点，并观察一个城市的人口特征，以及非常住人口动向。

现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存量经济”时代， 如果观察经济的视角过于宏观，容易会对经济产生“悲观”预期，而 如果视角进一步放低，则越来越会发觉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张力 。例如，如果以“南北分化”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北部经济增速放缓，但南部经济仍然具有高增长的预期。

如果再进一步放低，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地带。

甚至再进一步放低到城市层面，则会发现活力可能进一步凸显出来。其实从改革开放40年来观察，上海与广州、深圳的发展模式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上海是“三驾马车”，国企、民营、外企三分，而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从产业结构上看，上海偏重，还留有制造业的底蕴；深圳偏轻，新兴产业、新兴技术应用较多；从空间布局上观察，长三角区域范围内，更多地是形成了包括上海、苏州、杭州为重点城市的城市群发展格局，而广州、深圳，包括香港，极化发展的态势则更加明显。

伴随着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未来再以总量增速的眼光来观察经济，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也在加大。而 探索能够反映“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吨均GDP指标，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逻辑和政策的脉动。

编辑 | 郑直

本文来源： 微信公众号“杨畅经济与政策研究”

作者：杨畅 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