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的中国，国内外局势如同一片汹涌的暗流，不断激荡着各方势力。亲日派汪精卫积极奔走，试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最终将他置于死地。汪精卫的计划是通过联合日本，以达到自己在国内获得更多政治利益的目的。

与此同时，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宋子文则希望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以稳定中国局势，从而为英美在华利益提供保障。英美的立场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虽然支持中国，但背后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殖民利益。而在国内局势的另一边，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日益破碎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发生背景与国内外势力的此消彼长密不可分。1936年，国共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频繁，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其不懈努力，推动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手段，成功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不仅和平化解了西安事变，更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终于抵达陕北。在这个看似胜利的时刻，红军的士气高涨，但全体指挥官和士兵都清楚，革命的前路依然充满艰险。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已人困马乏，严冬将至，缺衣少粮的困境使得红军生存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获胜，党中央得以在陕北站稳脚跟，开始筹划更长远的抗日大计。红军的目标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为此，党中央组建了西路军，委派徐向前统帅，试图打通河西走廊，建立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外援。然而，西北的马家军实力雄厚，西路军寡不敌众，最终折戟沉沙，徐向前为这次西征的惨重损失感到无比痛心。

尽管如此，红军在陕北的形势更加严峻。蒋介石自两广事变后，后方逐渐稳定，再次将“围剿”红军列为首要任务，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西路军的失败使得陕北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蒋介石抓住机会，调集东北军和西北军进驻西安，准备发起新的“围剿”行动。

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对陕北的红军展开围剿，但两人的实际执行意愿并不高。他们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象征性进攻，红军则凭借出色的战术轻松击退了这些攻击。事实上，张学良与杨虎城早已秘密与红军建立联系，他们倾向于接受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政策，因此并不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他的“兵谏”促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可在早期，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敌视，甚至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积极参与“围剿”红军。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共副司令”，率领东北军前往鄂豫皖地区，对红军发动围剿行动。那时，张学良刚从国外归来，仍然相信救国必须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政策。然而，在接触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后，张学良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势日益明显，张学良认识到内战的继续只会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他意识到抗日才是民族存亡的关键，开始怀疑国民党内部的政策方针。华北事变后，张学良接到前往西安围剿陕北红军的命令，虽然他心中对这一任务充满疑虑，但仍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指示。

张学良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后必定十分虚弱。然而，事实却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红军在与东北军的交战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不仅打得东北军仓皇而逃，还俘虏了大量东北军士兵。此战后，张学良对红军刮目相看。

一批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在红军的影响下，接受了思想改造，并返回部队劝说张学良。通过这些接触，张学良开始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逐渐认同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

尽管张学良逐渐接受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策，但他仍旧尊重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员李克农交谈时，张学良曾询问为何共产党不愿归顺蒋介石，而李克农则明确表示共产党不会向任何势力屈服。

不久后，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围剿”红军的行动，张学良察觉蒋介石的态度后，心中反蒋的情绪进一步加深。为了抢占先机，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兵变，将蒋介石扣押在西安，并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希望中共中央参与解决这一局面。在周恩来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再次携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也为共产党在陕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