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历史的契约与背叛谁先破局？

1924年11月，北京的冬天来得早，寒风裹挟着黄叶满街飞落。大清末代皇帝溥仪正睡着回笼觉，太监的一通急促唤醒打断了他的梦。随后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鹿钟麟已经在神武门前架上了大炮，限三个小时搬出紫禁城，否则直接开炮！”一场权力的清算似乎在一瞬间被摆上了台面。就在两天前，冯玉祥的部下已发出逐客令，而溥仪的随从还在试图靠旧人情拖延时间。然而这一次，炮口冷冷地对准了紫禁城，留给皇族的只有屈从。

1912年，清朝正式退位。15岁的溥仪在紫禁城中签下了退位诏书，象征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走向终结。为了实现和平过渡，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了优待协议，溥仪不仅保住了皇帝的尊号，还允许他“暂居”紫禁城，并每年拨款400万银元作为生活费用。紫禁城内的私产也受到保护，甚至连宫中的太监制度都部分保留。

表面上看，这份协议足够慷慨，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仁慈”。这份契约也附带了不少苛刻的条件，比如要求清皇室尊重共和制度、废止年号、不得干涉民国政务等。换句话说，民国给了溥仪体面，但也设下了红线。

可契约从来是双向的，溥仪一方真的遵守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紫禁城的11年间，溥仪不仅没有老老实实当一个“安分的前朝遗老”，反而屡次试图恢复帝制，甚至公然与外部势力勾结。最终，冯玉祥的一纸命令，将这场长期潜伏的矛盾彻底引爆。

1. 复辟野心：契约破裂的导火索

说起溥仪，不能不提那场闹剧般的“张勋复辟”。1917年，曾经的清廷重臣张勋带着辫子军开进北京，表面说是调停政府纷争，背地里却拉着溥仪重新登基。这场复辟仅仅维持了12天就被段祺瑞的军队镇压，但溥仪的“即位诏书”已经公开，给民国政府狠狠添了一把火。

复辟失败后，溥仪表面上回到了紫禁城的安稳生活，但暗地里，他和一批清廷遗老仍然在活动。他们甚至与日本势力接触，图谋满蒙独立。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在契约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孙中山对此评价很直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遵守。”换句话说，溥仪自己先打破了规则，那别人也没必要再客气。

2. 民国的底线：共和容不得挑战

民国政府最初对溥仪的优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为了维持新政权的稳定。清帝退位后，社会上仍有大量遗老遗少心存幻想，清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民国需要通过优待协议，既安抚满人，又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

但这种容忍有底线。溥仪的复辟尝试以及与外部势力的勾结，显然触碰了民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张勋复辟事件，让许多人开始质疑这份协议的合理性。冯玉祥赶溥仪出宫的行为，看似粗暴，但从民国的角度这是清理内患、确保政权稳定的必要手段。

3. 现实条件：紫禁城不再是安乐窝

协议中提到，溥仪可以“暂居”紫禁城，可这个“暂”到底有多长时间，并没有明确说明。溥仪一家在紫禁城的11年间，生活依旧奢华，丝毫没有“暂时借住”的自觉。这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民国政府眼中，无疑是一种负担。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这一象征性建筑，仍然是清廷遗老们的精神寄托。只要溥仪还住在那里，清皇室的余威就不会完全消散。冯玉祥之所以果断动用武力，就是为了彻底切断这种精神纽带，将紫禁城从“皇权象征”变成“历史博物馆”。这一点，从紫禁城被改为“故宫博物院”的命名中可见一斑。

4. 政治局势：军阀混战中的权宜之计

当时的民国政府并不是一个统一强权的中央集权政体，而是一个充满派系斗争和军阀割据的政权。冯玉祥赶溥仪出宫，并非单纯的“正义之举”，更多是一种政治操作。作为一个手握军权的枭雄，冯玉祥需要通过这种行为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争取更多的民心支持。

从这个角度看，溥仪的出局不仅是契约破裂的结果，也是民国政坛复杂博弈的产物。清廷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而是政治动荡中的一颗棋子。

5. 溥仪的结局：历史的另一种宽容

历史有时候是残酷的，但对溥仪却多了一丝宽容。放在法国、俄国、英国的革命中，前朝皇室的命运几乎都以鲜血告终。相比之下，溥仪在复辟失败后还能继续享受优待，甚至在被赶出紫禁城后也没有遭到清算，已经是难得的“仁慈”。

有人说，冯玉祥实际上救了溥仪一命。毕竟，当时民间对清廷的清算呼声日益高涨。如果溥仪继续赖在紫禁城，难保不会在某天成为革命浪潮下的牺牲品。冯玉祥的大炮，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他的保护伞。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表面上看是民国政府撕毁契约、背信弃义，但实际上，这场冲突的根源早已埋下。契约本是双方的约定，一旦一方破坏了规则，另一方自然有理由反击。溥仪的复辟野心和不守规矩，是事件的起点，而冯玉祥的果断行动，则是终局的爆发。

有人说，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但如果没有冯玉祥的大炮，溥仪的命运很可能重蹈那些被清算的前朝皇室的覆辙。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看似被逼到绝境，实则多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