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10岁小女孩被性侵，“嫌疑人”法庭上当庭认罪，3天后真凶却意外落网。

经调查，DNA鉴定早已证明“原嫌疑人”无罪，只是这份鉴定结果，被人故意隐匿了起来——是谁制造了这起冤案？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

这年10月，兰州某村10岁的小女孩李梅（化名）在学校附近，被一名男子拽进了玫瑰地实施性侵。孩子回家向家人哭诉，父亲遍寻作案人无果。

四五天后，几个街坊邻居来到家里打麻将，李梅认为其中一个四川口音的男子疑似侵犯自己的人。

父亲得知后，于第二天此人再次来打麻将时，报警将其抓获。

此人叫张开胜，重庆人，四十多岁，父母双亡，平日里在村里帮忙盖房子维生，偶尔会到被害人家里的小卖部打麻将。

警方将其抓获后，再次请李梅进行辨认，小女孩依然一口咬定他就是性侵犯。

同时，警方还在其手机中查获了大量淫秽色情的视频图片，包括部分未成年女童图片，结合其大龄未婚的经历，警方认定其就是作案人。

由于本案涉及强奸情节，立案派出所决定移交给区公安局处理。

这也是实践通例——强奸、抢劫、杀人、贩毒等八大类重大刑事案件，作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的派出所不具备相应侦察能力，一般要移送更高级别的侦查机关负责处理。

而当地刑警队初查之后，认为本案情节只构成“强制猥亵”，因此，又移回了派出所。

离谱的是，派出所重新接手后，并未变更案由，而是以“涉嫌强奸”继续侦查——这已明显超出派出所侦察能力，是本案的第一个重大纰漏。

派出所民警勘察现场后，发现因事发多天，玫瑰地已重新浇水，现场被严重破坏，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将目光锁定到嫌疑人身上。

张开胜一开始拒不认罪，后来在受害人家属的压力和警方的反复询问下，被迫做出有罪供述，随后，该派出所将卷宗材料移送检察院并申请逮捕。

而检察院审查后，发现李梅父亲报警当天曾经提交了受害人案发当天的上衣，上面很可能残留有犯罪嫌疑人的生物物质——这是本案唯一有价值的物证，却没有附卷说明，于是要求警方提交鉴定报告。

然而警方并未进行补充侦查，而是提交了两份情况说明，一份说采集不到任何有价值证据，另一份则称衣服上并未发现生物物质残留，无法做DNA鉴定。

面对这种情况，检方只好在关键物证缺乏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起诉。

2016年5月30日，本案在当地县级法院开庭审理，张开胜自认为已无任何转圜余地，当庭自愿认罪，只愿法院念其是偶犯、初犯，能够从轻处罚。

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无巧不成书，3天后，本案突然迎出现了戏剧性反转——500公里外，一个名叫余碎虎的钢筋搬运工，因涉嫌强奸一名7岁的小女孩被当地警方抓获，其DNA信息上传至公安系统内网后突然发出报警信息，提示可能与李梅被强奸案的DNA吻合！

兰州市司法鉴定中心马上进行核实，结果反馈——两者完全一致！

余碎虎本人对李梅案供认不讳，并准确描述了案发当天李梅的穿着打扮，经重新组织辨认，李梅也在10张随机组合的照片中，准确指认了余碎虎——这足以说明，余碎虎才是本案真凶。

明明做了DNA鉴定，明明鉴定结果可以排除张开胜的嫌疑，这份无罪证明为何没到检察官手上呢？

当地检方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刻展开司法监督，要求公安机关给个说法。

经查，原来15年11月3号，也就是立案后三天，那件衣服就被送到了鉴定中心，大约一周后，鉴定结果出来，证明衣物上残留的生物物质与张开胜DNA不一致，法医当时就电话通知了办案民警。

而这份重要的“无罪证明”在移交检察院时，竟然被排除在外了。

检察院曾两次要求补充侦查，经再次鉴定，兰州市司法鉴定中心明白无误地给出了“排除上述生物物质为张开胜所留”的结论，而这份证据，则再次被两名经办民警隐匿，向检察院谎称，证据灭失、无法鉴定。

至此，张开胜的“无罪证明”已再无进入司法程序的可能。

若不是开庭3天后，真凶戏剧般地落网，我简直无法想象，在毫无有利证据且嫌疑人当庭认罪的情况下，这桩冤案该如何得到平反。

最终，两名蓄意隐匿证据、故意制造冤案的民警，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并以“徇私枉法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别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和6个月拘役。

张开胜被无罪释放，按其羁押天数，总计获得6万余元国家赔偿，派出所相关人员则以私人名义向其支付总计12万元赔偿金。

有人觉得无辜蒙冤的张开胜是不幸的，也有人觉得离奇平反的张开胜是幸运的。

然而我们更该思考的是，如何让普通人避免经历这种所谓的“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