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不喜哈里，不是这个儿子叛逆，而是他一直在质疑王子的血统

哈里王子与父亲查尔斯三世的矛盾，常被归因于前者对王室传统的叛逆——无论是脱离王室、出版自传《备胎》，还是公开批评王室成员，似乎都在印证这一表象。

但，如果你有深入探究英国王室数十年的隐秘纠葛，哈里的“叛逆”更像是一种被动的反抗，其根源可追溯至一个更为敏感的核心的点，那就是哈里王子自出生起，便因血统争议而遭受的偏见与冷落。这也成为了查尔斯，永远跨不去的坎。

这种偏见不仅来自外界流言，更直接源自查尔斯对次子身份的复杂态度，以及王室内部对“血脉正统性”的执念。

1984年9月15日，哈里王子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出生。与长子威廉王子降生时查尔斯全程守候的温情场景不同，哈里出生的当日，查尔斯因一场马球比赛匆匆离开医院，甚至对着襁褓中的婴儿皱眉抱怨：“怎么不是个女儿？还一头红头发。” 这句看似随意的感叹，实则暴露了查尔斯对哈里存在的深层心理抗拒。

查尔斯对“女儿”的执念源于其个人经历。作为王储，他自幼因弟弟安德鲁的存在感受到威胁——安德鲁曾试图动摇其继承权，这一阴影使查尔斯认定“次子”是潜在的竞争者。所以他一直希望戴安娜生育女儿以规避风险，但戴安娜隐瞒了胎儿性别，最终诞下哈里。这种“期望落空”让查尔斯对哈里产生了本能的疏离感，而哈里的红发则成为父子隔阂的具象化符号。

英国王室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红发成员，这一基因特征在哈里身上显得格外突兀。尽管戴安娜与查尔斯均非红发，但公众很快将矛头指向戴安娜的情人詹姆斯·休伊特——一名红发军官。尽管休伊特与戴安娜的恋情始于1985年（哈里已1岁多），但媒体指出，休伊特早在1983年便频繁出入肯辛顿宫，与戴安娜关系密切。

更致命的是，哈里成年后的五官与休伊特高度相似，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其血统的质疑。

王室内部同样陷入猜疑。1995年，菲利普亲王要求戴安娜带哈里进行亲子鉴定，结果虽证实查尔斯为生父，但流言并未平息。查尔斯本人甚至将此作为“玩笑”，多次调侃哈里：“谁知道我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这种态度不仅未保护哈里，反而成为刺向他的利刃。

哈里在自传中坦言，父亲的嘲讽让他深感被羞辱，而王室对血缘纯洁性的偏执，则让他自幼背负“身份合法性”的枷锁。

查尔斯对哈里的冷漠，既是个人情感缺陷的体现，也是王室权力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丧双亲式教育”的产物，查尔斯自幼缺乏父母陪伴，其父菲利普亲王更以严厉与冷漠著称。这种成长环境导致查尔斯对亲子关系充满困惑：他既无法像正常父亲般表达关爱，又习惯以权力思维处理家庭矛盾。

对待威廉与哈里的差异便源于此。威廉作为继承人，被查尔斯视为“任务完成”的象征，而哈里则被定义为“备胎”——这一称呼直接出现在查尔斯对戴安娜的对话中。在王室体系中，“备胎”的价值仅限于确保继承顺位，而非情感联结。

查尔斯甚至被曝利用两个儿子的负面新闻换取媒体对卡米拉的宽容，例如向媒体泄露威廉与凯特的家庭隐私以转移公众对卡米拉的攻击。这种工具化的亲子关系，进一步割裂了哈里对父亲的信任。

哈里与查尔斯的矛盾在戴安娜去世后逐渐激化。12岁的哈里将母亲之死归咎于卡米拉，而查尔斯坚持迎娶卡米拉的行为，则被哈里视为对戴安娜的背叛。2020年哈里与梅根脱离王室后，查尔斯切断其经济支持并撤走安保，父子关系彻底恶化。

而真正让哈里选择公开控诉的，是查尔斯对血缘问题的持续回避。2022年查尔斯登基后，为阻止哈里出版揭露卡米拉内幕的自传，竟以“再做亲子鉴定”相威胁，试图从血缘合法性上否定哈里的王室身份。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哈里。他在自传中写道：“他用最私密、最痛苦的事情攻击我，却从未想过这些谣言如何摧毁了我的童年。” 查尔斯的态度表明，他从未真正接纳哈里作为“血脉相连的儿子”，而始终将其视为需要被“验证”的潜在威胁。

在“血统纯正”高于一切的王室逻辑中，哈里因外貌特征成为猜疑的牺牲品，而查尔斯作为父亲与君主的双重身份，则放大了其情感缺陷。这场父子恩怨的悲剧性在于，即便科学证明哈里确为查尔斯之子，王室对血脉的执念与权力的算计，仍将亲情异化为冰冷的政治工具。这一点，被查尔斯是玩得明明白白。

如今，随着哈里与梅根远走美国，查尔斯的王位继承序列中再无“备胎”的位置。当然这场始于血统质疑的裂痕，或许正是英国王室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愈合的旧伤，而伤害最深的无疑是哈里王子，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