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氏孤儿的血泪往事，到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惊世壮举；从灭亡代国的无情手段，到对豫让行刺的宽容处置。
赵国王族的性格特征不仅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决断，更为赵国的发展轨迹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那么，赵国王族的性格特征究竟如何影响了这个战国雄邦的兴衰？
——【·暴烈任性·】——
赵国王族性格大多铁血无情，其中具有“简襄之烈”之称的简子赵鞅和襄子赵无恤就是铁血无情性格的典型代表。
赵鞅彼时还是晋国六卿之一，为了扩充赵氏的势力，便向赵氏旁系邯郸赵午索要讨伐卫国时从卫国得到的五百户人家，赵午本答应此事，但“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
赵午的言而无信，彻底激怒了赵鞅。为了赵氏家族的整体发展，赵鞅的冷酷此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于是“赵鞅捕午，因之晋阳”，后又将赵午杀死。
赵鞅的做法虽遭人诟病，并引发了后来晋国六卿间的相互征伐，但经此一役，赵氏大获全胜，不仅驱除了政敌范氏、中行氏，还扩大了当时作为赵氏根据地晋阳的实力，为之后晋氏三分奠定了根基。
赵鞅的铁血无情也影响了其子赵无恤，为兼并北方的代国，在了解代君喜好声色的情况下，赵襄子先是把同胞姊妹嫁给代君，后又邀请代君在两国边境宴饮聚会，席间，“使厨人操铜科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科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
赵无恤灭代并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姐夫，然而代地并入赵国版图不仅扩充了赵国疆域，其资源也直接为赵国所继承，大大增加了赵氏实力。
此外，赵国王族暴烈任性的性格也对赵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史书记载，秦赵本是一家，性格相仿，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励精图治，深受教化，性格有所变化。
赵国依然继承了铁血无情、暴烈任性的性格，这也为其兴衰之路埋下了伏笔。
自赵氏先祖“赵氏孤儿”惨剧的发生，到智、韩、魏三家合攻晋阳，前者是赵氏强悍的政治作风开罪于栾、郤旧族，后者是不肯割地以奉强卿智氏，均使赵氏命悬一线，这与其暴烈任性的性格不无关系。
从赵国立国之始到结束，十一代君王中竟然经历了九次大规模军事政变，这在其他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代雄主赵武灵王也是过于看重军事扩张的重要性，竟任性到提前退位，自称主父掌管军事，让嫡子赵何处理政治事务，理想化地把政治和军事分割开来。
但这种超前的观念显然不符合赵国国情，并且低估了赵人与生俱来的强悍性格，最终酿成了沙丘之变的惨剧，活活饿死在行宫里。
赵国王族的暴烈任性使他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君主，也错失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重利务实·】——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已属赵国的中山一带的民风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跆屣，游媚贵富，人后宫，遍诸侯。”
可见赵地轻视世俗礼节，注重实际效应，依靠巧智谋生。
赵国王族重利务实的性格比起赵国民众来说更是不遑多让，在对赵氏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赵国王族并非严格遵循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的世袭制度，而是能者居之。
早在赵氏先祖赵衰之时，其子赵盾就因才干突出，受到嫡母赵的认可，并“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赵衰的态度，但之后赵盾顺利继承赵氏宗主之位，便可见赵衰的默认态度。后赵盾担任中军将，主持晋国军政，此为赵氏在诸卿中的第一次登顶。
而赵国奠基人之一赵鞅更是出于以赵氏前途为重的考虑，立同样才能卓越的襄子赵无恤为继承人。
赵无恤则同样是“实用主义者”，为了扩大赵氏疆域，不仅把其姊嫁到代国，其本人也娶西戎空同氏之女为妻。
赵盾之母为狄女，赵无恤之母亦为狄婢，在赵国王室那里，“夷夏之别”的观念变得淡薄，他们不为旧礼制所束缚，而是重视实际。
但过度以利益驱动为导向，则使得赵国王族变得利令智昏。
赵孝成王就是典型的例子，其面对突然归附的上党郡十七座城池，显然失去了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决断，接受了这“无故之利”，招致长平之战的惨败。
赵国也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秦国所灭。另外，赵国王族雄健尚武的性格对赵国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强盛更是让赵国一度跻身于强国之列。
赵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赵国区别于别国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在赵氏集团立国之前已初见端倪。
赵氏之所以在诸卿族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依靠它的军事力量。战国时期的赵国兵员仅次于当时的秦、楚二国，而在战甲、器械、兵车上比起秦、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楚国在政治上较为腐朽，且较少参与中原的角逐，虽有众多的兵员，战斗力却赶不上赵国。赵国在当时被称为“四战之国”，“其民皆习于兵”，这使赵国的军事实力仅次于强秦。
赵人雄健尚武，廉颇、赵奢、庞、李牧等名将辈出，齐国田单、燕国乐毅亦曾为赵国所用。战国时期列国进行改革，唯有赵国主要针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
其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赵文化气质的典型代表。
赵国在赵武灵王之前一直国力平平，武灵王为了让赵国在这场大战中求得一席之地，不为礼制所缚力排众议，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改革自强——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实行胡服骑射，从而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使得赵国的国力强盛起来。
但凡事有利有弊，赵国王族的尚武风气滋生了其暴烈的性格，使其“庙堂乱政杀戮，民间私斗成风”。国内乱政严重损耗了赵国的实力，最终导致国家覆灭。
并且赵国王族尚武好斗的风气使得赵国君臣间相互猜忌，赵国国君总是害怕外姓武将拥兵自重，每逢大战往往做不到用人不疑，在敌人的离间之下选择临阵换帅，长平之战时以赵括替换廉颇，亡国前夕又让赵葱取代李牧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这两场决定赵国命运的战役均以赵国惨败而告终。正可谓：由尚武而兴国，因政乱而亡国。
——【·慷慨悲歌·】——
赵氏王族本是晋国臣子，赵文化也源于三晋是勇武豪侠的溯源之地。
司马迁在论述赵国的种、代风俗时曰:“人民矜馍枝，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而作为这一地区领导者的赵氏王族，自是这一风气的引领者，其本身也具有好气任侠的性格。
赵襄子就颇崇义士，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豫让行刺事件的处理。豫让曾为范氏、中行氏门客，但未受重用，后又侍奉知伯，知伯待之甚厚。
春秋末期，襄子与韩、魏两家共灭知伯，后襄子为泄知伯宴间以酒覆面的羞辱之恨，漆知伯之头以为饮器。
豫让为报知伯知遇之恩，乃吞炭漆身，变其姓名，两次行刺赵襄子，襄子竟感其侠义精神放过了这一身边潜在的危机，这不得不说是襄子内心好气任侠性格被激发的结果。
直到最后一次，豫让行刺襄子被执，襄子又恢复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本色，不再释放豫让，但仍应允了他对自己的衣衫加以砍剁，聊慰其报仇之意。
经此事，襄子喜好义士之名也由此传播开来，致使更多贤能之士投奔于赵氏，为赵氏发展积蓄了优秀的人才。
一代英主赵武灵王也继承了其祖之风。彼时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已初见成效，赵国军事实力得以空前强化。
当是时也，与赵国同为三晋之一的魏国霸权旁落，西边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已然崛起，天下莫不畏秦，唯武灵王意欲攻秦，但秦地山川险峻，未知全貌，难以行军。
此时武灵王竞将王位提前传于儿子，扮作使者随从入秦境，了解敌情。此前秦国已有扣押楚怀王的先例，但武灵王依旧以身涉险，可窥其性格中有侠客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不过，秦昭襄王是何等人物，自然从赵武灵王的言行举止中察觉其身份有异，然而武灵王已辞别使者匆匆返回赵国，否则可能会落得和楚怀王一样的下场，成为列国笑柄。
赵武灵王的此种行径在诸国国君中也仅此一例，因其做法实在不像一国之君所为，倒像是某位好气任侠的义士。
但赵武灵王也为其任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治与军事的割裂、子辈间继承君位的争斗酿成了沙丘宫变的惨剧，武灵王也被囚禁致死，否则从云中、九原直道拿下秦国的计划一旦实现，天下格局极有可能大变赵国也有望一统天下，这不免令千年之后的我们扼腕长叹。
——【·结语·】——
综上所述，赵国的兴亡与其王族性格息息相关，这导致了赵国的崛起只需一代，衰落也只在一战之间。
他们铁血无情、勇于牺牲以换取赵氏的长治久安，但同样暴烈任性，在一次次政变中内耗国力。
他们重利务实、雄健尚武，不为礼制所缚，强盛军力，以谋求赵氏的发展，但有时利令智昏、勇而气躁，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他们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且无畏艰险，勇往直前，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但有时无视法度，做出惊人之举，最终导致国家覆灭。
总而言之，赵国王室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决策与判断，这对赵国的兴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