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炎黄部落起源时，大量读者对于未提及古蜀不满。在他们看来，古蜀之地而非陕甘地区，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因为黄帝的老婆嫘祖、大臣仓颉、后裔大禹父子，都是蜀地人士。
更有甚者，将中国传说中的华夏祖先及其核心元素，包括夏商周三代，统统都设置到四川，把华夏文明形成史变成了古蜀文明形成史。
如果讲科幻故事，这样无可厚非。科幻不需要依据，想象得越离奇古怪，越能体现创作水平。但是追寻历史真相，就不能天马行空、信马由缰。至少，得依靠考古学研究进行推断。
从考古学研究来看，古蜀文明确实不是虚幻出来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前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的源头，不是三星堆和宝墩遗址，而是距今5100年到4600年前的桂圆桥遗址。
桂圆桥是新石器时期成都平原最早的文化遗址。我们要讨论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就必须从桂圆桥文化谈起。明白了桂圆桥文化的来源和发展程度，也就明白了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
桂圆桥遗址位于四川什邡市城南桂圆桥，向东南方向走20公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遗址。5100年前左右，这里出现了最早的定居人群。放到中国境内史前文明大格局中，桂圆桥人群处于什么档次？
5100年前，辽宁牛梁河人群已经繁盛几百年，进入文化末期；甘肃秦安大地湾人群进入第四期文化尾声，而浙江良渚古人和湖北屈家岭古人，则热火朝天地忙着修建大型公共水利工程。
刚刚抵达桂圆桥的人群，还只是零散的村庄部落，只能制作夹粗砂红陶，种植黍粟等农作物，根本不敢想象城市的样子，也不知道作为长江中下游主食的大米饭，是怎样的味道。
根据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成果，桂圆桥人群的主要食物是黍粟，与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相似。粟黍是黄河中下游驯化的农作物，5300年前到5000年前，随着甘青地区人群南下，扩散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东缘。
据此，考古学界推断，桂圆桥人群应该是从西北甘青地区迁来的，属马家窑文化群体。陈卫东、万娇等人认为，桂圆桥人群可能沿着白龙江流域南下，经过松潘草原，到达了茂县、汶川和理县等地，然后又扩展到桂圆桥、三星堆一带。
根据分子学研究成果，6000年前汉族与藏缅族群已经分化，从甘南迁徙而来的桂圆桥人群，理应属于藏缅族群的一个分支。时至今日，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和北川等地，仍然是羌族集中居住地。
桂圆桥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完全不同于川西和甘南，这个新来人群很快便放弃原有习惯，形成了新的文化面貌。比如，他们不再使用陶刀、石刀，斧和锛形状变小，陶器制作也有新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可以凭借长江水系而畅通。这时的长江中游已经城镇林立，进入非常成熟的稻作农业和堆筑城墙文明阶段。随着长江中游人群大量向西迁徙，稻作农业和堆筑城墙技术顺着长江，逐渐向上游成都平原扩展，为四川盆地带来了文明生机。
长江中游的人群属于苗瑶族群，他们为什么不在江汉和洞庭湖平原安居乐业，非要翻山越岭远上四川？赵殿增分析说，4600年前尧舜曾南下攻打“三苗”，获胜后“迁三苗于三危”，三危即成都平原。三苗人群将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带到四川，使成都平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赵殿增的推断方向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细节需要修正。因为，如果4600年前攻打三苗的是尧舜，而考古显示三苗彻底崩溃，也就是禹攻三苗，大约是4200年前到4100年前，这意味着尧舜和大禹之间相距四五百年，基本不可能。
也许，第一次南下的不是尧舜，而是炎帝部落。炎帝部落在东夷逼迫之下，南下江汉平原，赶跑多个苗瑶族群部落。这些苗瑶部落沿着长江西进，在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先后建立了多个古国。尧舜禹时期，北方华夏部落又至少两次南下，驱赶三苗继续向四川迁徙，使得成都平原文化程度急速攀升。
苗瑶族群抵达之前，早有从川西高原下来的藏缅人群生活在那里，但是这些藏缅人群发展程度较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迹。所以，长江中游苗瑶族群来到后，很快便雀占鸠巢，成为当地主导力量。他们凭借带来的农耕、建筑、陶器、玉器、骨器等先进技术，很快形成了一个城市群。
考古挖掘显示，从4500年前到3700年前的八百年间，新津县宝墩、郫县、温江区鱼凫村、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市双河、崇州市紫竹、大邑县盐店、大邑县高山八个地方，陆续涌现八个史前文明古城。其中，宝墩城邑面积最大、规格最高，所以这八个古城被统称为宝墩文化。
赵殿增曾著文专门分析宝墩文化与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关系。负责宝墩遗址考古的唐淼也认为，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遗址与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类似，而与黄河流域史前城址城墙存在较大差异。从选址上来看，两者都既邻近水源又避免水患；从筑城技术来看，皆为平地起建、城垣斜向堆筑，略加拍打，没有夹板束缚，堆积土层厚薄不匀；从城垣结构来看，都是高耸的城墙，外侧有壕沟。
由此可断定，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是长江中游苗瑶移民建造的，宝墩文化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圈的衍生物，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群没有关系。成都平原与两湖之间的这种隐匿关联，使得古蜀文化与古楚文化精神相通，用段渝的话说就是“同源异流”。他认为楚人和蜀人的主体，都来自南下的黄帝后裔昌意、颛顼一系，所以《史记》《离骚》才会说楚人先祖为颛顼高阳，而颛顼的母亲昌濮氏来自四川蜀山氏。以南方系统为中心的《山海经》，就是以蜀楚雄踞长江为背景撰写的。
黄帝是如何娶嫘祖、生昌意的，而颛顼又是如何成为楚人先祖的？由于没有任何资料依据，很难解释。不过，王震中曾对司马迁所言做过分析。司马迁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妇女，是为嫘祖。”很多人认为这里的西陵在四川，进而将华夏族群源头追溯到古蜀文明。王震中则强调，司马迁所谓的黄帝并非指黄帝本人，而是指黄帝部落后裔；西陵也不在四川，根据文献记载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应该在湖北宜昌境内。
如此一来，黄帝娶嫘祖生昌意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大概，黄帝部落的一支后裔，在南下攻打苗瑶族群过程中，与湖北宜昌西陵部落通婚，形成了传说中的昌意族。昌意族的一支溯江而上，进入到了四川盆地，与蜀山氏部落通婚，留下了包括黄帝和嫘祖在内的华夏族群传说。
不管以上解释是否成立，考古学确实可以证明，4600年前长江中游一支文化人群迁入了成都平原，4200年前到4100年前黄河流域中下游人群南下，貌似结束了长江中游昌盛一时的石家河文化。此后，华夏人群一度南下，到夏商之际已经牢牢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南下的华夏族群后裔，存进入成都平原的可能性。
4600年前，当苗瑶族群抵达成都平原时，从西北来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已经向南扩展到广汉三星堆附近。这样，成都平原就出现了两大人群，北部生活着从甘肃下来的藏缅人群，他们与川西高原上的羌族、藏族、彝族等，同属一个语言体系；南部生活着新来的长江中游苗瑶人群，完全是另外一个语言系统。
那个时代，享有屈家岭文化背景的苗瑶人群，比马家窑文化背景的藏缅人群，享有明显的文化优势。他们擅长种植的水稻，比藏缅人群的粟黍产量更高；他们的房屋和城墙建造技术，比藏缅人群更先进。北部桂圆桥、三星堆人群甚至还不知城为何物，只能零散地沿河而居。至于苗瑶人群从中下游带来的陶器、玉器、骨器等手工工艺，更是北部藏缅人群所不及。
因此，苗瑶人群抵达成都平原不久，其文化便迅速传入北部，改变了三星堆、桂圆桥藏缅人群的生活面貌。桂圆桥人群开始混合种植粟黍和水稻，三星堆人群则直接宝墩化了。因此，三星堆一期通常被称为宝墩文化。到了4200年前至4100年前间，包括桂圆桥人群在内的北部人群，已经基本改变饮食结构，变成以稻作为主、粟黍为辅，脱离了藏缅生活圈。
明白了以上脉络，我们就会知道，三星堆古人是借助宝墩文化发展起来的，而宝墩文化又是以长江中下游文化为后盾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包括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通过长江为成都平原提供新鲜文化血液，支撑其存续了八百年。
不过，从4300年前开始，受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影响，以石家河、良渚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文化急速衰退。再加上北方华夏族群南下扩张，4000年前石家河和良渚两大古国，都陷入了永远的沉寂。华夏族群开始介入长江中游，掌控当地矿产资源；苗瑶族群则被迫向西南撤退，重新过上了刀耕火种生活。
对成都平原来说，长江中下游衰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宝墩文化人群失去外来输血通道，落入了自我封闭发展困境。3700年前，宝墩文化最终零落殆尽，消失在了历史尘埃中。但调诡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北部人群，却在欧亚大陆的文明剧变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4300年前左右，受气候变冷影响，西亚的闪米特语系和东欧草原的印欧语系，都开始四处寻觅新的栖息地。这两大语系的若干部落，先后进入两河流域和中亚草原，甚至冲入南亚次大陆和新疆，推动了草原青铜技术和西亚文明东渐。
在这种背景下，新疆和河西走廊取代云贵高原，成为了中国境内新的文化风口。代表当时先进技术的青铜器，以及西亚驯化的动植物，由此进入新疆、河西走廊，改变了甘青地区生计。甘肃成为中国境内最早种植小麦、使用青铜器的地区，出现了影响深远的齐家文化。
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群，就是通过与齐家文化人群互动，获得了迅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优势。
三星堆人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从甘肃境内南下的，与藏缅族群同宗同祖。甘肃人群掌握了小麦种植和青铜冶炼以后，近水楼台的三星堆人，必定会不有地主地加入亚欧大陆最先进的文化潮流中去。
除了从北方齐家文化人群汲取素养，三星堆古人还可以凭借天时地利，吸纳华夏族群和西亚北非的文化元素，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事实上，3600年前，三星堆文化已经突破宝墩文化，而具有了自身的特征。我们现在熟知的三星堆文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分析到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位于成都平原的古蜀之地，确实很早就出现了文明曙光。远在夏商周之前，成都平原就形成了八座史前古城，一度十分兴旺。这些古城废弃后，三星堆人又接过衣钵，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青铜艺术。
不过，无论宝墩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都与华夏文明起源没有明确的承继关系。宝墩文化继承的是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哺育了三星堆文化，而三星堆人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大体上与殷商相始终。一句话，两者都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没有实质性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