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关于这场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赞美，有人诅咒。

但近些年来，史学主流鉴定为这是一个在运动过程中神权与君权相交织，从而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农民暴力政权。

的确，太平天国能够纵横18年，先后占据全国600多个府州县，所依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暴力，而当暴力衰减、军事失败，整个政体便烟消云散。

太平天国以宗教的名义立国，君权中交织着神权，不可避免带上许多神秘色彩。

单以“太平天国”这四个字为例，太平天国领导者作出过明确规定，其中的“天”字两横，要写成上长下短；“囯”字内为“王”字，后期更先后改称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至于“代天父传言”，以太平天国高层使用的客家话为“国语”等等行为，也让后世的研究者晕头转向，难得要领。

最要命的是，这个以强大军事暴力为支撑体的国家，虽然以“天朝”自居，但并不设史官，也无意保留其印书、文书，则其消亡后，给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所幸，在这个“天朝”的兴起和消亡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份文献，这三份文献，分别出自敌方、己方、中立方之手，可以互相参证、可相互补充，基本构建出其国史轮廓。

这三份文献分别是：《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贼情汇纂》称太平天国为贼，表明了敌对立场，而从书名看，这应该是一本军事情报集。

实际上，该书主要编撰者张德坚，原是任湖北抚辕巡捕官，1853年，武昌被太平军占领后，他失业了，混迹在难民之中，失业后的愤怒和头脑中固有忠君思想的支配，他呼太平军为贼，留心收集太平军内部情报，“所见行阵之士，被掳逃人，受害乡民，不可胜计，留心访究，随时记载”。

注意，既然是情报，自然不能马虎，必须力求准确，以求可以给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

张德坚自己也说了，“叙事从实，不事润饰”，“贼中情伪毕见，庶大军剿办愈得要领”。

而在1854年9月，当曾国藩收复武汉，张德坚将新集成的一册托人上呈。曾国藩展书细看，再以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发现“所指悉不谬”，事事相合，不由拍案叫绝，立马设立采编所，任命张德坚为总纂官，六品衔即补县丞，配以数人相协编纂、抄写，从1854年编纂至1856年，书成十二卷，约二十余万字，要目有《剧贼姓名》、《伪官制》、《伪军制》、《伪礼制》、《伪文告》、《贼教》、《贼粮》、《贼数》、《杂载》等收录了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官制、军制、礼制、文告、宗教、粮食、各种人员数目，并准确地预言出“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是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之前的国史简略史。

天京事变之后，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已走下坡路，消亡在即，《贼情汇纂》没有继续编纂下去，当时的曾国藩也许会想，《贼情汇纂》的情报功能已经消失，使命已经完成。

但，太平天国在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一代将领的支撑下，又重新兴起，并坚持了八、九年之久。而《贼情汇纂》虽然退出了情报舞台，却成了后世研究太平天国史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么，天京事变之后尚有八、九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史又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呢？

《李秀成供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864年，天京失陷，太平军败亡，太平军总指挥、忠王李秀成被俘。

怀着多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李秀成向曾国藩写了长篇供辞。

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是在天京事变之后，故对太平军前期交待简单，而着重于天京事变之后的叙述，恰好与《贼情汇纂》在叙事的时间上相衔接，合起来记述了太平军兴亡的全过程。

夹在《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之中的是《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此书原题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直译为：《中国战争的叙述》,是英国人伍士礼（G.L.Wolseley）写的一篇游记，全篇十四节，约一万四千字。

伍士礼是英国陆军中校，于1861年初，由美国牧师、太平军的洋务丞相罗孝全（I.J.Roberts）安排，作为传教士的随员到南京考察，根据自身的见闻，以游记方式记录了许多不大为人知的太平天国军事统治、圣库制、废止商业等等规定和制度。

这份三件文献写作的初衷，都不是为了单纯的歌颂或诋毁太平天国而作，而且结合其他零散的边角材料来看，它们在总体历史轨迹的叙述上是一致的，则可以大致构成了太平天国的发展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