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和徐远举被抓后，一直很不老实，对多去的罪行拒不交代，对保密局同伙也是极力包庇。
1955年2月9日，南充县公安局的侦察员带着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的照片到石板坡看守所，让关押在那里的徐远举、周养浩辨认，这二人连连摇头，异口同声地说“不认识”。
公安人员把照片拿给原“中美合作所”老炊事员陈紫荣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看，这些人都肯定地点头：“他就是杨进兴！”
杨进兴是谁，周养浩徐远举为什么要包庇掩护他，以及徐远举周养浩在重庆战犯管理所为什么互相揭发，还有那个外籍女战犯在管理所的表现有多胆大不害臊得令人脸红，在西南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内勤科干警孙曙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披露。
周养浩和徐远举、沈醉一开始都被卢汉关押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一段时间后又先后送到重庆的西南公安部四德村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和嘉陵大队。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正式成立，孙曙也调入该所从事战犯管理工作。
为了方便起见，咱们把周养浩、徐远举、沈醉等人羁留的地方，都叫重庆战犯管理所——当年战犯管理机构的名字各地都不太一样，有的叫“解放军官教导团”，有的叫“解放军官训练团”，还有的叫“教导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军的培训机构呢。
“解放军官”并不是解放军军官，而是被解放（俘虏）的蒋军军官，这就像解放军战士和解放战士一样，是两个概念。
虽然名字不同，但实际都是战犯管理所或改造所，连换过好几个管理所的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没把名字搞清楚，所以他有一本书叫《战犯改造所见闻》，把他呆的好几个地方，都叫一个名字，事实上他是在1956年10月以后才进的功德林，此前他一直跟王陵基、宋希濂、钟彬、刘进、李犹龙、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在重庆学习改造。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在被抓前，也有相当长时间在重庆活动（当时军统局本部就在重庆），沈醉调往云南后，周徐二人仍然留在重庆掐架——别看他们在包庇杨进兴的时候穿一条裤子，骂沈醉的时候用一个声调，但是在被抓前和被抓后，他俩一向面和心不和：分认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时争权夺利，被抓后又当众互相揭发举报，差点当场打成一团。
重庆的战犯管理所，一共管理过一百三十六名战犯，其中大部分是蒋军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特务一般都是上校或少将处长、站长、区长，沈醉被抓前已经被老蒋晋升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并授中将，在那一百三十六战犯中，军衔仅次于上将王陵基，跟宋希濂平级，比周养浩徐远举多一颗星。
重庆战犯管理所除了蒋系文武官员，还有十一名外籍特务，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特务福特、美国特务任福根、日本特务阿美娜，王陵基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高级战犯和外籍案犯编为两个特别班，单独关押和管理。
周养浩被徐远举包庇的那个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最后还是被抓住了，用徐远举的话来说，后来杨进兴被“敲了砂罐儿”。
杨进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周养浩和徐远举又掐起来了，孙曙冷眼旁观里看着这两个特务互咬：“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此事已为军统上层特务所周知。被关押后，两人依旧是一个钉子一个眼。徐贬周‘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是‘巴结毛人凤的裙带关系’；周也反唇相讥说徐远举‘五大三粗，不学无术’。（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孙曙回忆录）”
撕破了脸皮，就开始互相揭发了。
渣滓洞监狱看守长、绰号“猫头鹰”的徐贵林和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被公审处决后，就轮到他们的上级周养浩了。
要了解周养浩，当然得找徐远举和沈醉，预审员找徐远举了解情况后，徐当晚两次做噩梦惊出一身冷汗，呆坐在铺上很久才回过神来，这让周养浩很是担心：徐远举如此惊惶，不是把我“卖”了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周养浩心惊肉跳：管理所先是安排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吓得周养浩一连好几天情绪消沉，茶饭不香，在小组会上，拼命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
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孙曙原文如此，估计其中应该也有徐远举和沈醉，沈醉的回忆录中是不会写的，但是收发股前期归总务处管，邓应该是沈的部下）当众揭露：“周养浩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暴女囚的色鬼！”
周养浩在事实面前只得点头承认，从此专心窥探各种签字材料，结果在一份拟判他死刑的材料中，看到了沈醉的签名，于是又跟沈醉变成了乌眼鸡。
周养浩用小板凳要把沈醉脑袋打开花，徐远举在一旁煽风点火架秧子，其用心读者诸君都能看穿：沈醉被周养浩打死，周养浩也得枪毙，“军统三剑客”只剩他一个，他的很多罪行就不会被揭发了。
“军统三剑客”在战犯管理所如何互相举报、撕咬，很多人都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咱们接下来看看那个胆大得令人脸红的女特务阿美娜。
阿美娜其实也不是那日本女特务的真名，有时候她还叫阿米娜，其原名叫三条美寿子， 《新疆地方志》中专门有一篇《日本女间谍三条寿美子在华罪恶活动史》，说的就是那个化名阿美娜的女特务。
阿美娜是1953年被重庆公安机关抓获的，经审讯得知：三条寿美子生于1920年，1939年经日本军部筛选后派往中国西部，并与一个叫乌斯曼的人结婚。
阿美娜公开身份是伪满驻呼和浩特（绥远省省会）办事处办事员，实际直属于关东军特高科，日本投降后，乌斯曼和阿美娜又被军统招揽。
1949年8月，阿美娜潜入重庆，用军统给她的三十根金条为经费展开活动，开裁缝铺的时候改名徐美娜——这就是她为什么既叫阿米娜又叫阿美娜的原因。
阿美娜被逮捕的时候已经三十三岁，孙曙的回忆录，有些文字还真必须改动一下，如果全文照录，就不是战犯管理人员和读者诸君脸红，而是大家看不到这篇稿子了：“三十多岁的日本女间谍阿美娜，在西北用色相搞分裂活动，在松林坡看守所故技重演，在监舍内光着上身，一会儿喊：‘报告！我要草纸。’一会儿喊：‘报告！我要歌单……’”
草纸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歌单”是啥，笔者可就真闹不清楚了。
日本女间谍的手段，在管理人员面前当然不好使，她和周养浩、俞昌冶（“国防部二厅”特务，郑介民那一伙的）都被戴上了械具单独关了一段时间——周养浩不要想美事，他（们）是分别关押的，根本就见不到面，阿美娜专有女管教干部管理。
阿美娜是戴械具是因为不穿半点上衣，俞昌冶是因为把违禁物品藏于鞋底，周养浩则是因为在西装垫肩里藏了二两黄金——只要不私藏，是可以交给管理人员后还归他自己使用，用的时候请示一下就行了，周养浩偏要自作聪明违反规定，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眼看着沈醉有十两上缴的黄金，逢年过节申请用来买香烟糖果，他却只能蹭吃蹭抽。
特务就是特务，被抓后依然恶习不该，互相掐架，鲜廉寡耻，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回忆录，肯定对周养浩、阿美娜这类中外特务、间谍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这一男一女两个家伙，是应该特赦，还是应该让他们跟杨进兴、徐贵林一起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