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主演的新片《向阳花》上映后，引发了不少讨论。
许多人称赞其为赵丽颖表演的巅峰之作，认为影片展现了在困境中闪耀的人性光辉，这与赵丽颖本人坚韧的特质颇为契合。
影片中一些情节的处理方式，特别是涉及女性角色的部分，再次触碰到了观众敏感的神经，让人不禁思考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
影片中，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因传播不雅物品入狱，出狱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去KTV陪酒。
这段经历被镜头细致地描绘，包括一些若隐若现的暴露镜头和她在工作中遭受的屈辱。
例如，她被无良经理诬陷偷钱，甚至面临当众搜身的羞辱。
女主角从最初的急切辩解，到最后近乎破罐破摔地扯开衣领自证清白，这一幕让部分观众感到强烈的不适。
这种不适感并非孤例。
回顾赵丽颖近年的作品，似乎总难逃相似的窠臼。
《第二十条》里，她饰演的郝秀萍长期遭受村霸欺凌，甚至面临猥亵威胁，镜头特写了她颤抖的手和被撕扯后凌乱的衣衫，放大了角色的无助与恐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电影《浴火之路》中。
赵丽颖扮演一位被拐卖的女性，在黑暗的小巷里，买家粗暴地撕扯她的衣服。
尽管这个画面可能只是一闪而过，但其带来的窒息感和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依然清晰地传递给了观众，让人心头一紧。
而在《乔妍的心事》里，黄觉饰演的角色沈皓明对乔妍进行威胁，甚至发展到性侵未遂的情节。
一些观众反映，拍摄手法和画面呈现出的肮脏感，不仅体现在环境和其他角色上，连带女主角乔妍也显得灰头土脸，这种处理方式令人感到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不适。
这些“被侵犯”的戏份有一个令人在意的共同点：它们往往并非推动故事核心发展的关键情节，却常常被镜头格外“关照”。
缓慢推近的肢体特写，仰拍视角下施暴者投下的阴影，甚至背景音里夹杂的女性喘息声，这些视听语言的运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男性凝视”的视角。
所谓的“男性凝视”，通常指在由男性主导创作的语境下，通过镜头语言将女性客体化，其形象和遭遇被塑造为满足男性观众窥视欲或审美偏好的对象。
在这种视角下，女性的痛苦和挣扎有时会被异化为一种可供观赏的“奇观”，而非引发共情和反思的媒介。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影视行业在女性叙事上可能存在的集体无意识。
当男性导演和编剧占据创作主导地位时，女性角色的经历，尤其是痛苦的经历，有时会不自觉地服务于男性角色的成长弧光，或者成为展现男性力量和正义感的背景板。
以《第二十条》为例，郝秀萍所承受的巨大屈辱和反抗，最终成为了推动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实现个人觉醒和职业突破的关键催化剂。
她的苦难在叙事功能上，似乎优先服务于男性主角的塑造，而非角色自身的独立价值。
类似地，在《浴火之路》中，被拐女性的惊险逃亡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衬托男性警察角色的英勇与高光时刻。
在这种叙事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和遭遇，其主体性被削弱，更容易沦为男性英雄主义叙事的附属品或注脚。
这种创作倾向并非针对某一位演员。
赵丽颖本人或许也处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中。
她在采访中曾多次表达，希望挑战更具力量感的女性角色。
现实情况是，市场和资本递到她手中的所谓“大女主”剧本，往往依然包裹在陈旧的、以血泪和被侵害为看点的叙事框架内。
因此，观众对于这些情节感到的不适与反感，并非指向演员的表演本身，演员的专业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这种情绪更多是源于对创作层面惰性思维和剥削性视角的不满：为什么女性角色的所谓“突破”和“深度”，常常需要通过承受侮辱和侵犯来实现？
难道没有其他方式来展现女性的复杂性和力量吗？
我们或许不应仅仅呼吁“赵丽颖别再接这类片子了”。
因为问题的根源可能不在于演员的选择，而在于整个行业需要反思其对女性苦难的呈现方式。
优秀的悲剧作品应当触及灵魂的深度，引发人们对人性、社会和命运的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肉体痛苦和屈辱的视觉化展示上。
行业需要停止这种对女性苦难的“剥削性开采”。
创作者们应该思考，如何真正地、有尊重地去讲述女性的故事，去探索她们的内心世界、她们的智慧、勇气和真实的成长，而不是反复利用“被侵犯”作为廉价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刺激。
希望未来的影视作品，能够提供更多元、更积极、更具主体性的女性形象。
当再次看到赵丽颖或其他女演员的新片预告时，我们期待的是对角色深度和故事本身的期待，而不是下意识地忧虑：“这一次，她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被伤害？”
那么，你认为当前影视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否存在普遍的“男性凝视”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推动行业创作出更尊重女性、更能展现女性真实力量的作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