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当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还分别致电宋哲元和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7月9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发出通电：“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并指出：“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

8月8日，张闻天和毛泽东给在泾阳县的彭德怀与任弼时发电报，首次提出红军在出兵抗战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8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明确了提出会议日程有三项内容：“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两党问题”。8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和林伯渠从延安南下洛川；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 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从泾阳县红军前方指挥部北上洛川。8月21日，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也经西安抵达洛川。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洛川会议在陕西省洛川县城以北10公里的冯家村。当时，这个地处偏僻、贫苦落后的村子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村边有家私塾的几间房子。这个私塾的主人叫冯建勋，是一位小学教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20日左右，冯家村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提出想借用私塾学校用几天，并请冯建勋老人写了标语。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的肖劲光。开会那几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村子里。当时，村里的老百姓，谁也不认得毛泽东这些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只知道这些人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外地打工的或者做生意的，所以也就不管不问，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村子距离当年红区和白区分界线界子河只有数公里远，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为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选在这里召开呢、这是因为，这个小村庄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有沟壑，除过一条大路外，还有几条乡间小路，距界子河只有几公里，河以北就是红区，便于随时撤离。这可以说占有“地利”优势。最关键的是“人和”，就是张学良部67军和共产党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洛川的老百姓虽说身处白区，但心向共产党，洛川人的“不好事，不惹事”的憨厚品质使得中央决定把会议地点确定在冯家村。当时，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

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正如会后不久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会议还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主要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等等。

会议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要解决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打仗问题。也就是“朝哪走”的问题。定下方向朝哪走后，还要解决“怎么走”的问题，也就是实现这一路线的具体纲领、政策和行动方针、基本任务。朝哪走的问题很好解决，对于打日本鬼子，建立“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取得最后的民族战争胜利的大方向，大家都一致同意。关键在“怎么走”的执行问题上，大家出现了很多分歧。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单概括为“八路军怎么打仗。解决现实的问题，一定要用符合现实的手段去解决。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在党政军内部，推行贯彻自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凡人畏果，智者畏因。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回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8月22日的发言中，毛泽东明确强调，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如何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毛泽东把“消灭敌人”的固有目标转化为了“发动群众”。这一破局方法，完美解决了八路军在抗日初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日益严峻的抗日形势与八路军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八路军的群众工作做得越好，抗日贡献越大。八路军越是在敌后战场与小鬼子抢资源、抢人口、抢粮食、搞破坏，让小鬼子无法形成战争正循环，处于持续战争亏损状态。八路军在敌后越发展，就越抗日。

实行毛泽东的路线，好处无穷：一是我们搞敌后游击战，就相当于将抗日战争一分两半，蒋介石占一半，我们占一半。这样就避开了蒋介石的干扰，有了独立自主的事实基础。 二是我们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主动入虎穴，虽不与日寇正面交锋，却也惊险万分，危险和艰难程度并不比正面战场轻松多少。说明八路军是不怕死的，是英勇的，是抗日的。解决了道德问题和人心问题。 三是八路军独占敌后战场，虽然危险，但获得了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的机会，可以毫无干扰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力量。这样就有更多力量抗日，人民被组织起来了，抗日也就成功了。

洛川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确立了共产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洛川会议吹响了八路军抗战的进军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勇于奋斗、敢于牺牲，发动群众、善于作战，使抗日战争显现了抗日游击战的鲜明特点。

可以说，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会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