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茨涅茨曲线在古代 中国不成立（宽泛的说，古代中国指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我们发现，在源 远流长的、由多个连续朝代组成的中国历史中，收入差距在每个朝代内部都表现出一个“U” 型（或者更准确地说，“勺子”型）。

因此，当收入差距持续增加，战争因而发生，一个新的 朝代取代旧的朝代。在我们关注的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该周期重复了至少十次。

我们认为两个重要的事实能帮助解释为什么“U”型的不平等在古代中国重复发生。首 先，从公元前 221 年（秦朝的建立）到 1949 年，中国经济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

因此，古 代中国的经济可以被看作是处于马尔萨斯时代。在马尔萨斯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保持 不变。人们的生活水平长期的停滞的原因是，人们主要依靠耕地来生产生活产品 – 粮食。

根据马尔萨斯预防性机制（Malthus, 1798），更多的耕地将带来更高的出生率，从而阻碍经 2济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只会短暂提高，然后落回原来水平）。

至少在每个朝代里，农业上 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且完全由人均耕地决定。 其次，秦朝的建立表明了封建制度在古代中国的确立。

因此，古代中国有一个独裁的 政府。皇帝就是独裁者。没有民主，因而没有分权带来的对于政府的限制。因此，收入的重 新分配、以及对抗腐败（来自政府官员或者地主的兼并土地）的努力就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偏 好和能力。

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是在战争中通过推翻上一个朝代而获得权力。因此，开国皇 帝总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且他通常痛恨收入不平等，并用收入不平等作为推翻上一个朝代的 理由。因此，他会将耕地重新分配给穷人。

因此，收入不平等降低，出生率、进而总人口随 之增加。在古代中国，通常是皇帝的大儿子在老皇帝去世后继承皇位。但是，皇帝的大儿子 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早晚有一天，腐败发生，从而穷人失去土地，不能存活下去，更不要 说传宗接代了。

当更多的耕地集中于地主之手，收入不平等增加，出生率、进而总人口随之 减少。当收入不平等增加到一定程度，或者一个有力的领袖出现，战争爆发，通常一个新的 朝代建立起来。

即使皇帝最有能力的儿子继承王位，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延迟、而不能避免王 朝最终的覆灭，正如中国古话阐述的：“历史总是重复自己。”

该“U”型的收入不平等解释了中国两千多年农业文明中的历史周期律。但是我们论文 的主题更加一般化。古代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或许部分的由中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特质解释。

但是该特质在其他民族和国家或许同样存在，如同卢梭（1762）在他的旷世之 作《社会契约论》里阐述的。在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的治理腐败，避免财富 的集中（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呈现“U”型，而不是倒“U”型），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 被怀疑。迟早，人们会起来推翻政府。

如果没有民主，通常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从中国历 史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希望获得和平和繁荣，它最好更平均的分配收入。

最后，我们的分析里肯定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点燃人们对于收入 分配的兴趣，如同库茨涅茨铿锵有力的说明研究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 因为这个[收入]分配是这样的一个焦点，经济体系的运作强加于社会里每个活生生的 人，为人而运作，通过人而运作，因此，它是理解人类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储蓄者的反应 和行为特征的重要数据点。

自然而然的，对于该主题的更好的知识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不 仅在它本身，而且作为更多的了解社会在短期和长期运作的重要一步。

如果没有对于收入结 构趋势和决定该趋势的各种因素的更好了解，我们对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都会受到限 制；且如果国家宏观变量的时间变化没有转化成各种收入组成部分的收入份额的变动，那么 我们从观察这些国家宏观变量的时间变化中得到的洞见就会是有缺陷的。”

研究古代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约束是数据的限制。幸运的是，很多历史书籍记载了古 代的经济、文化和人口事实。

人口事实也许是我们能从历史书籍中找到的最一致的数据。我 们从百度文库里找到了很多历史爱好者上传的、摘自中国古代历史书籍的人口统计数据。

对 国人而言，最出名的就是可以堆满一个一米宽的书架的《二十四史》。我们感谢这些匿名的 历史爱好者提供的、覆盖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公元前 2146 年的夏朝到今天）的人口统 计数据的 excel 文件。

中华文明在公元前 2146 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文字记载。 在本文里，我们只考虑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644 年（明朝结束的年份）这一时间段。

原因上面已经有所提及。公元前 221 年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年份。在这之前，我国属于奴 隶社会。因此，我们只考虑公元前 221 年后的历史。我们没有考虑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 朝代，清朝（1616-1911）。

这是因为清朝不能被简单看作一个封闭经济了。很多研究者研究 了清朝和西方的贸易。因此，农业和工业技术有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流入清朝的中国。工业生 产开始扩张。因此，马尔萨斯预防性机制或许不能很好的应用在清朝。后面附表的总人口数 据也部分证实这点。

在清朝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总人口在各个朝代的最大值一般稳定在五千 万左右。但是，总人口在清朝初期突破一亿，后期突破 4 亿（这是毛主席说的四万万人口的 来源）。

因此，我们只考虑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644 年这一时间段。 从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644 年，我国共出现 17 个主要的朝代。表 1 给出了一些主要朝 代的名称和持续时间。如果我们计数所有的朝代，我国在此时间段出现大约 50 个朝代。

最 短的朝代仅存在 3 年（东晋和后汉）。唐朝是最强大的朝代之一。它持续了 289 年。征服部 分欧洲的元朝只持续了 162 年（1206-1368）。 我们收集到我们关注的主要朝代的数据。我们忽略短的朝代。

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 数据不可得。短的朝代本来持续时间就短，很难有人口统计数据、更别说多年的人口统计数 据了。其次，研究长时间尺度的收入分配，我们需要时间跨度至少一百年。

否则我们的分析 就没有多大意义。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在短时间内都难以快速变化。 4 在表 1 里列出的主要朝代里，我们只有其中四个朝代的数据，它们是东汉（25-220）、 唐朝（618-907）、宋朝（960-1279）和明朝（1368-1644）。即便对于这四个朝代，我们也只 是有某些年份的数据。

收入不平等的代理变量和它们的特征 我们没有计算古代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但是在农业社会，在每个朝代内部，人们生活水 平没有向上或者向下的趋势。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收入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我们有每个朝代某些年份的人均户数、总人口和每户平均人口的数据。根据这些人口统计数 据，我们建立如下的收入不平等的代理变量。 在马尔萨斯时代，耕地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耕地的分配作为收入 分配的代理变量。

尽管如此，耕地分配的数据也不可得。不过，如同前言里提及的，在马尔 萨斯时代，人们的生育选择、进而总人口是由生产存活产品 – 粮食 – 所必不可少的农业资 源决定，如同马尔萨斯阐述：“ 人口的力量比地球为人类提供存活物质的力量要无穷的大。人口，在没有限制的时候， 以几何级数增加。存活物质只以算术级数增加。对于数字稍微熟悉的人都能明白第一个力量 比第二个力量的绝对占优。”

由马尔萨斯陷阱支配的农业社会，总人口应该由耕地的数量决定。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 史，耕地的数量至少在每个朝代里基本上保持不变。

因此，每个朝代的人口应该保持不变。 前面已经提及，在清朝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总人口在各个朝代的最大值一般稳定在五千万左 右。这证实古代中国的确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当耕地（马尔萨斯时代的主要收入来源） 分配不平均，总人口就会萎缩。

这是因为，当更多的农地被地主（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纯 粹的地主）攫取，穷人就只有更少的耕地。因此，穷人能够养活的孩子的数目不可避免的减 少。总人口自然就萎缩。这是因为地主阶层本来就富裕的足够生养他们想要的数目的孩子。

更多的财富对于地主阶层的生育行为没有多大改变作用。 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用总人口数来推测古代中国的耕地的分配。如同我们分析的， 耕地分配越不平均，穷人（人口的绝大多数）占有的人均耕地就越低。结果是，经济的总生 育率、进而总人口降低。

因此，我们用总人口的倒数来作为古代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代理变量。 更平均的耕地分配会带来更多的人口。因此，总人口的倒数越大，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稳健性检验 我们使用了另外一个收入分配的代理变量，来检验我们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前述分析，在古 代中国，更平均的耕地分配会对穷人有利。

因此，每户的平均人口也应增加。因此，每户的 平均人口的倒数应该也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成正比例关系。 使用这个收入分配的代理变量的结果表明，其在每个朝代内的时间特征和上面得出的类 似。

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在每个朝代的开始总是下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平等程 度开始增加，且停留在一个高的水平。我们没有汇报该结果，但是读者可以自己验证该结果。

我们发现，在由多个连续朝代组成的古代中国，每个朝代内部，收入差距都呈现出一个“U” 型。因此，当收入差距增大到一定程度，战争发生，通常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从而一个新的 周期开始。

该周期在历史上不断的重演。我们在前言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从中国历史中 学到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希望获得和平和繁荣，它最好更平均的分配收入。

但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因此，它追问我们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 一个独裁政府能够实现更平均的分配财富吗？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答案是不能。不平等在 每个朝代内部总是“U”型的。

因此，早晚人们会推翻旧的朝代。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我 们或许需要从卢梭和孟德斯鸠（1748）那里汲取智慧：为了人民的福利，通过分权对政府进 行限制。独裁者不能够保证永久的和平和繁荣，但是民主能够，尽管民主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中，人们要做到“以史为鉴”，或许需要依赖领导者 和大众的集体共同智慧来找到一条通往民主和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