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胡适先生晚年的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同样是那个时代耀眼的新青年，为何会有如此评价？今天咱就来扒一扒，两位时代大咖的“爱恨情仇”和他们选择的救国道路。
话说，20世纪初那会儿，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青年》杂志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迷茫的青年。
胡适，那可是从美国“海归”回来的北大教授，思想那是相当的前卫，引得无数青年学子争相追捧，成了《新青年》的扛把子之一。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文章，给当时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新窗户。
与此同时，湖南一师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对胡适提倡的文学改良、新文化运动，那是非常认可。他开始意识到，中国要翻身，就得先打破脑子里的旧框框。
1918年，毛泽东跑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这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新人物。通过老师杨昌济牵线，他还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北大牛人。毛泽东的思辨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让胡适印象深刻。胡适还建议毛泽东多关注国内问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寻找出路。
那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去蹭胡适的课，认真记笔记。在毛泽东心里，胡适是他的思想启蒙老师。胡适也觉得，这小伙子，未来可期！
这么说吧，那会儿胡适和毛泽东的关系，那是亦师亦友。他们都觉得中国得变，都向往科学和民主。不过呢，由于经历和文化背景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未来的看法，开始有了分歧。
胡适是改良派，觉得中国可以慢慢地学习西方，搞教育，搞制度，慢慢地就现代化了。
可是毛泽东，在接触到社会底层老百姓之后，开始觉得，光靠改良，好像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得来点更猛的！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的年轻人都燃起了救国热情。那时候，出国留学可时髦了，好多人都想去西方学本事，再回来报效祖国。
毛泽东也动过留学的念头，但是胡适却泼了盆冷水。胡适觉得，留学不是万能的，中国的青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国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的救国之路。
毛泽东跑去问胡适的意见。胡适就跟他说了，留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走的路。关键是要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别盲目崇拜西方。
在北大那段时间，毛泽东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觉得，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不光要学技术，更要了解老百姓的苦，找到一种适合他们的社会制度。
最后，毛泽东没去留学。他和好朋友蔡和森聊了很久，两人决定分头行动：蔡和森去留学，毛泽东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还给老师周世钊写信，说求学关键在于觉悟，不在于去哪儿。他引用胡适的话，说留学就像是个“谜”，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得回到中国来。
1920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搞新民学会。他的目标，不再只是文化，而是要搞社会革命。他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推动社会变革。
在《湘江评论》里，毛泽东宣传社会改良和思想启蒙。他的文章接地气，观点犀利，深受年轻人喜欢。而胡适呢，还在北大教书，继续搞他的“渐进改良”。他觉得，中国要靠科学和民主，不能搞暴力革命。
一开始，胡适还挺支持毛泽东在湖南的行动。当《湘江评论》被压制的时候，胡适还在自己的《每周评论》里声援他。可是，当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搞工农革命的时候，他和胡适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了。
后来，国共关系也变了。胡适的思想越来越靠近国民党，想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加入国民党的议会政治。他觉得，如果共产党能和国民党公平竞争，搞英美那样的民主，中国的未来会更好。
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国民党太独裁了，光靠选举没用。
所以说，胡适的改良主义，在当时显得有点理想化。而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则越来越清晰。通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成功，他明白了，要靠老百姓的力量，搞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就这样，他们俩的思想分歧，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胡适觉得毛泽东太激进，毛泽东觉得胡适太天真。胡适和国民党越走越近，成了旧秩序的维护者，而毛泽东则带领共产党，走上了一条革命的新道路。
这场思想之争，最终以历史的方式结束。胡适的改良主义成了少数派，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住在美国，成了国民党的代表人物，他对新中国很不满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被问到和毛泽东的关系。他轻描淡写地说：“他不是我的学生，当年在北大，他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以他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
胡适这句话，说得挺轻松，但背后却有很多含义。一方面，毛泽东确实不是胡适的学生，他更多是靠自学和实践。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成功，挑战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让他难以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道路。“考不上北大”这句话，既是撇清关系，也是对两人思想分歧的一种委婉表达。
毛泽东听到胡适的评价，只是笑笑，没有回应，也没有责怪。他明白，胡适主要是不认可他的革命道路，而不是针对他个人。
虽然毛泽东没说什么，但他的朋友罗章龙却替他辩解说，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没考北大，不是因为他没本事，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北大的课程和制度。
毛泽东觉得，北大的教育太老套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融入中国社会，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罗章龙的解释，说明了毛泽东年轻时的思想深度，也算是回应了胡适的说法。
毛泽东对胡适的评价，则显得很宽容。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新青年》的推崇，还说胡适、陈独秀的文章是他的思想启蒙。他说：“我在师范学院念书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楷模。”
就算后来和胡适的立场不一样了，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他没有否认胡适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也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贬低胡适的文学成就。在一次和哲学家的讨论中，毛泽东还说，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观点比蔡元培更有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想邀请胡适回国，希望他能为国家建设出力。他通过曹聚仁等人给胡适带话，表达了他愿意接纳胡适回国的诚意。但是胡适拒绝了，选择继续留在海外。
总的来说，胡适和毛泽东的关系，既有私人感情，也有思想斗争。他们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他们的道路不一样，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