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刘禄曾赴美访问，聚会上被一餐厅老板认出：我当过您的俘虏

1979年春天，刘禄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一家中餐馆就餐时，一位白发苍苍的餐馆老板忽然跑来认出了她。＂您是刘翻译吗？＂老板激动地问道，＂在朝鲜战场上，我曾是您负责教育的战俘之一。＂刘禄曾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一时间思绪万千。二十多年前的战场上，她曾遇到过无数美军战俘，他们中有人悲观绝望，有人执迷不悟，也有人最终幡然醒悟。而眼前这位餐馆老板，当年又是怎样一位战俘？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为何二十多年后重逢，这位老人会如此激动？战争年代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将如何被揭开？

一、初到战场：从大学生到战地翻译

1950年秋天，刘禄曾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英语专业。一天，学校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学生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会议结束后，刘禄曾第一个跑到团支部递交了申请书。

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刘禄曾在校期间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她不仅精通英语，还自学了日语和朝鲜语。这样的语言基础，让她很快通过了军方的选拔考核。

1951年初，刘禄曾和其他30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开往朝鲜的列车。到达志愿军司令部后，她被分配到了战俘管理部门。起初，她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各类文件和战场情报。

但随着美军战俘数量的增加，前线急需更多翻译人员。当时的战俘营中，大多数美军战俘都不通中文，而能说流利英语的中国军人又极其稀少。这种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了对战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禄曾接触到了几位美军战俘。她发现，这些年轻的美国士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和工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刘禄曾意识到，只要用适当的方式与他们沟通，这些战俘并非无法感化。

于是，她主动向上级请缨，要求到前线战俘营工作。考虑到她是一名女性，上级起初并不同意。但刘禄曾据理力争，表示战俘教育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工作态度，这些恰恰是女性的优势。

经过反复考虑，上级finally同意了她的请求。1951年春末，刘禄曾正式成为一名战地翻译，负责对美军战俘进行教育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她开始系统学习相关的军事知识和心理学知识。

在前往战俘营的路上，刘禄曾遇到了一次空袭。美军飞机在低空盘旋扫射，她和同行的战友不得不在防空洞里躲了整整一天。这次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更加坚定了要做好战俘教育工作的决心。

到达战俘营后，刘禄曾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她负责的是一个收容了200多名美军战俘的营区。这些战俘来自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有城市青年，也有乡村农民；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初中辍学者。面对如此复杂的群体，她开始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二、战俘营中的特殊使命

1951年夏天，刘禄曾在战俘营的第一个任务就遇到了巨大挑战。一名叫托马斯的美军上尉拒绝配合任何工作，甚至煽动其他战俘对抗管理人员。面对这种情况，刘禄曾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她每天都会带着一份英文报纸去看望托马斯，与他讨论报纸上的国际新闻。

通过这种方式，托马斯逐渐放下了抵触情绪。在一次谈话中，他透露自己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家庭，参军前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这个信息给了刘禄曾一个重要启发：每个战俘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制定教育方案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随后，刘禄曾开始对营区内的战俘进行分类管理。她将200多名战俘按照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兴趣爱好分成不同小组。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战俘，她准备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讨论材料；对于来自农村的战俘，她则着重介绍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成果。

这种分类教育方式取得了显著效果。到1951年底，托马斯带头成立了战俘自治小组，协助管理人员维持营区秩序。其他战俘也逐渐表现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然而，教育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初，一批新来的战俘中有几名特种部队士兵，他们经过专门训练，对任何形式的教育都采取强硬抵制态度。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刘禄曾提出了＂以文会友＂的新方案。

她组织战俘们举办了读书会和文艺演出。在一次圣诞节晚会上，刘禄曾请来了会弹钢琴的中国战士，与战俘们一起演奏了《平安夜》。这场音乐会成为了营区里的一个转折点，甚至连那些特种兵也开始主动参加集体活动。

1952年夏天，战俘营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名被俘的美军军医。这位军医在营区里发现了几例严重的肺结核病例。刘禄曾立即向上级报告，申请了专门的医疗物资。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她协助军医组建了临时医疗站，挽救了多名重病战俘的生命。

这一事件让战俘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政策。许多战俘开始主动找刘禄曾谈心，讲述他们的参战经历和家乡往事。通过这些谈话，刘禄曾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也更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到1952年底，刘禄曾负责的营区被评为模范营区。她总结出的教育方法，如＂因人施教＂、＂以文化人＂等，被推广到其他战俘营。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影响下，许多战俘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有的甚至写信回国劝告亲友反对战争。

三、关键突破：感化顽固战俘

1953年初，刘禄曾遇到了她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一群来自美国南部的战俘，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对立，对营区的教育工作表现出极大的敌意。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中尉，他曾在密西西比州担任过民兵队长。

威廉姆斯不仅自己抵制教育，还在营区内散布各种不实言论，导致部分战俘拒绝参加集体活动。面对这种情况，刘禄曾决定改变策略。她注意到威廉姆斯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下棋。于是，她邀请营区里一位精通国际象棋的中国军官与威廉姆斯对弈。

通过棋局交流，威廉姆斯的态度开始出现松动。在一次对弈后，他向刘禄曾提出想了解中国的古代军事史。刘禄曾抓住这个机会，为他准备了孙子兵法的英文译本。威廉姆斯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常与其他战俘讨论书中的智慧。

这个突破口带来了连锁反应。1953年3月，刘禄曾在营区开展了一项创新活动：让战俘们编辑自己的英文报纸。威廉姆斯被推选为主编，负责收集和整理战俘们的文章。这份名为《和平之声》的报纸，很快成为战俘们表达思想的重要平台。

同年5月，营区迎来了一次重要转变。一位非裔美军战俘在文艺演出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讲述了他在美国南部遭受歧视的经历。这首诗深深触动了威廉姆斯，他在当晚主动找到刘禄曾，表示要向那位战俘道歉。

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刘禄曾组织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她邀请中国作家来营区讲述抗日战争的故事，组织战俘观看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纪录片，还安排他们与中国农民进行交谈。这些活动帮助战俘们建立了新的世界观。

1953年夏天，营区开始了一项创新尝试：成立战俘互助小组。在威廉姆斯的带领下，有文化的战俘为其他人教授知识，会乐器的教别人唱歌，懂医术的负责照顾病号。这种自我管理模式极大地改善了营区的氛围。

到了1953年底，营区里的对立情绪基本消除。威廉姆斯在《和平之声》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反思自己过去的偏见。更令人欣慰的是，当得知一些战俘因思念家乡而情绪低落时，他主动组织了心理辅导小组。

这段时期的经验被总结成系统的教育方法：首先要找到突破口，了解每个战俘的特点；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战俘自己意识到问题；最后要搭建平台，使他们能够主动改变。这些方法不仅在其他战俘营得到推广，也为日后的战俘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历史见证：战俘遣返工作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随后，中国政府立即着手准备战俘遣返工作。作为最资深的战俘管理人员之一，刘禄曾被任命为遣返工作组的核心成员。

遣返工作首先面临的是文书整理。每个战俘都需要详细的个人档案，包括健康状况、家庭地址和在营表现等信息。刘禄曾带领工作组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两百多份档案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1953年8月初，第一批遣返名单公布。当天，营区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威廉姆斯代表战俘发言，他提到了在营区里学到的中国象棋、写得一手毛笔字的史密斯，以及教会中国战士唱《友谊地久天长》的杰克逊。这些细节生动地展现了战俘营里的人文交流。

为了确保遣返过程的顺利进行，刘禄曾制定了详细的交接方案。每批战俘都配备专门的翻译人员，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医务人员全程跟随，确保危重病人得到及时救治。这些细致的安排获得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在遣返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场景。一位名叫布朗的战俘临行前，将自己创作的一本诗集送给了刘禄曾。诗集里记录了他在战俘营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品尝中国豆腐、学习用筷子吃饭，以及和中国战士一起种菜的故事。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战俘主动要求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他们表示，虽然战争让他们成为俘虏，但在战俘营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有位战俘甚至说，等和平时期一定要带家人来中国旅游。

1953年9月，遣返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一个特殊的请求引起了刘禄曾的注意：几名战俘希望能带走自己在营区创作的作品，包括书法作品、木刻画和手工艺品。这个请求获得了批准，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了他们向家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见证。

遣返工作持续到1953年底。在最后一批战俘离开前，刘禄曾组织了一次特别的文化展览，展出了战俘们在营区创作的艺术作品。展品中包括反映营区生活的油画、描绘中国风景的素描，以及用英文写的中国诗歌翻译。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战俘们在中国的特殊经历。

临别时，一位年长的战俘对刘禄曾说：＂战争让我们相遇，但和平会让我们再相见。＂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战俘营的历史档案中，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见证。整个遣返过程的顺利完成，不仅展现了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立场，也为日后的国际交流埋下了友谊的种子。

五、战后岁月：意外的跨国友谊

1954年春，刘禄曾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寄信人是曾经在她负责的战俘营里待过的托马斯。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回国后的生活：他已经重返大学完成学业，现在在一所高中教授历史。更令人注目的是，他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介绍在中国战俘营的经历。

这封信开启了一段跨越国界的通信往来。随后几个月里，陆续有其他前战俘给刘禄曾写信。威廉姆斯在信中提到，他已经成为一名民权活动家，正在南部各州进行演讲，呼吁消除种族歧视。他说，正是在战俘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平等与尊重的重要性。

1956年，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布朗把在战俘营期间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战俘营札记》。这本诗集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不少评论家认为这些诗作展现了战争的另一面：人性的光辉。布朗将这本诗集的第一本签名本寄给了刘禄曾。

到了1958年，前战俘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络网。他们定期通信，交流各自的生活近况。有的人成为了教师，有的从事新闻工作，还有人投身和平运动。他们经常在信中回忆战俘营的点点滴滴：集体劳动的场景、文艺演出的欢乐、以及与中国官兵之间的友好互动。

1960年代初，一个特别的项目引起了刘禄曾的关注。史密斯在美国创办了一个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专门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协会里展示了自己在战俘营学会的书法作品，还定期举办中国茶艺展示活动。这个协会后来发展成为推动中美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1965年，杰克逊完成了一部纪录片《我在中国的日子》，用镜头记录了他寻访战俘营旧址的journey。影片中，他采访了当年照顾过战俘的中国医生、教过他们中文的老师，以及一同劳动过的农民。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多个电视台播出，为美国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

到了1970年代，这些前战俘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人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有人发表演讲和文章，还有人致力于消除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和偏见。

1972年，在中美关系解冻的大背景下，一群前战俘组织了一次回访活动。他们重返当年的战俘营，见到了昔日的管理人员，参观了保存完好的营房和活动场所。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们向中方赠送了一本特别的相册，收录了他们这些年来为促进中美友好所做的努力。

这段始于战俘营的特殊情谊，见证了两个民族如何在战争的创伤中发现人性的光芒，也记录了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战俘营的故事，最终转化为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友谊传奇。